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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2/12/26 9:31:24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居中国漫长海岸线的中心,面临浩瀚的海洋,背负长江中下游之广阔腹地,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上海松江府华亭县境内的漴阙(今上海市奉贤县境内漴缺),设立江海关,正式以“海关”两字设置机构,取代上海地区数百年的“市舶司”管理体制。康熙二十六年江海关因公廨狭窄,移驻上海县城宝带门内(今南市小东门内)。

江海关始设初期,其业务辖区,包括当时江苏境内所有出海口,下设24个分卡,分布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和泰州、通州(今南通)等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上海、厦门、宁波等口岸,只准用中国船舶运输进出口货物。江海关自此只征本国民船贸易关税,即华税或常税。自康熙设置海关,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50余年中,广州口岸每年进出口货值或征收关税总额,长期居于首位,自然形成了当时对外贸易中心地位。鸦片战争之前的江海关,行使着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职能。在税收方面,先期实行定额税制,后期逐渐演变为包税制。定额税制或包税制,一方面使清政府的财政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税制不健全、管理分散、政治日趋腐败,这也为官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增加商民税负提供了机会。虽然弊端颇多,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江海关毕竟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实行五口对外通商。第二年又被迫与英国签订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协定关税税则《1843年税则》。《税则》把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降低58%~79%,中国海关从此丧失关税自主权。道光二十四年,美、法两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有类似内容的《中美(中法)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海关税则。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样,中国政府必须得到外国侵略者同意,才能修订税则。

道光二十三(1843年11月17日),江海关设盘验所于洋泾浜北面(今延安东路外滩),接受外商进出口货物的申报和纳税手续,标志着上海口岸从此日起,正式辟为对外商埠。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蜂拥进入上海办洋行、辟租界。道光二十六年,道台宫慕久在英国领事巴富尔的威胁引诱下,把办理进出口税务的海关关署搬到英租界的中心区——外滩,设江海北关于北门外头坝(今汉口路外滩),办理洋商征税事宜,俗称新关。原有海关(今南市小东门外),称江海大关,仅办理华商海船进出口税务。同年,江海关业务辖区包括:沿海自浙江省乍浦至山东省黄河老口,沿江至南通狼山,下设南卡于黄浦江烂泥渡,北卡于苏州河新闸桥,以及长江北岸天生港分卡,共三处。虽设关卡多处,走私仍出现猖獗势头。在鸦片禁止进口的情况下,道光二十七年,私运进入上海口岸的鸦片达1.65万箱,值834.944万银元,占全国消费量的49.6%。道光三十年和咸丰元年(1851年),上海相继破获走私大案。咸丰元年,由清政府制订、道台吴健彰颁布的《海关规则》10条,规定商船载运进出口货物必须向海关申报,并经海关检查和缴纳关税后,进出口货物才可放行。自此,基本确立了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监管的制度,即申报、查验、征税、放行四个环节。

清政府下令道台颁布海关制度和规章,屡遭英、美、法等国领事和外国商人的刁难而失效。咸丰三年(1853年9月),英、美、法等国领事又乘道台吴健彰在上海县城被小刀会擒获之机,竟通知江海关不能继续在租界办公,英国以“中国政府不能在租界内收税”为借口,用武力逼迫江海北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同年,愤怒的上海人民一举捣毁了江海北关大部分建筑,并把搜获的枪支交给小刀会。英国侵略者又以“保护”为名,马上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斯巴达人号”军舰上调集士兵武装占领了江海北关。道台发出“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的通告,并即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收到吴健彰的照会后,当天予以拒绝。当时上海县城在小刀会手中,江海北关在英国的枪炮刺刀之下,吴健彰被逼迫得无处设立海关办公地址,只得先后临时设立“水上海关”、“苏州河北岸办事处”和“闵行镇”、“白鹤渚”两个关卡,都遭到外国领事的刁难。外国商人驾驶商船进出港口,拒绝海关检查,拒付关税。外国侵略者看到吴健彰走投无路,便以英国领事为首,策划一个“海关引用外人负责帮办税务”的阴谋。咸丰四年(1854年6月29日),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达成由“三国各推一人帮办关务”的协议,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从此,江海关行政管理权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在他们直接控制和监督下,重新设立以洋人管理海关为主的江海关,又称洋关。

外国侵略者控制江海关后,便着手图谋进一步控制中国其他海关。咸丰八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之后又被迫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条约》内订有“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适用于各通商口岸”的条文,这就把江海关洋人管理关务的制度,推向全国海关。《条约》还订明:“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咸丰九年(1859年5月23日),南洋通商大臣何桂清任命英人李泰国,为总管新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总税务司署设于上海。李泰国指派德都德为江海关税务司。至此,三国关税管理委员会自然消亡,洋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正式在上海确立。在以后的短短三四年内,江海关这套半殖民地海关制度,被迫迅速推向全中国14个通商口岸海关。同治二年(1863年9月12日),赫德受总理衙门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兼管汉口、九江、镇江和宁波诸海关。总理衙门因李泰国擅自与英海军官佐阿思本签订“李阿合同”,免去其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继任。

自五口通商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根据《海关贸易统计》资料,从同治五年至同治八年的4年中,全国进出口货值总计为54025.407关平银两,上海平均每年进出口货值占全国的89.96%。同期内,全国口岸海关征税总额为36974.012关平银。江海关征税总额为9649.451关平银,平均每年征收关税占全国的26%。上海口岸不仅进出口货值、征收关税总额居于全国之首,而且总税务司将许多制度和规章先在江海关试行,然后再推广到全国海关。李泰国任职期间,曾在江海关推行免重征凭证制度、存票制度。赫德任职期间,亲自拟订或由其批准认可的《江海关查扣案件条款》、《通商各口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总务课办事规程》、《新关内班诫程》、舱单制度、轮船常年保结制度、保税关栈制度、三联单制度、红箱制度、税则归类制度、验估制度等,也都先在江海关试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按《辛丑条约》规定,江海大关和吴淞分关两个常关划归江海关。又规定,50里内常关的收入抵还赔款,各地常关按定额分配汇集江海关。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以英国为首的债权国,借口中国国内发生战争,所欠外债缺乏按期偿付本息,决定扣留中国关税,交外国银行保存,由总税务司代付债款。从此,中国海关又丧失税款收支权,使海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性质。同年,税务司向领事团建议,江海关税款存入汇丰银行“总税务司帐”下,以偿还债款和拨付经费。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下旬,政府与外交使团协议,各口岸海关税款,汇集江海关,以保证对外承担的义务。2月上旬,总税务司署授权税务司向上海各国银行联合会,提供外债帐目结算报告,规定厘金偿债部分不足时,可动用关税。10月中旬,总税务司署通令各口岸海关,将净存税款每星期汇交江海关,作归还债赔用。翌年1月,汇丰、德华、道胜三家银行正式收存关税。江海关行政业务主要职责:对进出口货物、运输工具、行邮物品以及通商口岸与内地来往货物的监督管理;征收进出口关税、附加税费等;查缉和处理走私;编制海关统计;总税务司署指示管辖或包揽的其他事项。江海关上述的职责及管理制度,属于半殖民地海关性质。外国侵略者,出于控制海关、干涉和侵略中国政治、经济之目的,把西方国家海关管理制度即洋关制度,运用和渗透到中国,使中国海关不能自主、不能独立。另一方面,洋关制度建立之后,对上海口岸遏制走私、防止偷逃关税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9年江海关验估课正式成立,当年又编写成《江海关关务规程》。总税务司署授权江海关,开办华籍稽查员培训学校。民国11年根据华盛顿会议,在上海召开修订关税的特别委员会。会上普遍对海关估价不满,中国代表团成功地使会议取得一致。会议认为,江海关验估课向各海关传递讯息,并解决估价难题,实现特别委员会关于在上海设置审价核心的建议。民国30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接管江海关和总税务司署,逮捕总税务司梅乐和,派日本人岸本广吉任沦陷区海关总税务司,赤谷由助为江海关税务司。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江海关伪海关长令全体日籍关员,准予特殊退休。9月13日,副总税务司丁贵堂,接管江海关,并办三件大事:恢复执行《1934年进出口税则》;废除转口税和伪政权的税捐;公告宣布金单位和法币比值为1∶20。民国35年政府颁行《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江海关全面实行许可证制度,一切货物进口,都须凭许可证办理。民国37年5月7日,总税务司署下发联合国审定的关贸总协定及所附《关税减让表》。

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方面中国逐步丧失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和税款收支权,另一方面,江海关华员职工为争取关税自主、维护国家利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江海关首先成立“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进而又扩大成为全国海关系统群众组织“海关华员联合会”。江海关职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通过十人团事先的组织推动,以罢工、集会、发表宣言的方式,发动一次全体规模的护关运动,提出的基本口号是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日伪接收海关,这是“为中华民族争国格”的正义行动,立刻得到上海各界人民和海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江海关又成立“海关同人俱乐部”、“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等,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曾在江海关工作过的茅丽瑛烈士,就是上海地区开展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位优秀党员。民国38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江海关地下党以应变委员会名义,组织海关纠察队。5月24日,该队改名为人民保安队。5月25日,清晨四时半,由江海关地下党秘密缝制的长达30余米的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在江海关六楼挂出,同时,一面红旗也在钟楼升起,这是黄浦江畔升起的第一面红旗。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根据“完整接管,逐步改造”的方针,正式接管江海关以及海关总税务司署所属的海务处、浚浦局和海港检疫所。从此,江海关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撤销了原海关总税务司署。12月5日,海关总署在上海设立临时办事处。1950年2月16日,海关总署下令将“江海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接管之时,虽然江海关原有人员大多留用,其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暂时保留下来,但性质已根本改变,成为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新海关。接管不久,就根据海关总署指示精神,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对人事制度、业务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进行逐步改革。上海海关实施《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华东区进出口货物稽征暂行办法》、《管理报关行暂行办法》、《进口货物逾期缴税征滞纳费办法》,并首创《上海港进出口船舶联合检查制度》、《包船负责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主要业务规章相继制订和颁布,上海海关贯彻“继承、改造”的原则,有步骤地对旧海关的制度进行改革,使海关集中力量加强对进出口货物和国际航行船舶的监管,建立以许可证为依据的监管制度,加强税费征收管理,打击走私活动,把海关工作立足点转移到保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来。

解放初期,根据政务院《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上海海关明确了职能、任务,同时解除、移交旧海关时包揽的业务,把上海、宁波、温州的港务和南京的江务等移交给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检查国内邮包业务移交给上海市邮政局;停止代征国内进口洋货浚浦捐;停编国内贸易统计。在人事制度方面,废除旧海关的税务司制度,建立以中共党组集体领导下的关长分工负责制度。经过整编,废除解放前7个课机构,设立货运监管、验估征税、查私、总务、港务、秘书、人事、会计、资料(室)等8科1室机构。

从解放初期至1954年形成了走私浪潮,当时上海口岸逃资、套汇行为十分严重,其活动面广、破坏性大、方式多样、人物庞杂。走私进口的物品主要有手表、钻石、化妆品和西药,出口是黄金、美钞、银元、外币、股票、债券、文物等。上海海关面对严重走私情形,采取有力的查缉方法: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下,先后与公安局、铁路局、税务局、工商局、中国银行、总工会等29个单位订立《查私联系配合办法》;进一步调查研究;成立走私案件处理委员会;组织一定力量查禁货运走私。在做好货运监管的基础上,上海海关编制海关统计,保持了海关统计的连续性,海关统计对于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外贸计划、研究外贸和关税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年起,上海海关执行海关总署指示,基本任务中增加了检查揭发货运事故。1958年3月21日,为扩大反走私宣传,上海海关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反走私展览会”,展期50天,参观者达80余万人次,从解放初至1958年的十年间,共查获走私案9510起,其中重大案376起,私货估值10372098元。1960年,由于“印尼排华”风波,大批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归回祖国。国家对所有归国华侨携带进口的财产、物资采取了“从宽检查,一律免税”政策。上海海关按照海关总署指示,办理了首批归国华侨的进口物品手续。同时,又遇自然灾害,港澳旅客携带、托运、邮寄粮副食品到上海越来越多。经国务院批准,由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开办华侨和港澳同胞粮副食品及其他物品联运进口业务,上海是全国联运物品进口的口岸之一。

1961年起,上海海关贯彻国务院关于各地海关体制下放的精神,海关开始受地方党政和外贸部双重领导,上海海关主要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领导,成为上海市外贸局的组成部分。

1966年8月15日,上海海关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翌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后,上海海关的“造反组织”联合夺权,成立“接管”小组,后又成立“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操纵上海海关各项工作。1968年2月,上海海关革命委员会(筹)成立,当时归口市革委会财贸组领导。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也受国营企业不会走私论点的影响,1967年上海海关奉令停征进出口货物关税、停编海关对外贸易统计,解除对国营外贸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工作重点全部集中于非贸易性物品监管。1969年11月19日,上海海关在上海港第五装卸公司恢复试行对进出口货物的申报、查验、放行工作。1972年8月,全面恢复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任务,并实施《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监管办法》,但海关单独征税仍未进行,海关统计仍未恢复。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翌年1月5日,上海海关九位同志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提出急需恢复海关单独征税建议。1979年4月,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定新时期海关工作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1980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全国海关建制收归中央,恢复垂直领导体制,关税收入统一归中央,关税应由海关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自1980年1月1日起,上海海关正式恢复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单独征收关税,恢复统计,解除检查揭发货运事故工作,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开始转为以监管货物合法进出为主要任务。1985年1月,全国海关关长会议强调要发挥“把关服务”职能作用。198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上海海关依据《海关法》宗旨,明确海关监管、征税、查私、统计四项基本任务。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上海口岸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落实措施,监管上海口岸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上报、执行和承办关税减免退补;查处走私、违规案件,做好复议和应诉工作;编制海关统计;开展关区内的稽查和后续管理工作等。自国务院批准上海市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后,1987年又批准建立上海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翌年12月,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决策,并设立全国起步最早、面积最大的保税区。翌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海关”筹备处,1995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海关”(副厅局级,隶属上海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处级,隶属上海海关)同时开关。随着上海经济振兴,外贸繁荣,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都进行了增编,截止1995年底,上海海关共有职工1846人,机构设置共有1个副厅局级海关(上海浦东海关),13个处级海关,4个办事处,16个职能部门(调查局为副局级)。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海关根据“促进为主,从严治关”精神,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制度的方向,深化改革。

在监管工作方面,实行海关主管,企业自管、社会共管相结合方法,开展“信得过企业”系列活动,经考核分别授予“信得过集装箱监管点”、“信得过保税仓库”、“信得过保税工厂”、“信得过船舶”等称号,改革对船舶沿袭30多年的“驻船监管”为卡口巡视相结合的新型监管方式。上海海关监管现场,实施了进出口货物“红绿窗口”通关制度。凡应证、应税商品和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补偿贸易等货物,由红色窗口接受申报,其余由绿色窗口接受申报,起到了加速验放的作用。在报关大厅开设专门窗口,特事特办。对某些专项重点工程进口货物,优先办理海关手续,做到随报随放。关长安排对外接待日,公开接待和解答海关政策和规定,并带队去郊县调查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状况和趋势,为乡镇企业提供政策咨询。1994年开始,国家对外贸、财税、金融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巩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发展。上海海关逐步建立现代海关制度,不断深化内部改革。1995年,实施了风险分析基础上的企业分类管理制度,推行了MOU工作(合作备忘录制度),制订了规范MOU工作办法。建立联合国贸易网点报关业务,扩大EDI无纸报关试点,加快科技业务一体化进程。行邮物品监管方面,旅检现场由原来“红绿通道”改为“敞开直通式通道”。翌年,又施行“申报通道”和“无申报通道”。对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检查制度进行根本改革,口岸联检单位不再集体登轮办理手续。上海海关邮局办事处吸收国际通行做法,在全市邮电支局设立出口个人邮包收寄点。上海海关针对加工贸易业务中各类“飞料”、倒卖、偷逃税情事的发生,采取了前期把好合同备案关,现场监管把好审单关和查验关,中期核查把好监管加工过程关和后续管理把好合同核销关,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全方位监管。在全关推行稽查制度的基础上,有效开展了专项和常规稽查。上海海关在对进出口货物、物品监管工作中,认真贯彻“促进为主,从严治关”方针,不断改进措施,方便货物合法进出口,方便物品迅速通关,为创造上海地区良好对外投资环境,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排忧解难,开拓进取,努力工作。同时,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严格把好审单、查验、放行等环节,打击走私、违规活动、查处偷逃税案件。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上海海关业务量猛增。以1991~1995年为例,5年中上海海关共监管进出口货总值合计为1608.8亿美元,同期全国进出口货总值合计为10146.2亿美元,占全国16%。5年中监管进出口邮递物品总数为23897701件。

在征税工作方面,依法治税,严格执行“先税后放”制度,对资信好、创利多、无欠税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先放行,后征税”,实行《纳税手册》管理;制订《审价工作实施细则》、《重点商品查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上海海关认真执行国家制订的关税优惠政策,为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服务,在减免税项目中,对绝大部分属于规定明确、政策界限清楚的项目,由海关依法减免;对绝少数模棱两可的减免项目,从上海发展建设实际需要出发,上海海关按照既要保证国家税收,又要促进国内生产原则,积极向海关总署请示,提出减免税的建议。最后根据国务院税则委员会或财政部批复,具体承办减免税手续。1994年以后,国家实行税制改革,上海海关确立了综合治税的指导思想,加强征税基础工作,超额完成海关总署下达的税收任务。上海海关在认真贯彻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关税保护、财政作用以及关税向国际惯例靠拢总原则下,结合上海地区实际情况,宣传和落实国家关税优惠政策,简化征税手续,提高工作效率。1991~1995年,上海海关征税合计514.03亿元,全国海关征税合计为2488.27亿元,占全国的20%。

在查私工作方面,突出重点,认真查处走私大案要案。上海海关把进出口许可证商品和减免税货物作为监管重点,全力查处利用伪造单证非法进出口国家限制商品,利用瞒报价格偷逃关税及倒卖减免税货物等走私违法活动;在旅检现场查获外籍旅客出境走私毒品的案件,认真查处文物、外烟走私、反动和淫秽印刷品、音像制品等。1991~1995年,上海海关共查获走私违规案件3673起,总案值157950万元。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海关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查私干部队伍素质,提高办案工作效率,使上海地区走私势头得到抑制,为大多数合法进出口业务畅开通道,为把好国家经济大门作出积极贡献。

在统计工作方面,统计工作量逐年快速增长。1990年统计报关单38万份,至1994年已达89万份,平均每年增长率为20%。1995年已达107万份。全关区实现统计数据自动采集的工作目标,采集率达100%,形成了各业务现场均能独立完成统计工作,统计处负责再复核,汇总上报全关数据的统计工作新格局,使多年来一直沿用的传统统计方式被现代科技手段所代替。自改革开放起,上海海关统计工作,逐步开发和应用电子计算机手段,建立起全方位的咨询、服务、监督机制。上海海关统计的各类数据资料和统计分析,开始为上海经济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服务,并与有关媒介部门建立协作关系,定期公布海关统计数据,建立开放型统计形象。

在科技方面,上海海关以科技建设先行,加快业务科技的一体化进程。H883通关系统(报关自动化系统)不断完善,开通关税、统计数据库等软件;扩大EDI试点,外高桥保税区联网企业已达13家,机场快件联网企业已有3家,机场通过EDI通关的快件总数已超过70%,预录入联网企业已达44家;货管改革子系统已基本开发齐全,企业档案、舱单核销软件已普遍采用,保税合同管理软件已在稽查处和浦东、嘉定海关应用;微波网初具规模,新建东方明珠微波站,开发区、莘庄、奉贤海关已与总关联网;卫星计算机网络数据传输开通,实现与总署和兄弟海关间的数据传输。

在办公、人事、保卫、监察、审计、教育、财务、行政、党团工会等方面,为保证完成海关任务、为创建上海海关各项管理新水平,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上海海关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令,顺利完成各项职能任务,维护了国家主权。特别自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海关也逐步形成业务工作门类齐全、点多线长、业务量大三个特点。1979年以来,上海海关认真遵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海关总署领导下,坚持把参与、促进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大力支持国家和上海市的重点工程、项目和企业,促进上海的大发展;积极支持上海外贸发展和外贸出口;主动配合改善上海投资环境,不断深化海关业务改革,改进海关工作作风,促进提高贸易效率;认真开展查缉走私工作,维护贸易秩序。在全面做好各项业务工作、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同时,上海海关全体关员和工作人员,严格注重海关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海关总署建立现代海关制度的构想,结合上海海关实际,力争在2000年初步形成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上海关区特色的现代海关管理模式,以有效促进上海大口岸、大外贸、大市场功能的发挥和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利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海关,更好地为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服务,为全国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