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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1/7 9:12:13

上海粮食市场与粮食行业起源较早。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上海设都漕万户府,南方漕粮北上京都,北方的大豆、杂粮南下上海。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上海成立豆业公所,同治五年和七年(1866、1868年),米行业(批发)设仁谷公所、米号业(零售)设嘉谷公所,南、北米市场逐步形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嘉谷公所改为米业商会。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成立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进行期货贸易。民国9年(1920年),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成立。同年,经农商部批准的上海中国机制面粉交易所开业,由经纪人代客买卖。民国11年,成交面粉7947.3万包,民国20年,成交量达29533.9万包。民国22年,到沪大米6028890石,南、北两个米市场占66.8%。

民国26年,日军侵占上海,面粉交易所被日本三井、三菱财团的“中部支那制粉联合会”所代替,南、北米市场几经迁址,次年1月迁人福州路青莲阁(青莲阁茶会),民国30年,青莲阁茶会市场被迫停业,粮食市场奄奄一息。

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10月,青莲阁米市场交易恢复。次年4月,米行业、米号业、经售业合并成立米商业同业公会,订立《章程》和《业规》。7月1日,市政府粮政主管参加组成南、北米市场管理委员会,订立《上海市南北米市场营业简章》、《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管理委员会会议细则》。民国37年8月19日限价,粮食市场货源日少。米业同业公会向市政府申诉:“十室九空,粒米无剩,资金折损殆尽”,粮食市场,有场无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0日,南、北米市场恢复交易。1950年5月,南北米市场改组为“上海市米市场”,由国营上海粮食公司2人、私营米行业5人、米号业3人、代理行(经纪人)3人、碾米业2人组成米市场筹委会。1953年,粮油零售业实行专业代销,1954年,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统购统销),同年5月,米市场宣告结束,人员和财产,有的进市工商联、有的进国营粮食公司,作妥善安排。农村粮油集市仍然是关而不死,活而不乱,互通有无,随着年成丰歉而兴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流通日益活跃。1984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800多斤,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粮油价格“双轨制”、粮油收购多渠道,粮油市场随之活跃,行业组织应运而生。1993年6月30日,国内贸易部和上海市政府合办的国家级粮油商品交易所开始试营业。借鉴国际期货通行规则,订有交易会员制、公开竞价制、标准合约制、每日结算制。至年末78个交易日,交易量达630万手,3130万吨,交易金额542亿元。交易行情信息,通过国际卫星通讯网、国内卫星、电视、广播等传媒载体向全国全球发布,同时接收世界各大市场的信息,开辟同国际市场接轨的途径。

粮食价格为历代当政者所关注。清康熙始,各地粮价须按月向朝廷报告。雍正时期进一步推广,到了乾隆作为一项制度普遍实行。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911年),松江府175年完整的粮价资料中,前60年每石粳米价格,稳定在1~2两白银之间浮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875~1911年),每石粳米从白银2.89两上涨至7.98两。

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即发布通令:“民食为天,务须平价出售,以苏民困”。民国元年至26年(1912~1937年),粮价有过较大波动,但25年的粳米价,年平均仅上升2.22%。民国26~34年,八年抗战期间,上海被日军占领,粳米价格上涨6万倍。

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9月末,每石粳米3724元,民国37年8月,每石配给米300万元,市场价逾6000万元;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价格冻结,10月,每石配给米金圆券11.13元,次年5月21日,每石粳米即达金圆券45000万元。粮价飞涨,民众愤怒。

上海解放,1949年5月30日南、北米市场粳米批发价每石4200元,6月9日涨至14875元;7月底涨至57000元,10月20日回落到每石粳米30850元;11月16日,米商开价8.4万元,12月在12.2~12.8万元间徘徊;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受到破坏,中旬黑市价抬高到35万元。3月全国财经实行统一,4月粮价全面回落,12月粳米价格比3月下降34.5%。经过平抑4次涨价风,长期困忧上海市民的粮价动荡宣告结束。每100市斤(50公斤)粳米零售价,以1950年15.84万元为100,1951年为87.75%,1952年为94.51%,1953年为94.76%。国营公司在大米批发市场所占比重:1951年为38.52%,1952年为84.09%,1953年为95%;大米、面粉、小麦、大豆和食油,国营批发牌价引导市场持续稳定。同时扩大经营玉米、生仁、蚕豆、豆饼、芝麻和绿豆等,几乎覆盖所有的粮油品种。

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要求粮油产量有较大的增长,以解决渐趋尖锐化的供需矛盾,实现市场稳定。1954年6月粮食统购价格起点以当时的收购牌价为基础,从1954~1990年的37年中,稻谷收购价提高239%,大豆提高408%。销售价1966年调整过一次,每百斤粳米的平均销售价从15.15元提高到164元,以1954年的价格指数为100,1990年为108.25%,大大低于收购价提高的幅度。国家提供了大量财政补贴,几十年粮价稳定,人心安定。

食足民安。古代有常平仓、义仓、社仓,在青黄不接和水旱灾害之年用于平泉、赈济。民国19年(1930年),上海米源稀少,民食恐慌,市政当局与商界筹资进口米粮,弥补不足,平价出售,安定人心。民国26年,日军侵犯上海后,统制米粮,疯狂掠夺,市民凭证购米(户口米),从民国31年2月至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人均配米共89.25公斤,一家数日,度日如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通货膨胀,米粮匾乏,民国37年3月,实施全面配给,市民凭证每人每月配粮7.5公斤,4月,即实行持证购米,“门有长队,店无存粮”。同年8月19日实施限价,米源越限越少。10月,配给米“每证面粉10斤,不愿吃面粉的待有米时再购”。次年3月,配给米,“每人整米二市斤,碎米三市斤”。市民怨声载道。大洋彼岸的艾奇逊由此得出结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上海解放,依靠老解放区人民的支援,1949年6月5日即对产业工人、教职员工、住校学生、医务工作者、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等实行平价配售,每月一期,至1950年6月,共配售13期509.4万人次,计大米7656.75万公斤、面粉409.45万公斤。1954年8月,上海实行计划供应,凭证购粮不限量;次年8月实行“以人定量”,有特殊需要的居民户、职工另行补助,建立了一套保证供应的制度,同时,建立了粮店和街道、里弄居民组织的联系制度,密切店群关系,接受居民监督和检查。这些制度持续40年。1993年4月,市政府宣布取消居民定量供应,从保量供应,提高到保质供应,以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工商行业和饲养业用粮,较长时期是有多少粮办多少事,量入为出,同时,积极地开展节约代用。纺织业利用膨润土;溶剂业利用野生植物的块根;饲养业利用城市饮食下脚、糟、渣、浆水作饲料。节约代用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粮油仓储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90年,仅市区就有现代化的立筒库、楼房仓、低温库等仓容100多万吨。一只大油罐就能储存解放初期全部食油。这是保证粮油供应的基础设施。

上海碾米、制粉、榨油和酿造(酱坊)及煎盐古已有之。古代的石臼、石磨、酱缸等生产工具的使用延续了几千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粮油工业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清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洪盛米号,第一家使用碾米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宣怀创办大德机器榨油厂,是我国机器榨油的开始。光绪二十六年,中国民族资本孙氏兄弟创办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后从此加速面粉工业的发展,先后有华兴、裕丰、中兴、立大、申大、大有、立成和华丰等面粉厂投产。民国2年(1913年),荣氏兄弟加入兴建面粉厂行列。直至民国25年,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孙氏和荣氏两大制粉系统。碾米业和榨油业在同时期也有较快、较大的发展。就在新兴民族资本起步发展民族工业之时,民国26年8月13日凇沪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的粮油加工工厂有的被毁于日军炮火,有的被日军强占,有的被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所统制,损失惨重。抗战胜利,本应休养生息,重新发展,乃因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再一次被推上破产边缘。

1949年上海解放时,粮油工业已是伤痕累累,除了10多家面粉厂和少数油厂有像样的设备和厂房外,其余米厂、土磨坊、土榨坊和酱坊等,设备简陋,厂房破旧,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助私营企业医治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提供贷款和原料供应等方面加以扶持。当年6~12月,粮食公司组织1889万公斤稻谷,1950年组织18826.6万公斤稻谷和糙米委托米厂加工。1951年计划生产面粉1270万包,其中委托私营厂家代国营粮食公司加工800万包,自营470万包。同年3月,成立面粉专业小组,推动联营。4月1日,鸿丰面粉厂实行公私合营。5月成立以荣毅仁为主任委员的上海面粉工业联营委员会,6月组成“上海面粉工业联营处”和“上海小麦联购处”,在采购小麦和销售面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不能解决面粉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和机构庞大,开支过巨,管理不善,连年亏损难以为继的局面。1954年,对上海面粉和碾米两个行业进行经济改组。1955年10月1日,市区私营面粉厂、碾米厂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榨油、酿造等行业也申请公私合营。经过合营改组后的面粉工业,1956年实现利润108万元,1961年利润达1342万元。1956~1965年,十年利润9775万元,上缴税金10606万元(1964年固定资产原值1914.1万元)。1984年开始,对20年代和30年代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引进先进设备。1990年特级精制粉和特制一等粉占总产量的89%,标准粉仅占11%。碾米行业的特等精制大米,1982年429吨,1990增加到18133吨。油脂工业1990年出口精炼油12268.67吨。酿造行业1990年出口海鸥牌酱油584吨,长城牌麦芽糖2260吨。

粮食是饲料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在粮食短缺的年月里,只能用少量粮食喂养畜禽,主要依靠糟、渣、浆水和青粗饲料。1977年上海市第二米厂改建成台时产量20吨的饲料厂,又新建一座台时5吨奉贤配合饲料厂,到1990年先后新建和改建66家饲料厂,投资11157.99万元。全市新建和改建的饲料厂有74家,年产饲料176.65万吨,其中粮食系统年产饲料133.06万吨,占7532%。饲料品种有猪、鸡、鸭、奶牛、鱼、对虾等九大系列106个品种。

解放前粮食行业没有专业科技、教育机构。解放后,逐步建立科技教育机构,并形成一支科技、教育队伍。

解放初,上海市粮食公司、油脂公司建立后即在公司内设立加工技术部门和粮食质量检验部门,1958年成立上海市粮食科学研究所,60年代初,开展缺氧储粮和杀虫剂的研究,并取得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相继建立上海市饲料、酿造、油脂科学研究所(室)、粮油测试中心和中心化验室,并配备各类精密、大型仪器76台,全面开展科技研究。至1990年,获得113项科研成果,其中获国家级发明奖4项,科技进步奖8项。国际科技交流也得到开展,科技人员出国考察33批,国外来沪代表团711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30项。

为了提高粮食系统职工文化水平,不断开展职工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1953年文化补习学校有16所,1960年各类业余学校增至101所,学员22543人。市区粮食部门扫除文盲率达96.84%,郊区为72.82%。同时开展了30多个工种的业务培训,轮训职工9817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业余教育和业务培训停顿。1979年恢复职工业余教育,主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新进职工“双补”(补文化、补技术)教育,至1986年文化补课达84.44%,技术补课达72.9%。

在普及文化教育的基础上,1964年,又创办上海市粮食职业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停办,1978年6月,又恢复上海市粮食学校,累计招收1789名学生。先后创建了职工大学和党(干)校等,培养大专学生860人。基本上形成了粮食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系统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1993年,国家级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市级区域性粮油商品综合交易市场、区县粮油批发初级市场先后开张。这样,以国家级市场为龙头,市级区域性市场为骨干,区、县初级市场为基础的三级粮食市场体系在上海初具规模;为了增强粮油市场调控能力,市、县共建立19个国家储备库,初步形成国家、市、县三级粮油储备体系,并建立粮油风险基金;面粉、酿造、饲料公司实施资产经营一体化;上海良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粮食行业第一家发行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跨行业经营涉及工业、商业、金融、食品、外贸、餐饮、广告、房地产等行业,粮食系统主渠道将继续为确保市场长期持续稳定和繁荣活跃,培育市场机制,建立社会主义粮食市场体制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