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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1/12/14 11:24:11

上海的新闻事业是从清朝晚期开始的。鸦片战争后开埠不久,进入上海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为了适应传教和商品市场的需要,创办报刊,移栽西方式的新闻纸,开始创办英文报刊,之后创办中文报刊。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以创办报刊为主的近代新闻事业开始在上海产生和发展起来。

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份报纸,是英文周刊《北华捷报》,道光三十年(1850年8月3日)由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创办,对开4版,刊载行情、船期、广告,兼有中外新闻与英国驻沪机构和机关的广告,也有其他报刊的文摘。至清同治三年(1864年6月1日)扩充为独立的日报,即《字林西报》,《北华捷报》改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继续发行。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先后由多国文字的外文报纸创刊,而《字林西报》是发行时间最久的一种英文报纸。

上海最早出现的中文报刊是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版的《六合丛谈》。由上海墨海书馆创办,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伟烈亚力主编,是一种以传播基督教义,同时介绍科学、文学和新闻的综合性月刊。近代中文报纸,也就是传播媒介所称的新闻纸,最早的则是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出版的《上海新报》。这是英国字林洋行增办的中文报纸,先后由精通中文的传教士伍德·傅兰雅和林乐知任主编,中国人董明甫协助编务。开始是周刊,第二年改为周三刊,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为日报,以报道商情和市场信息为主,并设有《近事录》等专栏,摘编广州、香港等地报刊的中外新闻。

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联合三个商人朋友集资兴办,公推美查主持。《申报》与《上海新报》的不同之处,一是由英国传教士办转变为商办;二是由外国人编辑转变为全部由中国人编辑、撰稿。主持人美查认为:“这报是供给中国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设想。”为此他聘用中国人。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不仅经济开始发达,而且是人才荟萃之地,邻近江浙的士绅知识分子得沿海地区开放的风气之先,陆续来到上海参加洋人办的书馆、学校、报刊和洋行工作。美查聘用了清朝秀才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等主持报纸笔政。美查还派钱昕伯去香港,向当时流亡在港的王韬求教。《申报》最早利用电讯传递新闻。光绪八年(1882年)上海与天津间架成电报线路,京城的新闻就是由天津访员利用电讯传递到上海的。

《申报》创刊后,《上海新报》因文字内容和售价等方面不能与《申报》竞争,不得不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停刊。自此以后的20年间,《申报》独占了上海的报纸市场,并逐渐扩展到江浙及全国其他城市。

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年5月18日)《字林沪报》创刊。这是由英国字林洋行出资,《字林西报》主笔巴尔福创议出版的。字林报业集团不甘心10年前《上海新报》的停办而东山再起。这一次,《字林沪报》接受了《上海新报》的教训,借鉴《申报》经验,聘用中国人戴谱笙、蔡尔康为主笔。蔡尔康是一个精通经史的清朝秀才,在《申报》当过3年主笔,他为西洋新闻纸的中国化增添了不少声色。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时,该报主张乘谅山大捷,把法国侵略者逐出安南。该报由于用毛边纸单面印刷,售价比《申报》还少两文,有利于在报业市场竞争。

继《字林沪报》之后,《新闻报》于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十(1893年12月17日)创刊。开始时中外合资,华商张叔和为主要创办人,英国商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士为总理。后来股权为丹福士所独有,聘中国人为主笔。初创时销路不好,以后销路增加,虽不及《申报》,也曾达到一千份。

甲午战争前,上海的中文报纸基本都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办的。其间,中国人也办过如《汇报》《新报》等报纸,但生存的时间都不长。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能立足上海并能长期发行的只有《申报》、《字林沪报》和《新闻报》,形成三报鼎立之势。而真正由中国人自办报纸,则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

上海的新闻通讯社,与外人办报一样,也是首先由外国人办起来的。清同治十年(1871年),上海、香港与欧洲接通了电报。次年英国路透社伦敦总社派科林兹(Henry W.Collins)到上海,组建路透社远东分社,向《字林西报》发稿。19世纪80年代后,也发给了《字林沪报》。其他报纸获得路透社的消息,是从外报转译摘录,或从外交官、外商方面获得。至清末,路透社才向上海华文报纸《太平洋报》、《申报》等发稿。民国3年(1914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创办东方通讯社,向上海各报发稿,开始打破了路透社一家垄断的局面。

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上海出现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感到甲午战败,中国进一步丧权辱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期望通过舆论手段呼唤维新变法,奋发自强。同时在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的上谕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对维新分子是莫大鼓舞。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之后的三四年间,上海是维新运动兴起的舆论中心,创办的报纸也最多。据《万国公报》统计,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海出版的报刊达33种,以后几年中又不断增多。其中有议论时政的《强学报》、《时务报》、《时务日报》;有鼓吹强国富民的《富强报》,专业性的《农学报》,讲求学问和历史的《实学报》、《求是报》;有提倡女学、争取女权的《女学报》;有开民智,广见闻,译东西洋书籍的《洋书公会报》;还有采集中外各报精华的文摘性《集成报》等。在繁多的新颖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家首次登上报坛,并由他们创办的带有政党色彩的政论报纸。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首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报纸的耳目喉舌作用。梁启超一人在《时务报》上写的政论文章几乎占到几年出版报纸全部政论一半。他的《变法通议》是表达维新派观点的纲领性文章。他在文章中关于“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大声疾呼,对维新思潮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以该报政论为代表的政论文体,被当时报界称之为“时务文体”,群起仿效。《时务报》也随梁启超的政论名噪一时,连湖北等省大小衙门都按期购阅,发行最多时达万余份,为当时近代报纸所未有。《时务报》的影响,为朝廷有识之士所赏识,曾上书朝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以推进变法维新。

戊戌政变后,维新变法运动被镇压下去,但维新思想的影响仍然在官绅和知识分子中继续发展,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日益增长,一些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改良主义并不是立国之本,不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救国无望。孙中山于光绪二十年创立兴中会,主张以设报馆以开风气。吴稚晖、章士钊、唐才常、章炳麟、蔡元培、柳亚子、刘师培等纷纷创办报刊,为革命进行舆论准备。自光绪三十一年至清末这段时间,革命派在上海先后办起报刊达15家之多,其中有《苏报》、《大陆报》、《民国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等。其中以《苏报》的影响为最大,尤其是《苏报》被封和“《苏报》案”的发生,大大激发起人们反对封建统治的爱国热情。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创办《民国日日报》,张继、刘师培、陈独秀参加编辑。为避免清政府的干预,名义上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章士钊吸取《苏报》的经验教训,革命的言论较为缓和,着重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有《俄事警闻》创刊,次年2月更名为《警钟日报》,由蔡元培主编,陈去病、柳亚子等参加编辑。4月26日的《警钟日报》刊登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消息,第一次公布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的革命纲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革命派在组织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迅速把原来在国外的革命舆论工作转向国内,在上海创刊了多种报纸。如《神州日报》、《中国女报》、《天铎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光复报》等等。其中以于右任先后主办的《民呼日报》、《民立报》最为著名。

《民呼日报》有鲜明的反清反帝倾向,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5月)创刊,因报馆代陕甘赈款,上海道蔡乃煌诬以侵吞,着租界会审公廨拘究,于右任被关押40多天,查无实据,被驱逐出租界,报馆被封。于右任出走日本后不久返沪继续创办了《民吁日报》,其宗旨与《民呼日报》相同,其所以称为“民吁”,只是“呼”字上少了两点,意思是民众“呼”都不能只好“吁叹”了。10月间报纸连载社论《论中国之危机》,又刊登《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为此受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要挟,只刊行了47天就遭到封闭。次年10月,于右任继续创办《民立报》。这三家报纸,被人们称为“竖三民”。《民立报》创办时,吸取了前两报被封的教训,办报宗旨含蓄地说成是为了“唤起国民责任心”。不久宋教仁由日返沪担任主笔,恢复了浓厚的革命色彩。报馆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宣传联络机关,报纸在鼓动辛亥革命队伍攻取南京、进行北伐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兴起之际,一些商办报纸也有了进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申报》改革之后,对资产阶级革命虽未有明显赞成的态度,但对清朝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不断进行揭露。王天、刘师培任主笔时,也发表过具有民主倾向的反清文章。在民族资本要求增长背景下,报馆产权从洋人手中转归国人所有。

清末,上海又发展了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专业性的报纸,其中以文艺报纸最多。著名的文化人李伯元先后创办的《指南报》、《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对全国文艺报纸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全国有40多种文艺小报创刊,其中上海出版的最多,有趣味性、消闲娱乐性,有愤世嫉俗的,也有刊载揭露清王朝黑暗统治的谴责小说。李伯元、吴趼人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小说,就连续刊登在这些报刊上。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这为遭受清政府严厉压制的近代新闻事业带来了生机。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上海新办报刊不下16种,当时的报馆大多数集中在望平街(今为汉口路山东路)一带。每当报纸出版,人们争相来到这里阅报、议论共和国的大事。这里形成了传颂一时的“共和声”。

在新办的报刊中,戴天仇(季陶)主办的《民权报》,吕志伊主办的《国民新闻》和邓家彦主办的《中华民报》是继“竖三民”之后称之为“横三民”的报纸。其中,以《中华民报》对袁世凯复辟的讨伐最为激烈。民国2年(1913年)4月,该报发表社论《强盗政府》,抨击政府镇压、残害人民的行为无异于强盗,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加紧迫害报刊,首先受到迫害的就是《中华民报》,接着,《民立报》、《民权报》也被迫停刊;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刊非禁即闭,几乎全遭摧残,史称“癸丑报灾”。

就在袁世凯摧残报业、迫害报人的同时,上海新闻界一些要求进步、要求革命的报人及其报刊,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在民国4年(1915~1916年)间,革命党人先后创办了《爱国晚报》、《民意报》、《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等,对袁世凯称帝大加挞伐。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新闻界的反袁队伍也不断扩大。民国5年(1916年)初,袁政府命令全国一律使用“洪宪”年号,淞沪警察厅也致函上海日报公会,转告各报照改,否则“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日报公会下属各报多半只是在报头上添印了一行小号字,以为应付。6月袁世凯的“八十三日皇帝梦”幻灭。黎元洪即下令废除这一《报纸条例》。8月,国会复会,新阁成立,国内政治生活又活跃起来,新闻界也开始复苏。

在民国成立以后10多年间,国内政局多变,战乱不断,国外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事件。随着人们对国内外变化莫测形势的关注,加大新闻报道的传播,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民国初年(1912年)9月上海创办民国第一通讯社之后,另一家上海新闻通讯社成立。原有的英国路透社也扩大向各报发稿。原来以政论为主要内容而以后逐渐衰落的政党报纸,也向新闻性方面转化。至于原来就是注重新闻报道的《申报》、《新闻报》,这时也加强了这方面的投入。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被聘为申、新两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北京,拍发电讯,撰写通讯。《申报》、《民国日报》还报道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消息,使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上海的市民受到鼓舞。

在此时期,上海新闻事业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商办报纸在革新报纸的同时,通过企业化经营,增值资产,采用先进设备,为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申报》在汉口路自建报业大楼,至民国7年(1918年)新厦落成,迁入办公。向美定购的最新式的印报机也运到,安装后投入生产,每小时可印报3万余份,其他设备也相继更新。《新闻报》也在民国5年(1916年)购进一架波特式轮转机和二架四层轮转机等设备,日发行量突破3万份。

民国初期,有一大批知识精英聚集上海,有不少是从欧美、日本归来的有志之士。他们一方面继承教育科学救国的传统,同时又感触时局动荡,力求推动民权政治,匡救时局,为此,他们创办《科学》、《甲寅》、《中华教育界》等报刊30多种,与原先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一起,向宣扬封建复古的《不忍》、《孔教会杂志》进行较量。而民国4年(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青年杂志)则举起了科学、民主的大旗,向封建复古发起攻击。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提倡,改变了报刊长期来沿用文言文的习俗,这也为报刊适应人民大众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发生,随着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至上海,上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科学、民主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之下,使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是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学生报刊相继创刊,先后有《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以及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学校校刊;还有孙中山指导与国民党经济支持下出版的《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报刊开始出现,民国9年(1920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将北京的《新青年》(该刊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迁北京后改名为《新青年》)迁返上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为促进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上海发起组于5月15日创办了通俗性《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之后,又有《前锋》创刊。《新青年》、《向导》和《前锋》三个报刊是建党初期影响最大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型报刊。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学生最为集中的城市,为领导工人、学生运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办起工人、学生和青年团的报刊,其中有广泛影响的是《劳动周刊》、《中国工人》、《先驱》和《中国青年》。《劳动周刊》由张国焘、李启汉主编。《中国青年》由恽代英主编,他撰写文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充满着激情,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五卅惨案发生时,为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共产党中央还创刊《热血日报》,上海学生联合会创刊《血潮》日报,上海总工会创刊《上海总工会日刊》。由总工会和学联的推动成立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出版了《工商学联合会日刊》。

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为控制新闻舆论,创办了机关报刊《中央半月刊》、《中央日报》和《民报》。国民党各派系也创办报纸,如汪精卫的《中华日报》、孔祥熙的《时事新报》、英文《大陆报》,再造派的《民众日报》等。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办的报刊、进步报刊和国民党派系中赞成革命的报刊,进行严厉的压制和摧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秘密地重返上海,这里再次成为党的报刊出版基地。民国16年(1927年10月),瞿秋白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之后几年中,又有《上海报》、《红旗日报》、《红旗周刊》创刊;工会组织和共青团创办了《无产青年》、《列宁青年》、《中国工人》等等。这些报刊多数在秘密状态下发行,有时还以《佛学研究》、《春花秋月》等封面进行伪装,以避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到达读者手中。

这时,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是以南方一带为中心,新军阀混战也不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因此,江浙一带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上海商办、民办的新闻事业也随之有了发展。

30年代出版了不少新的对开日报,小报发展更为迅速,新的晚报也陆续创刊。据民国20年(1931年)8月的统计,仅上海一地出版的报纸就有50家、通讯社14家。

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事业,也在一些大学文科设立新闻学(报学)系科的基础上,向建立新闻专科学校发展。民国17年(1928年)冬天,顾执中创办了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改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翌年,上海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新闻系。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新闻界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专横、腐败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了加紧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统治,新闻界也由此而激烈地进行着反压制的斗争。

在新闻界首先奋起的是邹韬奋和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他主张坚决抗日,当国民党镇压学生要求抗日的请愿时,他斥责这个政权“不能保卫国土,反而奉送国土”。当黑龙江一部分地方军奋起抗日陷入了饷尽援绝的境地,他以《生活》周刊社的名义发起捐款助战。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后,他更全力发起捐款活动。这两次活动造成全国性影响,周刊的发行量高达20万份,是报刊运用舆论力量组织社会活动的盛举。但该刊不久即遭国民党查封。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推动下,进步的新闻团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民国20年(1931年)10月21日,以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的工作人员为核心,成立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有《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馆中的进步记者参加,瞿秋白,邓中夏都曾参加活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又成立了中国左翼记者联盟。民国21年(1932年)4月,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文艺新闻》上发表《告全国新闻记者》,号召新闻界全体在业的同志们“赶快集合,组织起来,从研究到行动,负起新闻界对社会所应负的任务”。

在民主、进步爱国人士的影响下,《申报》改变了原先的保守姿态而倾向进步。民国21年(1932年)正当《申报》创刊60周年之际,被民族危亡激奋的史量才以此为契机,实行改革。改革后的《自由谈》刊登杂文、随感,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撰文,成为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时发表题为《论剿匪与造匪》的三篇时评,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围剿”红军的反动政策。蒋介石终于暗中对史量才下了毒手,民国23年(1934年)11月,史量才在杭州返沪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在《生活》周刊被查封之后,民国23年(1934年)2月,《生活》的原班人马由杜重远主持,出版了《新生》周刊,它继续主张抗日,批评时弊,实际上是《生活》周刊的复活。同年9月,又有《世界知识》半月创刊,以国际新闻评述为主,同时重视联系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日救亡的斗争。接着又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出版。11月,又有参加《申报》工作的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进一步发展了他在《申报》开创的读书指导工作。《读书生活》连载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做了不少工作。

民国24年(1935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协定让出在华北的统治权。国民党一味妥协,屈从日方的压力,新闻界为此而发出坚决抗日的呼声。就在此时,日本驻沪总领事借口《新生》周刊在2卷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是“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该刊,惩办主编杜重远和《闲话皇帝》一文的作者。国民党政府屈从日方的无理要求,封闭了《新生》周刊,并在7月由法院审理,判处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制造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作者则被迫逃往国外。

《新生》事件完全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媚日卖国的真实面目,大大促进了人民的觉悟和新闻界的进步。当《新生》案件判决时,邹韬奋正在美国西部旅行,接讯之后不久,他带着极大的悲愤回国,于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从《大众生活》出版之日起,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方式利诱威胁,想迫使邹韬奋屈从。一切手段均归无效以后,终于在民国25年(1936年)2月19日下令封闭,同时被禁的还有《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之后,邹韬奋又筹备出版《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报纸登记问题上多方阻挠,《生活日报》的复刊迟迟未能实现,后来只好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先行出版。民国25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该刊号召广大人民支援绥远抗战,并和其他34家报刊一起发起“以一日贡献绥军抗战”的运动。这一年11月22日,邹韬奋和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一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12月被国民党当局封闭。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全国舆论敦促下,南京国民党政府修改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释放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和一部分政治犯。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新闻事业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

民国26年(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11月8日,新闻界又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文化界救亡协会以战前刊行《立报》、《国民周刊》、《新学识》半月刊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8月24日,《救亡日报》诞生。这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报纸,公推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方面派出总编辑夏衍、编辑部主任林林;国民党方面派出总编辑樊仲云、编辑部主任汪馥泉。这张报纸,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成了一家独具风格的报纸。继《救亡日报》之后,《救亡周刊》、《救亡漫画》、《前线》、《烽火》、《文化战线》、《民族呼声》等一批报刊先后出版。上海战事发生之后,由于物质条件限制,许多刊物还出版了小型联合版,如《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国民周刊》、《中华公论》等4家杂志就联合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上海小型报纸如《上海报》、《小日报》、《大晶报》、《东方日报》、《金钢钻》、《福尔摩斯》、《世界晨报》、《正气报》、《明星日报》和《铁报》等10家也联合出版了《战时日报》。这些抗日救亡报刊,最大的特点是内容短小精悍,文字通俗易懂,紧密联合当时抗日斗争。

民国26年(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上海及其周围的大片国土相继陷入日军之手,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便成为“孤岛”。12月14日,日本海军报导部悍然宣布,对租界内华人办的华文报纸强行实施新闻检查,在日本侵略者和租界当局双重压迫下,许多华文报纸毅然宣布停刊。《救亡日报》、《立报》首先发表停刊启事;接着《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报》等相继停刊;至12月14日,《大公报》、《申报》宣布停刊。而那些为了继续出版而接受敌人检查的《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报纸,便再也无法报道抗日的消息和发表抗日的言论。抗战后形成的强大的抗日报阵地,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据民国26年(193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自11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通讯社之停闭者共4家,包括中国政府机关之中央通讯社在内。”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人士,利用英、美、法还没有介入战争,而与日本之间存在矛盾,利用日方不检查外商报纸的特殊情况,以外商名义在英法租界创办了一批抗日爱国报刊,突破了日本侵略军的控制。民国26年(1937年)12月出版了由夏衍主编的《译报》,翌年1月创办了《每日译报》。4月,又以美商名义出版了《华美周报》等一些重要报刊。

《每日译报》挂“洋旗”成功,启迪了爱国新闻工作者纷纷以英美商人为掩护办报。先后以英商名义出版的有《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循环报》,以美商名义出版的《中美日报》等报纸。原来接受日方检查的《新闻报》看到这种情况,也重新请回洋老板福开森,挂上美商的招牌,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义重新注册登记。经历了停刊迁移的《申报》,也在美国哥伦比亚出版公司注册后,聘请美国人阿乐满为发行人,在上海复刊。至民国28年(1939年)4月,上海租界内以抗日为主旨的“洋旗报”达17种之多,其他还有20多种期刊丛刊。

这些挂“洋旗”的报刊,虽然各自的政治倾向不尽一致,有受共产党领导的,有的是国民党以及三青团系统的,也有无党派爱国人士主办的,但抗日爱国这一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其中《文汇报》始终坚持抗日立场,以伸张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为其编辑方针,报纸由创刊时的一大张、发展到日出二大张,最后日出三大张。其他报纸,也都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行径和汪伪汉奸卖国罪行,积极报道前线军民英勇抗战的壮烈事迹,有的还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业绩。这些报纸不仅行销上海地区,还流向苏、浙、皖等后方地区,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民国28~30年(1939年5月至1941年12月),租界内政治局势日益险恶,抗日报刊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租界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胁迫下,对态度激烈的报刊吊销执照,勒令停刊。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特务机关收买了一批汉奸流氓,以恐怖暴力手段袭击报馆、绑架或暗杀报人。民国27年(1938年)2月10日,暴徒以手榴弹袭击文汇报馆,发行科职员陈桐轩被炸身亡。之后几天中,暴徒又冲进《中美日报》和《大晚报》大打出手,杀害了《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捣毁《大美晚报》印刷所,并打死该所的2名工人,绑架了《每日译报》主笔钱纳水及法律组编辑唐焕栋。又枪杀了《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继任经理李骏英、编辑程振章和《申报》记者金华亭等。民国29年(1940年)7月1日,汪伪政府下令通缉83位抗日人士、其中49人是抗日报人;7月14日,驱逐7名支持抗日宣传的外国报人出境。其中有史蒂、高尔特、阿乐满、密尔士、裴士和无线电播音员奥尔考脱、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

日伪当局除了进一步要求租界当局“禁止公共租界中反日宣传与反日报纸”外,另一方面派人收买上海几家抗日报纸的外国发行人。汪伪上海特务头子丁默邨用十万六千元收买了《文汇报》的发行人克明,迫使《文汇报》停刊。接着丁默邨又通过克明收买了《每日译报》、《导报》的外国发行人裴士、鲍纳,迫使这两家报刊停刊,还收买了《国际日报》发行人克兰佩,致使该报也正式停刊。以外商名义办的抗日报纸就这样被日伪逐渐绞杀。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与汪伪在上海租界创刊大小报纸20多种,进行侵略宣传。民国28年(1939年)7月10日在上海复刊了原系国民党改组派的《中华日报》。该报复刊后,即为汪精卫的卖国主张呐喊,8月12日发表题为《和议之实现与国民政府之重建》的社论,这是汪精卫组织伪政府的第一次公开宣言。日本军队占领公共租界,汪伪政权代言机构大力宣传“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民国29年(1940年)11月9日,日本“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创刊,翌年12月9日增出《新中国晚报》。汪伪在上海还先后出版了《中华月报》、《新中国周报》、《政治月刊》、《日本评论》、《国际双周报》以及领取汪伪津贴的《青年良友画报》(月刊)、《新东方杂志》、《大亚洲主义月刊》等期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深知《申报》、《新闻报》两报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的影响,就采取狡猾的手段,制造借口劫持了两报,由日军陆军报道部“代管”,还用同样的方法劫持上海的一些小报、期刊、通讯社及私营广播电台。从此,敌伪在上海不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新闻宣传网,同时也完全控制了所有私营新闻机构,这个时期成为上海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在这种极端困难条件下,抗日的火种并未熄灭,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人士,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由于日伪的控制严密,难以建立起自己的宣传阵地,于是便安排一部分共产党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打入日伪控制的文化机构,巧妙地利用日伪的报刊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例如恽逸群以汪伪的《新中国报》为阵地,撰写了20余篇专论,以曲折而隐晦的笔法,批驳日伪的反动宣传。关露所在的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月刊,每期都要留出一半的篇幅,以发表群众来稿的方式,迂回地宣传抵御强暴,伸张正义。其他进步作家向日伪的刊物投稿,力争能发表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乃至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以冲淡日伪报刊散发的毒素。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战前上海的租界也已不复存在。上海的新闻事业在新的形势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抗战胜利后,国共一度合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重庆谈判协定,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领导广大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全国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虽然没有直接的战乱,但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必争之地,因之新闻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不能不受到这一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

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认为这时是它实现长期控制、垄断上海新闻事业的大好时机,于是急不可待地派遣新闻特派员,分赴京、沪、平、津等大城市,接收、恢复和创办报刊,抢占新闻文化阵地。

在上海,国民党首先将战时在外地出版的《中央日报》(屯溪版)、《和平日报》(即《扫荡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南平版)、《新闻天地》等报刊,纷纷迁沪出版。战前在上海出版过的报刊也迅速复刊。如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于抗战胜利后的10月7日复刊,这原是国民党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在此期间,国民党又接收了大量的日伪报刊、通讯社等新闻机构。如将汪伪《平报》“接收”后,改头换面更名为《正言报》,成了国民党三青团的报纸。《申报》、《新闻报》这类商办报纸,也被国民党官方掺股,成为国民党控制的新闻机构。与此同时,国民党继恢复中央通讯社之后,又在政府、国防部、军统等派系建立通讯社。原属张竹平的申时电讯社为孔祥熙所控制。战后的上海,国民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闻传播网络,受其控制的大型日报就达20种之多。在此同时,国民党对民主、进步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则采取各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进步的新闻传播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许多民主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垄断,积极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曾作出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决定。民国35年(1946年)2月27日中共中央驻重庆首席代表周恩来,依据新闻出版自由,致函上海市市长钱大钧,提出出版《新华日报》的要求,并任命潘梓年为社长,章汉夫为总编辑,乔冠华为总主笔,筹置了机器印刷设备。但因国民党百般阻挠,《新华日报》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只得把重庆出版的《群众》半月刊迁来上海改为周刊出版,由章汉夫主编。《群众》经常刊载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决定和文件,刊载延安《解放日报》、新华社的评论。

为了恢复和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新闻工作者纷纷来上海,与原来坚持在上海的新闻文化工作者一起恢复和创办报刊。最早恢复出版的是以苏商名义,由姜椿芳、姚溱主持的《时代日报》,后改名为《时代周刊》发行。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姚溱以“秦上校”笔名写的中国军事述评,巧妙地利用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发的战讯互相矛盾之处,加以分析比较,从中反映战局进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在恢复和创办的报刊中,运用战前被迫停刊的《联合日报》原班人马,于民国35年(1946年)4月5日,创办了《联合晚报》,5月17日,创办了英文《新华周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和创办最早的报纸。《文汇报》于民国34年(1945年)8月18日复刊,开始由于办报的方针左右摇摆,走过一段弯路,后来,主持人严宝礼下决心改组编辑部,他亲自登门敦请宦乡主持《文汇报》笔政。宦乡主张在办报方针上,要把反对内战、促进和平作为第一要领,一切要为此服务,即便因此得罪了国民党当局,也在所不顾。严宝礼同意这个新的办报方针。10月《文汇报》编辑部进行改组,陆续增加了一批领导和骨干。民国35年(1946年)5月1日,徐铸成辞去了《大公报》的职务,回到《文汇报》任总主笔,宦乡任副总主笔。从此,《文汇报》就在徐铸成、宦乡、陈虞孙、柯灵、孟秋江等五人共同主持下,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成为进步报纸中最有影响的报纸。民国34年(1945年)5月1日,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创办了《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报纸采取“一要进步,二要保全”的办报方针,赵超构的《今日论语》,夏衍的《桅灯录》专栏中经常体现这一观点。它的综合副刊《夜光杯》由张慧剑、夏衍、吴祖光主编,群众性的社会副刊《十字街头》由柯灵主编,文化娱乐性的副刊《夜花园》由李嘉、张林岚先后主编,成为上海市民爱读的一份晚报。

在恢复和创刊的新闻时事评论性期刊中,有《文萃》、《消息半月刊》、《观察》、《国讯》和《展望》等,都曾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导向中起过重要作用。民国34年(1945年)10月9日创刊的《文萃》,由初期集纳性、文摘性转为时事述评为主的政治时事性周刊,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田汉、胡绳等经常为它撰稿。民国35年(1946年)4月由夏衍、姚溱创办的《消息半月刊》是一份投枪式的刊物,主要撰稿人有金仲华、周建人、叶圣陶、蔡尚思等。《国讯》原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创刊于民国20年(1931年)12月,战争期间曾迁至香港、桂林和重庆出版,战后迁至上海出版。发行人黄炎培,主编俞颂华。民国37年(1948年)初,当国民党炮制所谓《土地改革方案》时,它转载香港《华商报》刊登的《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与保护中小资产阶级的报告》和《密勒氏评论报》关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报道。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为此遭到国民党以为共产党宣传作借口被查封。在《国讯》原有人员的基础上,黄炎培、陈仁炳、罗涵先、王元化等创办了《展望》周刊,每期有评述战局、经济、国际时事的《一周展望》,曾在读者中产生显著影响。

在国民党的新闻垄断政策下,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不断失利,因而对民主进步报刊的压制、摧残更甚。民国35年(1946年)下半年起,《民族日报》、《建国日报》、《前进日报》、《光复日报》、《大华夜报》、《社会晚报》、《民主周刊》等大批报刊被勒令停刊,总数达100种之多。民国36年(1947年)5月又查封《文萃》、《联合晚报》、《文汇报》和《新民报·晚刊》,翌年4月又勒令《时代日报》无限期停刊。至上海解放前夕,除国民党派系的报刊和少数几张民间报纸如《大公报》能继续出版、《新民报·晚报》得以复刊外,所有的民主进步报纸和原来走中间道路、后来倾向进步的报纸,几乎被查封殆尽。

自清朝道光三十年至民国的近百年间,上海成为中国外文报刊的出版发行中心。出版的外文报刊,计有英、德、日、俄、朝鲜、意大利、葡萄牙以及世界语等近10个语种。

在众多的报刊中,以英文的为最多。在《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创刊后的四十多年中,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累计出版达30多种,为全国的首位。英文《字林西报》是商办报纸,虽然有它的特殊的政治背景,但它的基本经营方式是以谋取利润为目的。既是商业性报纸,就会有商业性的竞争。首先与之挑战的是来自英侨中的同行,其中著名者有英文《上海每日时报》,英文《上海纪事报》,英文《黄昏快报》,英文《晋源西报》及其前身英文《通闻西报》,英文《晚报》,英文《华洋通闻》,等等。但这些竞争者很多都是此起彼落,发行时间不长。英文《文汇报》和英文《上海泰晤士报》发行时间较长,前者到民国19年(1930年)才被美国人兼并,出版了半个世纪;后者则到民国34年(1945年)才被国人接收,也历经40多年。

美国在上海的报刊活动开始得很早,但真正形成规模形成气候却很迟。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美国报人密勒接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委托,创办了英文《大陆报》,但不久就为英籍犹太人伊兹拉收购。密勒又另办了一种英文《密勒氏评论报》,这份英文周报后来由鲍威尔接办,成为上海一份重要的英文报刊。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革命消息遭到国民党政府严密封锁的时刻,《密勒氏评论报》却成为少数几个还能传播真正信息的窗口之一。《密勒氏评论报》主持正义,主编鲍威尔还为此付了代价。上海为日本侵略军占领以后,鲍威尔被投入了集中营,最后成为终身残废。抗日战争胜利后,英文《密勒氏评论报》重新复刊,由小鲍威尔主持。

另一张著名的美商报纸是英文《大美晚报》,它是民国17年(1928年)以美国报业公司为基础,筹备了两年之后正式创刊。它是与英商报刊完全不同的美式报纸,有曾任英商总会主席伍德海的专栏《一人评论》,又刊出针锋相对的中国人桂中枢所撰的《一个中国人的见解》,还辟有《读者论坛》,并译中国报纸的言论,及转载美国报刊杂志的言论。消息灵通,内容丰富,设有经济、船舶、体育、电影、妇女等等专栏。英文《大美晚报》问世时,上海正处于多事之秋。读者看了日报就等着看晚报,很受欢迎。八一三事变以后,大美晚报馆破例增出了华文《大美晚报》和《大美报》(日报),成为“孤岛”时期著名的“洋旗报”。大美晚报馆也受到汪伪土制炸弹的袭击。“孤岛”失陷时,英国记者伍海德也与鲍威尔一样被投入日本侵略军的集中营。

上海的外文报刊从本世纪30年代初起,已发展到琳琅满目。不仅语种众多,而且品种全,有日报、晚报、半周报、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画报等等。据民国22年(1933年)的报刊目录所载,各种外文报纸(包括晚报)达11种,周刊16种,月刊13种,年刊1种;还有若干非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报刊未计在内。

英文《北华捷报》发行时,曾一度成为全体外侨社会的共有物。20年以后,即清同治九年(1870年),法国第一个另立门户,创刊法文《上海报界》和法文《进步周报》,以后又陆续出版过法文《上海回声报》。真正立定脚跟的是雷鸣远神父创办的法文《中法新汇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时华名为《法兴时务报》,连续出版30年,到民国16年(1927年)以后,才脱离教会,改出《法文上海日报》。

德文报刊的出现,又要比法文报刊迟15年,至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才有《德文新报》出版。这是一份周报,一直出版到民国6年(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宣战后被封。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势力重振,才卷土重来,先后发刊了《上海德文日报》等6种。民国28年(1939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多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奥地利犹太人阿道尔夫·瑟夫·福托菲创办了《黄报》,后来有人把该报称为《世界环球邮报》。

上海最早的俄文报刊,是民国21年(1932年)年由白俄创办的《圣西亚回声报》,至1949年共约出过8种。影响最大的是塔斯社远东分社,以苏商名义出版的《时代杂志》和《新生活报》,日本侵华期间,它在宣传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文报刊的兴起则在甲午战争前后。甲午战争前的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就已出现过日文《上海新报》(周报),战后则先后又有日文《上海时报》,《上海周报》、《上海时事》等周报。到20世纪初,陆续发展成了上海的三大日文日报:《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和《上海每日新闻》。这三种商办的日文报纸,在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被日本军部逐步控制兼并为日文《上海会同新闻》,最后归并为侵华军部喉舌日文《大陆新闻》。上海的日文报刊先后出版过10种,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而被逐出上海。

20年代,朝鲜在上海建立临时政府期间,创办了《独立新闻》、《大韩独立报》、《金九》等朝鲜文报纸。

上海的外文报刊在20世纪以前,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所经营。这种现象,是当时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进步的中国学者,早就多次呼吁国人自办外文报刊。如王韬曾著文在《申报》发表,呼吁中国人自办外文报纸。但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只有清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道冯焌光创办的《新报》有过增辟一个外文版的尝试。进入20世纪以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珍妃的哥哥志锐为背景、而由卸任上海道蔡钧出面主办的《南方报》,也作过类似的尝试,但不久即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由卢和生在上海办过一种英文《汇报》半月刊。到民国建立以后,才算有了上海第一份自编自办的英文《民国西报》,马素主编,由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为联系人;同时,李登辉办起了另一种英文《共和西报》,民国7年(1918年)又由陈友仁办了《英文沪报》。民国13年(1924年),《申报》的英文秘书又独资创办英文《福生英华周报》。民国15年(1926年),顾执中又与闵刚侯、沈颂芳一同发起创办英文《中国日报》,同时谢福生又办了英文《公论西报》,但都是处处受到掣肘,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到3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国人很难自办外文报刊。宋庆龄支持英国报人伊罗生所办的英文《中国呼声》总算冲出了舆论重围。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国35年(1946年),英文《新华周刊》问世,由乔冠华主编,龚澎负责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种外文报刊。

外国人办的外文报纸,英国的《字林西报》,美国的《大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海解放后继续出版。1949年6月9日《字林西报》因捕风捉影地刊登“吴淞口恐已布置水雷”、“本埠航运停止”的报道,受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警告,该报表示更正,登报道歉,至1953年3月31日停刊。《大美晚报》也因犯同样性质的错误,随即自动停刊。《密勒氏评论报》愿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在上海外侨和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发行的8000多份报纸中有1000多份销往美国。朝鲜战争后,这家报纸因批评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销往美国的报纸遭邮禁,经济困难,不得不于1955年6月停刊。一百多年来外国人在上海办报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和政府的支持扶助下,随着新社会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上海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解放前夕,上海留下大小70多家报刊。这些报刊除《新民报·晚刊》、《大公报》等报刊外,大多数处于停刊状态或自行解体。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新闻机构对其中18家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东南日报》、《前线日报》等报纸一律予以接管。对《申报》、《新闻报》则没收其国民党掺入的官股,属于私人资本部分准予保留。两报于1949年5月27日终刊。对其他报刊,也按不同情况予以清理和妥善处理。

解放前上海原有新闻通讯社,因新闻来源减少或断绝,经济陷入困境而停办。新华通讯社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已随军南下,在江苏丹阳建立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的上海工作机构。上海解放时随军进城,于5月26日成立上海分社,并向总社传播新闻稿件。

报刊在新闻事业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创刊报纸开始。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在《申报》原址创刊。《解放日报》原来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停刊。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中央将原来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经中共中央同意上海沿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报名,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报。创刊时社长兼总编辑范长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恽逸群。范长江是著名记者,解放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发表过《塞上行》等不少通讯。民国24年(1935年),他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赴西北地区采访,发表了《中国的西北角》长篇通讯,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于民国31年(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转入解放区。1949年创办《解放日报》后未久,他奉调去北京工作,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由恽逸群继任。恽逸群解放前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从事新闻工作,在《大美晚报》、《立报》等担任编辑、主编,抗战胜利后转入华中解放区。1949年随军南下,与范长江一起创办《解放日报》。

上海解放后不久,工会、共青团的机关报先后创刊。1949年7月,《劳动报》创刊,6月《青年报》和《新少年报》创刊。

解放前的《新民报·晚刊》,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没有中断出版,连续报导战役的发展与上海解放,不停顿地进入了新社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晚报。《新民报·晚刊》原是一张民办报纸。总主笔赵超构,总编辑程大千。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根据报纸在一个共同方向前提下,既有统一性又多样性的原则,要求晚报保持原有传统和特色,联系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注意社会新闻,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

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停刊的《文汇报》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社长兼总主笔徐铸成,副社长兼总编辑柯灵,副社长兼总经理严宝礼。《文汇报》是一张以知识界为主要对象,有一定文化品位的综合性报纸。它的复刊也受到党中央的关注。解放前报纸遭封闭后,徐铸成等去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徐铸成与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赵超构等一起离开香港北上,于1949年3月间到达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同徐铸成谈话,支持《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之后,徐铸成即同赵超构等一起随军南下到达上海,集中了原有《文汇报》的骨干和编辑记者,克服了人员、物资方面的困难而复刊。

与《文汇报》复刊同一个月,《新闻日报》于6月29日创刊,它是接收了旧有《新闻报》资产创办的,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新闻工作者金仲华任社长兼总主笔,刘思慕任总编辑。按市委指示,报纸加强地方性,以报道上海经济建设为重点,着重联系市民读者,特别是工商界。报纸在宣传报道中注意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舆论界部分人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敌对阶级”,因而引起工商界人士的恐慌。报社认为这种论调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精神,积极向市委和中央当时派来上海指导工作的领导同志反映,受到了中央重视,重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稳定了工商界人士的情绪。

考虑到广大市民读者的需要,1949年7月还创办了《大报》和《亦报》,均为四开小型报。《大报》社长为冯亦代,冯不久调去北京,由解放前原《快报》的李之华继任社长,总编辑为陈蝶衣(原《铁报》总编辑),《大报》基本上保持原有海派小型报纸的特色,一版刊登国内外时事新闻和社会新闻,二、三版是副刊,有长篇小说连载、文史笔记、诗词,四版是家庭和影剧。报纸利用中缝,免费刊登影剧、体育等各类服务性广告。《亦报》创办人为唐云旌(大郎)、龚之方,版式与《大报》大致相仿,但文稿短小精悍,文笔生动,每篇一般三五百字,甚至百字左右。副刊作者有郑逸梅、张慧剑、周作人等。作家张爱玲在大陆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十八春》曾在《亦报》连载。这两张报纸内容健康,版面净化,清除了旧时海派小型报纸黄色内容与低级趣味,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

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相继创办了专业性报纸,如《上海铁道报》、《上海邮电报》、《建筑时报》、《人民文化报》、《影剧日报》和《广播节目报》。原有的《大公报》经过反思、检查了解放战争中的错误态度,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王芸生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取得了人民的谅解,继续出版。解放前被国民党查封的《展望》周刊,也接着复刊。1950年还创办了由金仲华主编的英文《上海新闻》。这是继民国35年(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英文《新华周刊》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办的一家外文报刊。至1952年,上海的报纸总共发展到15家,报纸品种多样,适应了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广泛需要。

1952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文委“整顿、巩固、重点发展”的方针,进行报刊调整。《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大报》、《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解放初创办的英文《上海新闻》,因外侨大部分离开,读者减少而停刊。6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报纸进一步缩减,《新闻日报》与《解放日报》合并,《劳动报》停刊。

这一时期,上海新闻界普遍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由于学习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生搬硬套,盲目模仿,束缚了自己的创造性和前进步伐。我国原有的丰富的报纸工作经验,解放初期一度有所继承和发展,但之后没有继续下去。当时的报纸致力于完成社会改造和政治运动的宣传任务,许多政治性、工作性的报道陷于公式化、概念化,真正的新闻少,报纸内容单调,枯燥乏味,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1955年10月1日《文汇报》由直排改为横排,这是全国中文报纸第一家。从1956年元旦开始,上海的所有报刊都从直排改为横排。这是按照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决定进行的,是近代报刊在文字编排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富于创造性的方针。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且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争论。按照这一精神,上海进行新闻改革。《解放日报》决心要从新闻报道技术业务性、公报性和枯燥无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充分反映实际,把思想性与生动活泼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改革方案。《新民·晚报》赵超构则提出了“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要求把报纸办得贴近市民生活、使读者喜闻乐见。《文汇报》曾一度迁往北京改出《教师报》,1956年10月回上海继续出版。在发扬侧重知识分子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新闻报道倡导独家新闻,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以文汇特色见长的口号,“唯陈言之务去”的文风。同时,以“电影的锣鼓”(国产电影片为什么这样少)为开端,组织了许多问题的讨论。1957年党号召整风时,发表了许多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上海报纸的改革实践曾受到毛泽东的多次赞扬。然而,1957年6月之后,风云突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7月1日继续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断言有一个“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民盟右派系统”。后来的事实证明,《文汇报》的问题讨论和整风鸣放,某些地方虽有过激之词,但不存在“资产阶级方向”,也不存在“民盟右派系统”。在反右斗争中,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等21人被错划为右派。由于反右派斗争,1956、1957年上海报纸的新闻改革遭到夭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新闻事业遭到了严重摧残。《解放日报》《文汇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支持下的造反组织夺权。《新民报》(1958年由《新民报·晚刊》改名)在“四人帮”摧残下被迫停刊。接着,《青年报》、《新少年报》停刊。而许多造反组织趁社会动乱纷纷出版报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版《工人造反报》,以复旦大学“红革会”为主的造反组织出版《红卫战报》。其他还有刊期不一、大小不一的各式小报,都是类似呼喊“打倒”、“砸烂”和“夺权”等政治口号的传单。这些报刊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大多自行解体或停办,只有一家由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于1973年创办的期刊《学习与批判》,出版至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时停刊。该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反革命叛乱服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50年代初,上海的报纸曾发展到15家,但以后或合并或停刊而逐渐减少,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全市只剩下《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几家企业报。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前已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新闻事业迅速复苏。1978年12月中共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上海的新闻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报纸的复刊和新型报纸的创办。1979年3月和6月《劳动报》和《青年报》先后复刊。1982年1月,停刊16年之久的《新民晚报》复刊。它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编辑方针与读者重新见面,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年后发行量从58万份迅速增长到100余万份。在新创办的报纸方面,1980年1月,属全国第一家的由解放日报社办的《报刊文摘》创刊。随着改革开放,全国兴办了许多报刊,而一般读者难于从众多报刊中获得广泛的信息。《报刊文摘》适应了读者的这种需要,博采众家报刊之新,扩大读者视野,为读者服务。这份四开四版的报纸,发行量从26万份迅速增加到1984年7月的200万份。1980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筹办的《世界经济导报》创刊。它以阐述现代社会的经济现状和改革为宗旨,是一张国内最早介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新技术革命,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报纸。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停刊。1983年,长宁区少年宫在老师指导下,出版了由14岁少年儿童自采自编的《小主人》报,开少年儿童自办报纸之先声。

1983年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召开各主要新闻单位总编辑和编辑、记者座谈会,探讨和总结近几年来的新闻宣传和新闻改革。会议回顾了过去“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对报纸的严重影响,正确地从中吸取教训。要求正确处理报纸坚持党性与反映人民群众愿望和利益的关系,新闻的指导性、思想性与传播信息的关系,报纸的指导性与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这次会议又提出了报纸要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了解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这次座谈会对上海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83年之后的几年间,是上海创刊报纸最多的时期,据1986年统计,全市公开发行的报纸已达58家,其中1985年创刊的报纸达23家。除了原有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三家报纸外,有以特定读者为对象的《劳动报》《青年报》、《解放日报市郊版》、《少年报》、《上海学生英文报》、《上海老年报》、《联合时报》等13家;有以经济为主的《世界经济导报》、《新闻报》、《上海经济报》、《上海商报》、《城市导报》等;有《上海科技报》、《文汇读书周报》、《文汇电影时报》、《文学报》、《上海文化艺术报》、《童话报》等法制、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报纸。除以上报纸外,还有企业报、行情、信息报和文摘知识报。1980年后许多报纸的创刊,使上海的报纸形成了以党报为主的多样化、多层次、各有特色的报纸结构。

新创办报纸,大都是周报或周二刊。当天的主要新闻已见诸于每天的日报,周报、周二刊刊出的多数是近期新闻、文章、通讯、报告及小品等,带有杂志化倾向。由于上海与全国不少地区有广泛联系与交往,外地读者需要了解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消息,由此上海报纸在外地拥有很多读者。1983年《文汇报》发行171万份报纸中,有133万份发往外地。《新民晚报》在沪宁、沪杭甬沿线拥有大量读者。据1986年的统计,上海报纸期发总量达到1929万份,在全国各省市中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

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浦东开发,上海新闻事业继续得到发展,有以传播经济信息为主的《上海证券报》、《上海金融报》、《上海英文星报》等10多家报纸创刊。新闻时事性期刊,除原有《上海画报》、《新闻记者》、《新闻大学》外,创办了《今日上海》《世界之窗》《国际观察》等6家期刊。《劳动报》、《青年报》、《新闻报》、《消费报》从过去周刊、周二、周三、周四刊发展成日刊。主要日报的版面从过去对开两大张增加到三张或四张,并逐步发展成彩报。日报的增刊、专刊中商情信息、股市行情、房屋地产等经济性增刊、专刊不断增加。1995年,《新民晚报》还在美国洛杉矶创办发行了《新民晚报·美国版》。

随着报纸经营的改革,报业资产逐步增长,继1986年从文汇报社兴建报业大楼之后,《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劳动报》也先后建起现代化设施的报业大楼。

9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报纸普遍加强评论工作。《解放日报》针对工作实践中改革开放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步子还迈得不够大的情况,于1991年2月15日、3月2日和3月22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等评论文章,强调扩大开放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停滞、封闭的观点。还针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文章提出90年代上海的改革开放要迈大步子,敢于冒风险,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的尝试,如果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由于文章传达和透露了邓小平1991年1~2月视察深圳、上海等城市时的讲话精神,因而在上海以至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

新闻通讯社的业务范围和信息传播不断扩展。新华社上海分社除向总社提供国内电讯稿、内参稿、对外稿、晚报专稿等稿件外,同时向市内报刊直接发布重要稿件,并运用自己掌握新闻信息的优势,创办信息社,向公司集团、工厂企业和各种经济机构提供经济信息。上海另一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是1959年7月1日建立的。这是一家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服务的通讯社。分社注重采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新发展的各类新闻,通过北京总社向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裔的华文报纸发稿。

上海新闻团体的活动和新闻研究、新闻教育等方面在各个时期都有新的进展。

在新闻团体的活动方面,宣统元年(1909年3月),《时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社联合成立上海日报公会,这是上海最早的新闻团体。民国期间,自民国8年(1919年)起,有印刷工人、报纸记者,新闻院校成立印刷工会、新闻学会。30年代进步新闻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如民国21年3月的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解放后,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58年,“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活动。1982年恢复工作后,至1995年新吸收的会员增加到三千多人。协会团结各新闻机构的成员,继承和发扬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努力提高新闻队伍的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协会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组织分赴外地的采访团,并与外省市交流业务经验,还定期评选上海新闻奖、送评范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等。协会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因采访报道受到不应有的干预时,协会会同有关法制部门,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

1982年上海新闻学会成立,这是建国后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学会联合新闻工作者,对上海历史上所处的新闻中心地位和悠久的近代新闻发展史、报刊史进行回顾和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同时研究当前新闻理论和新闻改革,出版新闻学术资料会刊。联合新闻界进行一年一度的“上海好新闻奖”评选活动。学会还会同复旦新闻学院、华东师大中文系和上海新闻研究所联合举办“新闻高等专业证书班”和其他专业培训班。

1982年之后,上海成立了新闻摄影学会、新闻资料学会、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报纸行业协会,以及科技、法制、体育、企业报等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

上海是中国近代报学、新闻学研究的发祥地。最早的新闻学著作是翻译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美国人休曼的《中国新闻史》。第一本报业史著作,则是由《申报》协理汪英宾在美国留学时用英文写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之后,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代表,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基地,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闻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出版了《新闻大学》《新闻学术情报》、《新闻学研究》、《世界新闻事业》等学术刊物和大批著作。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立,加强了上海地方新闻发展史与新闻理论、新闻法制方面的研究。上海新闻研究逐渐趋于兴旺,中国新闻史、新闻学基础、中国编辑史、上海新闻史、申报史等方面著作陆续出版。《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建立了新闻研究室,对各自的报史进行研究,陆续编辑出版报史和有关史料。

在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上海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中心,自20年代起就陆续开办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光华大学报学科、国民大学报学系、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复旦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新闻院校。解放前后,上述这些院校除复旦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外,都已迁移、合并或停办。1979年之后,复旦大学新闻系增设新的专业,1988年改建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80年代初至1994年,新闻教育在新的传播领域进一步发展,1983年上海外语学院建立英语系国际新闻专业,设英语报刊新闻写作理论与实践、电视新闻、传播学、广告学、摄像等课程。该专业还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有关大学建立了联系。1987年,上海科技大学新闻与人文科学系设立科技新闻专业,专事培养从事宣传科技政策,普及科技知识,传播科技信息,促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的新闻专业人才。1994年上海体育学院建立新闻系,该系重在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相应体育素质、体育专业知识,以及从事新闻采访、编辑、摄影、摄像综合业务能力的新闻体育专业人才。复旦大学1981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成为中国第一个招收研究生的新闻院系。1985年设置博士点。以复旦新闻学院为主的上海新闻教育院系,为上海与全国新闻机构输送了大量新闻专业人才。自80年代后,上海多数新闻机构新进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新闻院系培养的专业人才。

在近代,特别是20年代,上海新闻界与国外新闻界的交往就比较多。民国16~28年(1927~1939年),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邹韬奋、瞿秋白、俞颂华等多次出访欧美和日本考察新闻事业,上海报界代表也几次出席国际报界会议。20年代初,欧美等国的报界陆续派人访问上海。民国10年英国《泰晤士报》主持人北岩勋爵,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几次来上海访问,与《申报》、《新闻报》、《大陆报》、《时事新报》等报馆和新闻界人士进行业务交流。以后几年中,中外新闻界的交流更多一些。解放后的50年代,上海新闻界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界交往较多,曾与苏联《真理报》等报社派代表互访。在这以后上海新闻界与国际交往减少。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交往不断增加。1990~1995年,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接待了日本、美国、俄罗斯等23个国家334批来访者,其中周边国家占三分之二以上。同时,上海新闻界除参加中国记协组团访问日、美、朝鲜、蒙古等国家外,各报社也组团或派出报纸负责人、编辑、记者到许多国家考察访问。1985年之后,国际新闻学术讨论会曾在上海举行。受联合国新闻部的委托,上海与中国记协一起举行亚太地区新闻界知名人士圆桌会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国际性新闻传播学术讨论会,学院还与美国知名新闻院校保持着业务联系。

上海新闻事业在改革不断深入、开放日益扩大的形势下迅速发展,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创新求实,版面内容更加充实活跃。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促进新闻事业经营效益的增长。经营管理不断改善,新闻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印刷设备迅速得到更新,编排全部实现电脑化。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上海新闻事业正以高昂的姿态稳步迈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