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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2/1/30 11:00:31

上海的出版印刷业源远流长。

宋、元时代,时属江浙的松江、金山地区官府、私家和书坊都有刻本流传。元至元年间,上海设县,在县城已有坊刻出现。至明、清,刻本问世者甚众。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前来办书馆、开印刷厂、出书报,用西方的先进印刷技术代替古老的雕板刻书。从而,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在上海形成并迅速发展。

自晚清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海的出版印刷业始终是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无论是在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还是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化抗争中,以及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上海的出版印刷业都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作用。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上海的出版印刷业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空前的繁荣。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松江杨潜修《云间志》3卷,此为上海地区较早成书者,原刊本已佚,有明、清时抄本传世。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县学徐民瞻刻《陆士龙文集》10卷,为现在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宋刻之一,且为现存上海最早的刻本。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30卷,有刻本;《说郛》100卷,原本已佚,有涵芬楼排印本。

明清以来,官刻以地方志为多,编撰和出版本县县志,有的还刊行了镇里志。家刻、坊刻增多,尤以松江为著。家刻颇多,多精刻本。家刻主人多为高官、学者或藏书家,刊行乡贤或先人的诗文集,在外地刊行或雇刻工在家中刻书。

明代松江陈子龙的平露堂出书最多,刻有《皇明经世文编》、《皇明诗选》、《幾社壬申合稿》、《农政全书》等书。

清代末年,金山钱氏一家自乾隆起至光绪间,刻书从未间断,其中以钱熙祚邀张文虎等校勘的《守山阁丛书》、《指海》,各百余种,最为有名。

坊刻,有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云间潘纬著《柳文音义》一书,时麻沙书坊将潘著汇入《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内,有刻本传世。明中叶上海大东门外有黄文正书店等,不过规模较小,出书不多。

1843年11月,上海被迫开埠,使近代上海成了西方列强侵华的前沿阵地,强行建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国中的国”。

教会办的书馆有:墨海书馆(1843~1860年)、美华书馆(1860~1913年)、土山湾印书馆(1864~1957年)、益智书会(1877~1890年)、格致书室(1885~1911年)、广学会(1887~1958年)。

英商美查除了办申报馆外,开设申昌书室(1874年)、点石斋石印局(1877年)以及图书集成局(1884年)。

日商岸田吟香创办乐善堂书局(1886年),刊行中国古籍。

这些书馆运来或购置新式铅印、石印设备,如墨海书馆的麦都思将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印刷所迁来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台印刷机。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将宁波的印刷所迁来上海,后来成为上海最大最先进的印刷机构。土山湾印书馆较早采用石印、珂 版设备和技术,促使点石斋石印局引进轮转石印机、同文书局引进彩色石印。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滚筒印刷机,利用富裕的印刷力量排印书刊,出版《申报馆丛书》。

在京师同文馆成立后6年,官方于1868年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因为上海另有广方言馆,所以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及各省官书局有所不同。集中了近60位中外学者专家,从1871~1890年,全部翻译出版西学书籍160种。该局备有铅字和印刷机,但所译书籍均用雕版印刷。

官办的还有南洋公学翻译院(1897~1903年)等。

民办的有:扫叶山房、同文书局(1882~1898年)、蜚英馆(1887年~?)、商务印书馆(1897年至今)、文明书局(1902~1932年)等。

这些书馆的出现和兴旺,维新运动的影响,刺激了中国民间出版业的发展。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石印书局只有点石斋石印局、扫叶山房、同文书局、千顷堂书局等四五家,20年间迅速增至90家,新建的铅印书局有图书集成公司、中国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等20家。

民办书馆中,商务印书馆的崛起,引人注目。该馆原来是由夏瑞芳等7人于1897年创办起来的一家小印刷所,只有手摇三号架3部。1900年,买进上海日商的修文书馆,“于是大加扩充,宛然成一有规模之印书房,”1901年,印有模和张元济投资入股。1902年,张元济进馆后,建立编译所,任编译所所长。该馆从一个新印刷业一进而为新出版业。先后聘请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邝富灼、伍光建、孟森、陆费逵、陆尔奎、钱智修、孙毓修入馆,后来负有盛名的青年编辑则有沈雁冰、杨贤江、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等。开始编辑出版全套中小学教科书,出版蔡元培、马建忠、章士钊、严复、林纾(琴南)等人的译著,还出版双解语文辞典和各科专科辞典。创办了《东方杂志》等8种杂志。其中中小学教科书几乎独占图书市场。早年每年出书只有50种,以后保持在每年500种左右。到1949年为止的五十二年间,共出书8600种。在各地设有分支馆86处,形成了全国的发行网。1903年,该馆由于资金不足,印刷技术落后,管理经验缺乏,决定与日本金港堂的原亮三郎等人合资,改为有限股份公司。1905年,该馆增资为100万元,1913年,再增资为150万元。1914年1月,收回日股,成为完全华商的出版企业。1920年,增资为300万元,1922年为50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

由于夏瑞芳、张元济一直主张印刷厂“宜用新式机器代替旧机器”,印装“更外出色”,“必须办到代人印刷亦能支持”,所以1931年以前,年年引进新设备、新技术。使该印刷所从一家单一的铅印厂发展成为拥有现代先进凸版、平版、凹印设备的全能的印刷厂。

从此,上海出现以铅印业为主的新兴印刷业,雕版和铅印与之并行。由于电镀字模的发明,纸型技术的使用,于是上海印刷业逐渐被铅印机械化所代替。

随着南京路繁华商业街的形成,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一段)成了上海书业的中心,新旧书店有:文端楼、著易堂、锦章图书局、扫叶山房、广益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会文堂书局等19家。福州路上,有黎明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新月书店、群众图书杂志公司、金屋书店、现代书局、光明书局、大东书局、上海杂志公司、新生命书局、徐胜记画片店、生活书店、世界书局、儿童书局、中学生书局等30多家,所以人们统称福州路为上海文化街。

辛亥(1911年)五月前,上海有116家书店,翌年新开业的就有中华书局、尚古山房、中华图书馆等35家。

1912年初,陆费逵等创立中华书局。店址先在福州路,后在东百老汇路(今大名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澳门路。陆费逵任总经理,范源濂等任编辑所长。开业时,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创办8大期刊,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以新国旗图案的《中华教科书》抢占教科书市场。自办印刷厂,引进各种印刷设备。初创5年内,营业兴旺。1913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增资为100万元。1917年,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经营上亏损,负债逾百万,几乎停业。只得将公司租给新华公司经营,两个月后收回自办。仍由陆费逵任经理。1920年,承印广告与香烟壳业务,获利丰厚。1926年增资为200万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1930年,孔祥熙任董事长后,主要承印有价证券与小额钞票的印刷业务。各地分局有40多处。从1912~1949年,37年间共出书5700种。其中各类教科书占400种。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有:卢骚的《民约论》全译本、《新文化丛书》(包括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等)。大型辞书有:《中华大字典》、《辞海》,精印古籍有:《四库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精美画册有《世界名画集》等。

“书业的营业,在前清末年,大概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其中商务约占三分之一,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合占三分之一,其他各家占三分之一。民国初年约1000万元,商务占十分之三四,中华占十分之一二。”(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外资的广学会、申昌书局等不在内。多数书店规模小,出书少,寿命短。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新青年》高举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旗帜,提倡新文化,激烈抨击孔教为中心的旧文化、旧道德,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提倡文学革命,率先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不朽作品。

在《新青年》带动之下,涌现了一批新文化、新思潮的期刊,有400种之多。同时,推动了老杂志的改组和进步,如商务印书馆对《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加以改组,由胡愈之、沈雁冰、杨贤江、章锡琛等一代新人主编,改用白话文,革新了内容。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就非常重视对宣传和出版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有:新青年社(1920~1923年),人民出版社(1921~1923年),上海书店(1923~1926年),长江书店(1927年),华兴书店(1929~1931年)。这些书店始终把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通俗读物,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的书放在首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该社首先把《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敏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列入出书计划。

20年代,一批文化人和出版商创立大东书局、世界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月书店、春野书店、大江书铺、昆仑书店、朝花社、南强书局等50多家中小书店,原来在北京出版鲁迅译著的北新书局总店于1927年也迁来上海。这个时期,上海新文化运动有了大发展,上海出版业也有了大发展。商务、中华、世界大书店竞相出版教科书、专科辞典和大部头古籍。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先后在商务出版。新兴的中小出版业热心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普及读物,以及新文学著译,逐步代替了严复、林琴南等人的文言译著。其中的开明书店是后起之秀,二十年间,因出书内容精审、装帧讲究而享有盛誉,从一家兄弟书店发展为五大书店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立即创办报刊,建立正中书局等一批出版机构,制造反动舆论,发布一个又一个反动禁令,查封进步出版机构,限制和禁止进步出版物,逮捕和杀害革命作家、出版者,中国人民的出版事业不得不转入地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形成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局面。

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一大批革命青年涌来上海,他们开书店,办杂志,写书写文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实行大联合,1930年,先后成立了“左联”和“社联”,“左联”下属八个文艺团体,250人。他们和进步出版界互相联手,形成一支新的文化大军。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潮此起彼伏。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办得有声有色,期刊发行数15万份,与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上海的期刊从1933~1935年得到迅猛的发展,从215种~398种,人们称之为“杂志年”。

刚创立不久的生活书店,在“社联”、“左联”成员、广大作家、学者帮助下,一下子创办了有影响的《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8种杂志。出版《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青年自学丛书》、《黑白丛书》、《时事问题丛刊》、《世界知识丛书》,介绍新兴社会科学读物,在此期间,创立了华兴书店、春野书店、大江书铺、昆仑书店、朝花社、创造社出版部等60多个出版机构。十几年间,上海出版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翻译出版问世。新文学作品出版十分活跃,不仅打破了文化“围剿”,而且迎来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也是出版业的鼎盛期。

抗战前期,全国出版业处在困窘的境地,生活书店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三年半(1937.7~1940)中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创办8大期刊,出版700种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书籍,在各地开办了55个分店,位居战时中国出版业的首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坚强的进步文化的阵地。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日益暴露,反共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书店50多个分店先后被封,最后只剩下重庆一家分店。读书生活社、新知书店也同样被摧残,但三家书店始终在困境中坚持出版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书局奉命疏散或内迁。商务印书馆在租界内租下临时工房和栈房,把华界的印刷厂和存书、纸张搬来。1937年9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告“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期刊、预定书籍等,一律暂停出版”。生活书店不顾形势险恶,反而先后创办《国民》周刊、《中华公论》月刊、《抗战》三日刊、《战时教育》半月刊和《集纳》周报。1937年11月,生活书店除《文学》月刊外,原有8种期刊随总店迁汉口继续出版。此时,上海还先后出版了《黑白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世界知识丛刊》等多种丛书,近100种战时读物。商务、中华的总管理处迁香港,凭借在香港的印刷厂印刷图书,发行各地。

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公开抗日的《救亡日报》等报纸被迫停刊,因拒绝受日伪当局检查而停刊的还有《申报》和《大公报》。从1938~1941年10月,租界上的中文报刊有300多种,著名的有:《每日译报》、《文汇报》、《集纳周刊》、《离骚》、《一般》半月刊、《华美》周刊、《上海妇女》半月刊、《中美周刊》、《正言周刊》、《正言文艺》、《译报周刊》、《文艺新潮》、《涛声》、《少年读物》、《剧场艺术》、《西风副刊》、《西书精华》、《鲁迅风》、《大美画报》、《良友画报》、《宇宙风乙刊》、《美术界》、《学习》、《上海周报》、《文学集林》、《行列诗刊》、《大众呼声》、《西洋文学》、《大陆》、《知识与生活》、《万象》、《北斗》、《时代》、《万人小说》、《红茶》等,品种繁多,而抗日进步的仍然是主流。

敌伪政权扶持的刊物则有《新世纪》、《日本评论》、《政治月刊》、《更生周刊》、《新中国周报》、《女声》、《古今》等,不下30种,不过有的每期只销几百份。

在此期间,上海除原有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兄弟杂志公司(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国民书店等外,新创立的出版机构有:复社、风雨书屋、万叶书店、棠棣出版社、海燕书店、珠林书店、北社、大众出版社、少年出版社等。

胡愈之等人集资创办复社。出版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党、红军、毛泽东,并附有难得见到的大量珍贵照片。半年之内,重印五次,销行9万多册,引起轰动。接着,在一无资金,二缺人手的条件下,只用三个月时间,推出20册的《鲁迅全集》,“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许广平语)。

学习复社的成功经验,读书生活社经理黄洛峰派万国钧从汉口来上海,排印《资本论》。3个月内,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册在孤岛时期终于问世了。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汉口后,上海分店改名远东图书公司,后来又改名兄弟杂志公司,经理是王泰雷。上海分店实际上是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造货中心。利用上海特殊的有利条件(有过剩的印刷能力、有低价进口纸、水陆运输尚称方便、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比在内地出书方便),在上海大量出书,并发往各地。当时上海分店还把光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进步书籍,如《静静的顿河》、《辩证法全程》发往各地,还专门组织力量秘密运往苏北、山东根据地和大连等地。

1943年8月,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奉命来上海,照看在上海秘密治病的邹韬奋,并指导上海分店的工作。1944年7月24日,伟大的爱国者、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不幸在上海逝世。

新知书店总管理处迁内地后,1939年,派王益秘密来上海建立办事处,后来副经理华应申也来上海,创办泰风公司。重印新知书店的出版物,以远东书店名义出版《苏联文艺丛书》,著名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间啊!前进》等书。

当时蛰居在上海的郑振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个人的力量编辑大型《中国版画史图录》,于1939~1941年陆续交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印出5函23集,十分精美。还编印了《玄览堂丛书》第一集,共10大函,120册。

当时老书店中出书比较活跃的还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光明书局、世界书局、国民书店等。在此期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家、翻译家陆蠡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杀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侵占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宣传抗日的报刊全部停刊。12月16日,日军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兄弟杂志公司、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8家,连同商务印刷厂、永宁(中华)印刷厂、仓库、支店在内17处。各单位都遭到重大损失。

在沦陷前夕,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罗果夫和中共党员姜椿芳合作创办了中文《时代》周刊,报道苏德战争情况,并创立时代出版社。上海沦陷时《时代》周刊休刊了20多天,1942年1月复刊,改为半月刊。该社还出版《苏联卫国战争》画册,用俄、中、英、德文出版,还出了《斯大林言论集》。这是沦陷区唯一的进步出版机构。又创办《苏联文艺》月刊,曾发表《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人民不死》等名著。1944年2月,《时代》和《苏联文艺》被禁止出版。1945年5月,时代出版社不顾日伪的禁令,自动将《时代》和《苏联文艺》复刊,《时代》复刊号上刊登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照片,读者踊跃争购。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时代出版社被日军正式查封,苏联侨民被关进集中营,日军当局责令时代社的工作人员要随传随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徐伯昕带领生活书店的同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花了30两黄金顶下吕班路(今重庆南路)6号作生活书店门市部,于10月10日复业。

自此,新创刊和复刊的进步刊物有:《周报》、《民主》、《人人周刊》、《文萃》、《新文化》、《世界知识》、《上海文化》、《文联》、《文坛月报》、《文艺复兴》、《文章》、《少年世界》、《消息》、《大家》、《清明》、《读书与出版》、《昌言》、《理论与现实》、《工程界》、《群众》、《诗创造》等二三十种,上海又成了和平民主舆论的中心。

与此同时,生活书店立即恢复编辑部,加紧图书的出版。同时建立一、二、三线的出版机构。一线出版旗帜鲜明的政治书籍,如华夏书店、韬奋出版社;二线出版外国文学名著或学术著作,如骆驼书店、峨嵋书店;三线出版不涉及现实政治的实用书籍,如致用书店、士林书店。原来内迁的书店和在内地创办的群益书店、作家书屋、文光书店、大孚出版公司、耕耘出版社、联营书店纷纷迁来上海。上海新创立的有:上海出版公司、新群出版社、星群出版社、灯塔出版社等,上海又成为全国文化出版的中心,出书十分活跃。

但是不久,1947年3月,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5月,市政府下令《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上海版永久停刊。5月以后,《消息》、《周报》、《昌言》、《群众》、《民主》、《文萃》等大部分进步期刊被查禁。7月,文萃社的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先后在南京、宁波被杀害,人称文萃三烈士。1948年4月,《世界知识》、《国讯》等又遭封闭,黄炎培等人想方设法再创刊《展望》杂志,在重重迫害下坚守阵地。

1948年2月2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下达查封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密令,幸亏得知消息较早,大部分人员已离开上海。1948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三家书店在香港正式组成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

1948年10月12日,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销售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被查封,9人被捕,株连100多人。郑显艺等6人于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被杀害。

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出版事业出现全新的面貌。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堡垒——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17个出版单位被人民政府接管,反动的书籍报刊被停止出版。国营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劳动出版社、华东青年出版社,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陆续成立,150多家私营书店获得新生,人民需要的进步书刊受到欢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加强了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出版事业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50年代初期,根据出版专业化的方针,分别建立了华东(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和新华印刷厂华东办事处;除华东人民出版社外,先后建立华东青年出版社、华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劳动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后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国营出版社;先后建立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后改组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画片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后改组为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1952年,全国出版各类图书13692种,印行7.89亿册(张),同新中国建立前出版图书数量最高的年份1936年(9438种,1.78亿册)相比,种数增长了45%,册数增长了3倍多。其中上海出版2810种,印行1.8311亿册(张)。1952年,私营书店有321家。1950年上海的开明书店,1954年前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时代出版社、世界知识社、龙门书局和私营地图联合社等陆续迁京,分别实行公私合营,或并入国营出版社。

从1950年开始,上海通过上海书业公会要求各书店业主加强学习,遵纪守法,对人民负责,提高书籍质量;调整书店的出书范围,推动他们联合经营,如成立童联书店,连联书店,通联书店。上海市出版局在审批营业许可证的过程中,淘汰了一批不具备条件的出版社。到1953年底,私营书店从321家减少到252家;到1953年6月底,私营印刷业从341家减少到127家;到1953年7月底,私营发行业从404家减少到202家,1954年初,尚有私营出版社80家,其中15家参加公私合营,31家的编辑出版业务人员由各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聘用,23家被淘汰,其余11家宗教出版业分别由各宗教团体管理。自此,上海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业人员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此后,上海还建立了出版物资供应站、印刷技术研究所、市印刷学校、市出版学校、上海图书发行学校、上海技工学校等。

1956年,上海共有14家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6175种,印行49044万册(张)。中央委托上海出版部分《斯大林全集》、部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等。在此期间,文学理论有巴人的《文学初步》,何其芳的《关于现实主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文学作品著名的有巴金的《英雄的故事》,刘志侠的《铁道游击队》,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李克的《地道战》,谷峪的《新事新办》,刘绍棠的《青枝绿叶》,王安友的《追肥》等。翻译出版的古典和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50多种,居全国的首位。

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也迅速发展。1956年以前,上海出版有董承琅的《实用心脏病学》,苏德隆的《农村卫生学》,邝安堃主编的《实用内科诊疗手册》,吴达璋等的《农作物害虫的主要防治方法及其原理》,南衡社出版的《五金手册》,陈之航的《金属切削学》,陆鹤寿的《初级电工原理》(1~4册)等书。1956年,上海成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此,上海更有计划地出版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方面的图书,品种逐年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

1950~1956年,全国出版的各类通俗读物2.2万种,印行7.25亿册。1951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发行了900万册,创造了最高纪录。《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印行了1000万册,再创最高纪录。还开始出版《党的建设丛书》、《思想修养丛书》等。上海每年出版几百种连环画,初版印数在10万册以上,每年出版一二百种年画,最高年份总印数1.5亿张,种数和印数居全国领先地位,成为上海的名牌产品。

1954年前后,在统一规划下,上海将部分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调往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支援这些地区的出版工作。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上海出版界有一批党员干部和编辑骨干被错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受到降职降级、调离工作的处分。他们著译的书籍不许销售,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平反后,对这些同志才一一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恢复原职。1956年冬到1958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号召著译界和出版界的党内外人士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扩大化,上海出版系统有156位干部和编辑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等不公正的处分,好多有才干的编辑出版人员因此离开了出版工作岗位。自此,出版系统的民主生活很不正常,使上海的图书、期刊的出版受到很大影响,造成不幸的后果。直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复查,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才一一作了改正,重新安排了工作。

1958年2月,上海出版系统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各出版社、新华书店共有3970人,几天内写了46万张大字报,火烧所谓“五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阔气)。3月间,各单位又动员制订个人“红专规划”,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文化部抓住这个“典型”,3月10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号召全国出版社向上海学习,会上通过三个大跃进的倡议书。于是在全国出版系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大跃进运动。各出版社竞相出书,以致出现“三天出一本书”,“一天出一本书”,甚至“十几小时出一本书”的“纪录”。而所出版的书不少是配合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介绍不成熟经验的小册子,是靠“剪刀加浆糊”汇编而成的。因此,1958年,上海虽然出版8600多种图书,但这些书很大一部分质量不高,没有什么生命力,造成大量的积压和浪费。

在1959~1960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又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敢于讲真话的干部,错误地批判了一批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株连到许多作者和编辑。指导思想越来越“左”,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稿费标准越来越低,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很不正常。

1960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4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上海分担了第四卷和选读的部分印刷和发行的任务。

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鼓舞下,出版界呈现短暂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后来受到“左”的干扰,在这段时间内还是出版了一些好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学者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杨宽的《战国史》,赵万里的《中国青瓷史略》,李亚农的《殷代社会生活》、《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和季镇淮的《司马迁》,王瑶的《李白》,张慧剑的《李时珍》,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等历史人物传记,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等专题史。1958年出版了王实等主编的全国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出版了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952~1961年,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大型史料丛刊——《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10辑64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还出版了《荣氏家族企业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等企业史料。翻译出版了伏尔泰《哲学通信》、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西方学术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规划,并开始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中华书局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下开始有计划地出版古籍。上海市出版局受文化部委托,由丁景唐副局长主持,编辑一套《工农通俗文库》。自1961年起,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共同组织撰写高等学校文、理、工科教材。1966年,全国编审出版高等理工科教材2300种,中专教材1200种。其中不少是由上海出版的。

1959年,上海出版局集中好几位资深的美术编辑,制作一批精品参加莱比锡的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海参展的《永乐宫壁画》、《上海博物馆藏画》获金质奖章,《中国货币史》获银质奖章,《梁祝故事说唱集》获排字印刷银质奖章。中华印刷厂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委托印制的《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获得装帧金质奖章。

自1964年开始,北京、上海先后引进电子刻版机、电子分色机和四色胶印机,从此,上海印刷业在电子化、彩色胶印技术方面有了进一步提高。

1965年11月10日,江青策划上海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宫〉》一文,硬把1960年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说成是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株大毒草”。随后,张春桥责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主动”向全国发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诬蔑17年来的出版工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他们臆造出版界从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一条黑线”,诬蔑从事出版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业务骨干是“黑线人物”。在他们煽动下,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大批专家学者和编辑被任意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作为“全面专政”的对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对以往出版的大量图书指斥为“封、资、修”毒草,书店不许卖,图书馆不许外借,个人藏书也被当作“四旧”而抄毁。

“文化大革命”中,把印制毛泽东著作、图像的数量看作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标准和手段,仅1967年全国就出版《毛泽东选集》9100多万部,等于“文化大革命”前15年出版1100多万部的8倍,《毛主席语录》印了3.69亿册,连同以前出版的2.59亿册,共有6.25亿册;毛主席像印了12亿张。上海承印发行了很大一部分。

1969年底,上海各单位的编辑出版人员大部分被下放到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除了体力劳动就是无休止的“革命大批判”。许多干部以“慰问知识青年”、“四个面向(工厂、农村、基层、边疆)”为名,被赶出出版系统。1970年10月,市委书记张春桥强令上海14家出版社合并成一家,也名之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年3月,周恩来指示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多次批评割断历史、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提出“应该修订《辞海》未定本”,“为青少年出版各类图书”等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将“两个反革命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出版工作是“反革命专政”,“出版队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塞进会议《纪要》里,因而奄奄一息的出版工作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部门的控制。上海创办由罗思鼎(注:罗思鼎,是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班所写文章的笔名。)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文艺月刊,指使出版社出版跟他们指挥棒转的小册子。“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注:梁效,指江青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写作组写的文章,笔名梁效。),出书靠剪报”,这是人们对当年新闻出版界的嘲讽。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们责令汇编出版《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三个问题〉》3本小册子,用最快的速度大量印行,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全国。这个时期出版的图书,不仅政治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思想上、理论上引起极大的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上海因内容错误而停售报废的图书(不包括教科书)达5千种,浪费纸张4万余吨,达2亿元。至于人力的浪费,更无法计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在继续揭批“四人帮”控制出版阵地的罪行的时候,就作出重大决策: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大社”,重建上海市出版局,恢复10家下属出版社;不久,又新建译文出版社等10家出版社,新建10家大学出版社。到1996年为止,共有出版社36家。1979年,国家出版局确定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全国地方出版社有了大发展。

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时制定新时期的出版方针,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代替“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法,提出出版工作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的出版方针使出版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拓宽了出书的范围,让广大著译者和出版工作者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使出版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改革开放和繁荣的新时期。

为了缓解“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书荒”,国家出版局组织北京、上海等十几个省市出版局重印了近百种长期受禁锢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工具书,在1978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同时发行。此举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书店门前出现排长队踊跃购书的动人景象。

在新的出版方针下,各出版社的编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团结广大著译者,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重印大批好书,出版大量好书。20年来,全国出书每年超过12万种。上海每年出版2000~8000种。80年代开始出版音像出版物,90年代开始出版电子出版物。

不仅在出书的品种、数量上步入出版大国的行列,而且出版了一批世人瞩目的各个领域的精品图书。上海在这个时期出版了1000多种大中小型工具书。著名的有:《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简编本),《英汉大词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经济学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药大辞典》,《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教育大辞典》,《中国百科年鉴》等,其中大多数获得国家图书奖或荣誉奖。

为了读者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影印大批具有文献价值的古、旧书。重要的有:《艺文类聚》、《二十五史》、《道藏》、《王国维遗书》、《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申报》、《语丝》周刊全套、《良友画报》全套、《民国丛书》等。

社会科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全国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多种,而上海出版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以论述简要很受欢迎,印行1000万册以上。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作者毕生研究的成果。出版了张世英等人的多种黑格尔研究的专著。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引人注目的学术专著,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是作者继60年代与人合作的《西方美学史论丛》一书后的重要著作,还有《朱光潜美学论文集》,施东昌的《“美”的探索》,李泽厚的《美学论集》,蔡仪的《美学论著初编》,向读者提供中国几乎所有美学名家的论著。

历史著作出版了《陈寅恪文集》、《吕思勉史学论著》、《徐光启著译集》、《章太炎全集》、《柳亚子文集》,重印了顾颉刚等编印的《古史辨》,出版了白寿彝主编很有特色的多卷本《中国通史》。1998年出版101册的《中华文化通志》。断代史则有《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著)、《宋代经济史》(漆侠著)、《明史》(汤纲等著)。专题史有《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及、胡绳武著),出版了《孙中山集外集》,披露不少全集未收的文献资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图片集》,出版了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80年代末已出版《中西文化交流史》等20多种。

文学艺术创作,出版了巴金、冰心、夏衍、施蛰存、柯灵、周立波、蒋光慈、沙汀、张天翼、欧阳予倩等人的文集,《1977~1980年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苍天在上》等长篇小说、《八十年代散文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连续出版王元化的《文学沉思录》、《传统与反传统》、《思辨随笔》3部学术专著,很有影响,其中《思辨随笔》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大奖。1982年重印了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年),是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之集大成的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第二个十年(1927~1937年)、第三个十年(1937~1949年)、第四个十年(1949~1976年)的大系。在编选上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新文学运动的基本面貌。80年代上海书店还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共12分卷,30册。9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华民族故事大系》,16卷,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学林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历代服饰》、《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等精品。

上海翻译出版了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狄更斯、契诃夫、安徒生、普希金、海明威等人的文集,还正在翻译出版《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古籍整理出版了《刘禹锡集笺证》、《白居易集笺证》、《剑南诗歌校注》、《敦煌变文文集》、《敦煌歌辞总汇》、《清代碑传合集》、《清诗纪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开始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等书。

书画方面,出版了吴昌硕、黄宾虹、林风眠、刘海粟、吴湖帆、朱屺瞻等大画家的画册,出版了《隋唐文化》、《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1931~1981年)、《世界绘画珍藏大系》、《中国》、《西藏》、《上海》大型摄影画册,木刻水印则有精工复制的明代徐渭《杂花图卷》长卷、《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书画谱》。上海书画出版社还出版了《历代法书萃英》、《中国书画全集》、《明清名家书法大成》、《明清篆刻流派印谱》等书。

少年儿童读物,80年代出版《少年文库》、《彩图世界名著》、《世界文学名著故事大全》、《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中学生文库》、《365夜》等书。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期刊开始复兴,1980年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大批期刊问世,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1994年有556种。开拓了不少新品种,适应各层次的老中青读者。装帧新颖、别致。不少期刊在全国评比中获奖。

从1979年以来,上海投入2亿美元,不少印刷厂装备了电子照排机,电子分色机,全张四色胶印机,全张胶印印书轮转机,精、平装联动机等先进设备。1989年照相排字已达16.3亿字,占全部排字量的18.4%,胶印书产量占全部书刊印刷量的29.8%。80年代和90年代,电子化、胶印化步伐更加快了。

现代化书刊印刷条件的提高,优质产品增多,不少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印刷周期从1982年平均252天缩短到1989年的135天,有的厂缩短到100天。1998年,局属印刷业成功地扭转了连续13年经济效益滑坡的历史,并实行全行业扭亏为盈141万元,它给行业改革带来信心和希望,1999年将进一步提高装备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质量水平和效益水平,争取年内超过1000万元,使印刷业成为上海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9年初,超大型的图书超市上海书城在福州路文化街建成开业。营业面积有1万平方米,陈列15万种图书,每天营业额达30万元以上。在全国来说,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大的,但是它在世纪末的上海开业,按照现代化的书店样式装潢、陈列,全部用电脑管理,并且开设国内第一家网上书店。人们称赞上海书城是上海十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筑之一。人们感谢出版界给爱书人增添一个书香四溢的好去处。从此,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拥有大小两个图书城,几十个专业书店和各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还有陈列在超市的书柜,以及遍及全市街头的一个个书报亭,形成一条东西南北中的文化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