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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1/12/24 15:31:19

上海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中国现有8个民主党派,在上海都有地方组织。这些地方组织大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上海解放前后成立的。至1992年底,共有民主党派成员30850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民国37年(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之后,在上海先后建立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民革上海临时分会、民革上海特别小组和民革上海分会等4个地下组织,加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原在上海建立的联络处,解放前,民革在上海有5个地下组织。由于当时环境特殊,各组织独立开展活动,相互间均无联系。上海解放后,民革中央于1949年7月成立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对原有各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并着手整建会务。1950年3月,撤销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历经5年,1955年3月正式成立了民革上海市委员会。1992年底有党员2574人。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以从事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其前身为民国3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民主政团同盟,民国33年9月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民盟盟员陆续来到上海。民国35年8月,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1956年5月改为民盟上海市委员会。1992年底有盟员7840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民国34年12月成立于重庆。民国35年4月民建总会迁至上海,同年11月成立民建上海分会。1956年5月改为民建上海市委员会。民建初建时是由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及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现已成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1992年底,有会员5955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民国34年12月在上海成立。成立后,即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直至民国38年2月,在北平建立民进总部。同年6月,成立民进上海市分会。1956年11月,改为民进上海市委员会。1992年底,有会员4630人。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其前身是民国19年8月,由邓演达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并成立了上海小组。民国24年11月,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建立华东区机构,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党员撤离去内地,上海的活动基本停顿。抗战胜利后,民国35年9月,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由重庆迁回上海。民国36年2月,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同时成立了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会。同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香港。上海解放后,经过整顿党务,1950年1月成立农工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1954年8月,成立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解放后,农工党主要是由医药卫生界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1992年底,有党员3754人。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为主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民国14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950年初,致公党总部由香港迁往广州。1953年7月,致公党中央迁至北京。致公党上海市支部成立于1980年12月。1984年3月,改为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1992年底有党员1238人。

九三学社(简称九三)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民国35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同年6月,成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1952年9月,改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委员会。1984年4月,改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1992年底,社员总数为4689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民国36年11月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1949年7月在上海成立台盟华东总支部。同年11月,台盟总部迁至上海,1955年迁往北京。1955年2月,台盟华东总支部撤销,成立台盟上海市支部。1983年11月改为台盟上海市分部。1987年11月改为台盟上海市委员会。1992年底有盟员170人。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在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历史。

上海,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是经济、金融、文化的重要基地,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政治斗争和民主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许多爱国民主人士都曾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早在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之后,一部分曾经参加过大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集中上海,他们为继承孙中山遗志,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酝酿筹建新的政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先是谭平山等人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在上海进行活动。民国19年8月,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由邓演达领导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并以上海为中心,开展爱国反蒋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辗转内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这是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主张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却一面高唱和平、民主,一面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一切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结成团体,建立组织,积极开展政治活动。

民国35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返回南京,政治中心东移。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来到上海,有的将总部迁来上海,有的在上海建立地方组织,上海成为爱国民主运动集中活动的地区。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他们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同蒋介石统治集团进行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关系,在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民国35年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迫于形势,与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但政协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5月,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内战阴霾笼罩全国。为了制止内战,促进和平,推动上海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民主促进会的协同组织下,民国35年5月5日,上海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53个社会团体(后来发展到91个)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6月中旬,蒋介石扬言“三个月击破共军”,“六个月可完全解决共产党问题”,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中共组织决定发动上海爱国民主力量,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得到人团联和上海各党派团体的响应。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了由5万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欢送马叙伦为团长的10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代表团抵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暴徒殴打,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上海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这一事件撕下了蒋介石和平谈判的伪装,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投入反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

民国35年6月,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发动了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并于当天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所谓“制宪”的“国民大会”,企图使其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谈话,表示坚决维护政协协议,抵制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为了拉拢中间势力,对在上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百般进行劝诱,但遭到坚决拒绝。为劝诱民主建国会的常务理事黄炎培参加“国大”,国民党的大员轮番做黄的工作,但终于遭到黄的拒绝。黄炎培严正表示:第一,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是不通之路;第二,不能与人共走不通之路;第三,不能自毁人格,单独参加“国大”。并对记者发表谈话,公诸于众。两位受诱骗蒙蔽而出席“国大”的九三学社的成员,在弄明真相后,会议未结束就退席回沪。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1月15日~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工商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等11个党派团体即在上海发表《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指出: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所制定的宪法,其“产生基础及其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其根本目的又在于利用这一所谓‘民主宪法’作为政治武器,借以伪装民主,对付异党,扩大战争,重苦人民”,因此“我们现在反对这一宪法,实为争取和平民主必要的行动”。

在中国人民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中,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人民战争外,还有另一条战线就是以民国35年12月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为先导,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这场运动的不仅有学生,有工农群众,还有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民国36年2月9日在上海发生了“二九”惨案。在劝工大楼举行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演讲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殴打致死,有几十人受伤,10余人被捕。事件发生后,民建、民盟、民进等分别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特务暴行,并与各界人士一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民盟沈钧儒、沙千里、闵刚侯等10位律师组成“二九惨案律师团”,为上海工人申张正义。民国36年5月南京“五二〇血案”之后,上海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遭到军警镇压。民盟孙大雨等9人会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起草支持学生斗争的宣言,有76名教授签名,在上海各大报发表。同年5月4日,上海法学院部分学生纪念“五四”运动,进行街头宣传,遭到警察殴打受伤。院长褚辅成(九三上海分社主任理事)亲自参加请愿行列,向市长吴国桢提出严正抗议。各民主党派还在经济上支持学生,提供活动经费。

各民主党派参加反蒋爱国斗争的行动,遭到了国民党的忌恨,国民党妄图在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同时,开始镇压民主党派。民国36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一份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并以某“观察家”谈话的名义,诬称民主同盟及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已为中共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循中共意志而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上海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等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在解放战争中,民主党派还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协同开展对国民党的策反和情报工作。民革、农工党、民盟等民主党派成员利用同国民政府军许多将领的种种关系,开展策反起义和收集情报的工作,藉以分化瓦解国民政府军的战斗力。由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葆真或由王葆真派遣有关民革党员以同乡、同事、同学或师生关系,策反成功的国民政府军部队先后达10万多人。上海解放前夕,王葆真在同民革南京分会孟士衡接洽关于组织策动南京军警起义计划时被捕,孟士衡等3人先后被杀害于闸北宋公园(现闸北公园)。王被捕后,受尽严刑,坚贞不屈,在狱中吟诗明志:“牺牲我愿站前排”,表现出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农工党党员配合中共,对国民政府军部队进行多起策反获得成功,但有多人在策反过程中壮烈牺牲。民国38年4月,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为策反芜湖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来沪与农工党华东局和上海市党部商议。4月5日,农工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伟、市党部主任委员虞键与刘启纶等人在开会时被捕。5月21日,上海解放前夕,虞键等3人被杀害。农工党党员郭莽西因策反路警也于同日被害。

民国3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上海解放在望。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上海各民主党派协同中共地下组织,组织成员参加护厂、护校、护仓,拒运拒迁,保护资财,保护公用设施,保护档案;利用党派成员的社会联系,通过各种关系,搜集国民政府军作战计划、城防工事、兵力布置等军事情报供给人民解放军和有关部门;印发中共城市政策、时事形势的宣传资料,稳定人心,迎接解放。在斗争中,有些民主党派成员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上海市支部负责人黄竞武(黄炎培的儿子)以中央银行稽核的身份,联系和团结金融界人士,揭露国民党把大批黄金、美钞运往台湾的内幕,收集“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汇局)”的情报,并对驻沪的国民党军官及税警团团长进行策反。由于策反工作泄密,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遭活埋而壮烈牺牲。烈士们的鲜血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为解放上海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当天,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就发表宣言,欢迎人民解放军。28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阐述上海解放的伟大意义。6月1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邓小平、粟裕、刘晓、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应邀出席。陈铭枢代表各民主党派致欢迎词,表示要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合力作出贡献。陈毅即席讲话,表示在今后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6月3日,陈毅、邓小平、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张澜、罗隆基、史良、闵刚侯、郭春涛、谢仁冰、陈巳生、胡厥文、陈铭枢、连瑞琦等出席。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上海各民主党派有17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政纲。从此,上海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通力合作,为改造旧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揭开了新的一页。

上海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上海地方政权的建设,参加人大和政协工作,参与地方大政方针和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政府事务的管理,实行民主监督。1949年8月3~5日,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在656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有81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提出了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上海的六条方针。同年12月5日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上海市财政经济问题以及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还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决定成立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委员会),并通过了主席团提出的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名单。在52名协商委员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占28名,民建胡厥文当选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4年8月,历经3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开始时咨询、协商、参政议政,发展到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决定全市性的方针任务,选举政府领导人员,协助政府完成各项重大任务,成为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人民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机构。

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3年冬到1954年春,上海市开展基层选举工作。1954年8月16~21日,召开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简称市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其他届次同)。出席代表800名,其中各民主党派当选代表191名。这次会议还选举了上海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3名,其中民主党派成员26名。1955年5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在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简称市政协)。在1955年5月12日召开的市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共有委员275名,其中民主党派委员162名,盛丕华、胡厥文、沈志远当选为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由此至1995年,市人民代表大会历经10届,市政协历经8届。在历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及其领导成员中,民主党派成员都占有一定比例。有25位上海市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担任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市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场所。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也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海解放后,各民主党派有不少领导人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工作,担任领导职务。194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华东局,聘请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俞寰澄、施复亮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12月,民建盛丕华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1952年11月改称华东行政委员会),上海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有20人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有10人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所属部、委、局的领导职务。盛丕华于1953年1月还曾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还有民革赵祖康、民建荣毅仁、胡厥文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沙千里担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有32人先后担任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正副主任、局长。

上海解放后不久,各民主党派都进行了组织整顿工作。经过整顿清理,健全了组织,加强了统一领导,清除了不纯分子,增强了团结。到1950年底,经登记审定,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共1217人。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帮助各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和发展,在日常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帮助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一方针的制定,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民主党派以《共同纲领》为政纲,教育和组织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恢复国民经济,以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为恢复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出了贡献。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多次发表宣言与谈话表示一致拥护和支持这一行动,同时通过各自的成员在各阶层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以制订爱国公约、号召成员参加军事干校、动员子女参军、捐献飞机大炮、写慰问信等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担任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分团团长的陈巳生(民建会员)在朝鲜前沿阵地提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上海民建组织会同工商联推动上海工商界捐款,折合飞机404架,其中民建会员以个人或企业名义捐款,折合飞机179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民主党派成员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提高了思想认识,加强了自身建设。在此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在各级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吸收了一批新成员,发展了组织,培养了骨干。至1953年6月,全市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到3032人,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倍半,使各民主党派在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于1955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提出以“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任务,强调民建“负有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使命”。号召会员发挥带头、模范和桥梁作用,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贡献力量。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1956年公私合营前,全市有16.3万户私营工商业,其中有一批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上海各民主党派,特别是民建与工商联一起积极配合政府,参与对资改造、税收、劳资关系等有关方针政策的协商和宣传,在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民建组织会员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看清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掌握自己命运的讲话,推动会员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并带动同行业申请合营。上海一批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实现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模范和桥梁作用。1956年1月20日,在上海民建、工商联主委盛丕华带领下向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呈递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阐述党与非党关系时,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在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得到了肯定。这一方针的制定,确定了中国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上海各民主党派广泛组织成员宣传和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总结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行动纲领,动员全体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这一时期,上海各民主党派通过参加人代会、政协会议和各种座谈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反映情况和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同时,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围绕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刻苦钻研,努力工作,不少人取得了重大成果。其间,上海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也有了较大发展。到1957年6月底,全市民主党派成员达到13482人。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多次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请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在这些座谈会上,绝大多数民主党派成员真诚地向中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切中时弊的。6月,由共产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并严重扩大化。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1457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严重挫伤了民主党派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民主党派。同年3月20日,上海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提出了“加速实现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改造”,制定了《上海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提出了“几年内消灭阶级”的“自我改造大跃进”的口号。各民主党派还开展“向党交心”(指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挖思想,比干劲,自我改造”大跃进的口号。一些高等院校开展了“拔白旗”、破权威运动,一批老知识分子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处理。这些“左”的做法,再次挫伤了一批民主党派人士的积极性。

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作了批示,指出对知识分子“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9年1月,中共中央宣布“五不变”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和平改造的政策不变。同时在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提出“一张一弛”,强调要把紧张的关系松弛下来,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共的这些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缓解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对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起了团结、稳定作用。1960年后,上海各民主党派召开了一系列“神仙会”,本着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原则,贯彻“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方针,通过自由交谈和探讨、辩论,达到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各民主党派还自上而下地组织交流为社会主义服务与自我改造的经验,推动其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1959~1961年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各民主党派和全市人民一起为克服困难贡献了力量,出现了“民主的高潮”和“专业的高潮”。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在中共上海市委部署下,上海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了“回顾检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层普遍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大反复”的检查,有的还受到错误批判,个别的被撤销职务,造成了不良影响。

从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中,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受到了严重冲击和迫害。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民主党派的办公大楼受到冲击,各民主党派市委机关被勒令“交印”。从此,各民主党派组织都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横遭摧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民主党派于1977年11月才恢复活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同全市人民一起欢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民主党派的罪行。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重申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依然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出了恢复省市级民主党派组织的活动。从此,上海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先后恢复了活动。1978年底,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也都陆续恢复了活动。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深刻变化,指出:原来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并高度评价了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这一论断是在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对民主党派性质、特点、作用的再认识,从而为全面开展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根据上述会议的精神,中共上海市委和有关政府部门在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全面地为民主党派成员落实政策。各民主党派也协助各级中共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反映情况,参与制定具体政策,为民主党派成员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到1980年底,“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全部得到平反,对“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和落实政策。民主党派成员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经过复查也都得到了改正。同时,清理归还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被查抄财物和被占私房。各项统战政策的落实,赢得了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良好反响,调动了各民主党派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1980年1月12~16日,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回顾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形势,动员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会后,各级民主党派组织在继续配合做好落实政策的同时,迅速地把广大成员的积极性引导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至此,上海民主党派的工作已经全面恢复,并开始了新的进程。

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纲领,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与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合作。中共十二大在总结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方针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战略意义,确认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新形势下合作共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反映了新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结成的亲密的诤友关系。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2年9月,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澳门归还主权的问题,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找到了科学的途径。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提出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紧紧围绕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总目标,把视线从大陆扩展到海外,加强海外联谊工作,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工作。

1984年4月,上海各民主党派先后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根据各自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要求,总结了4年来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的工作目标。由此开始,上海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在组织推动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积极向台、港、澳和海外拓展工作,在改革开放中开创新的局面。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科技、文化的重要基地,文化知识素质较高是上海民主党派一个显著的特点,其成员的76%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从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其中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有38人。因而民主党派具有“多学科智力集团”之称。自1979年民主党派工作重点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来,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同时,各级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紧密结合各项工作,通过咨询服务、培育人才、智力支边、为引进外资穿针引线等多种形式,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誉,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从1978~1984年,各民主党派(包括工商联)成员中获得各级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等称号的达246人次。1984年4月10~28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上海展览馆联合举办了“为四化建设服务成果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7月15日~8月31日,在人民公园再次展出。展出期间,还组织民主党派成员700人次,为观众提供法律、科技、医疗和有关政策的咨询服务。两次展出观众达20万人次。展览会不仅展示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1984年4月,上海作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成为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提出了向外向型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利用具有广泛的海外关系的优势,为对外开放服务。各民主党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动员成员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开展海外联谊工作,通过亲朋探访、信函往来、沟通大陆与海外的联系渠道,阐释宣传中共中央和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为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为促进海峡两岸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由归侨、侨眷和有海外关系的代表人士组成的致公党上海市地方组织于1980年12月成立。其党员的海外亲友分布在54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致公党市委及其党员与16个国家的华侨社团保持经常联系,接待海外华侨社团和亲友1.8万多人次,为上海、广东、浙江、福建、黑龙江等地协同引进资金、设备和开展贸易,以及各种捐赠总金额达5.4亿多美元,还邀请海外学者130人次来上海及其他省市讲学和学术交流。

由在沪台湾省同胞组成的台盟,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组织和动员盟员和在沪台胞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作出努力。1987年11月,台湾当局逐步开放了两岸人民的交往,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投资的台湾同胞越来越多,祖国大陆赴台的台胞亲属也逐年增加。台盟市委以乡亲友谊做好接待工作,从1989~1994年,接待了来自台湾省、日本、美国等地的台胞170批共429人次,他们中有工商界、学术界、文艺界人士、台湾省民间组织负责人、台湾“国大代表”、社会活动家,也有台湾渔民。通过接待进一步沟通了相互的了解,增进了共识。随着来大陆投资的台商日益增多,台盟上海市委经常通过调查研究,为台商排忧解难,落实《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保护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合法权益。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也逐步有了新的发展。1977年1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市委负责人共同协商提名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市政协委员候选人,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断了11年之久的党派政治协商的新起点。1978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中断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1984年4月,恢复了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双月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前为“双周座谈会”)制度,由中共上海市委或委托市委统战部召开,以及时传达中央和市有关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由此,中共上海市委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活动趋于经常化、制度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还不定期邀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1984年中共整风期间,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委统战部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听取对中共整顿党风的建议和意见。从1984~1994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双月座谈会”、民主协商会、小型谈心会等共121次,就上海市的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如浦东开发开放、房改方案、党政机构改革方案、《上海市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反腐倡廉以及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人人选等通报情况,进行协商,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重申了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阐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的同时,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并确定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在征求各方意见,并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的基础上,于1990年12月25日,制定《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中共与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等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的多党合作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意见》和上海市的《实施意见》公布后,各民主党派通过对《意见》的宣传和学习,使各民主党派成员进一步认识了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增强了作为参政党成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了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整体参政作用,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完善了参政机制,设立了专门委员会,加强调查研究,开展“议政日”活动,广泛征询集中成员的意见、建议,提高议案、提案的质量。

由于各民主党派参政机制的完善,参政议政渠道的拓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益趋显著。从1990~1995年,各民主党派在历次市政协会议上,共提出提案3112件,其中以各民主党派市委名义提出的提案568件。由各民主党派市委提出的提案受到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规定应直接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批阅,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列入市委书记或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除了参加人大和政协活动外,各民主党派还加强了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自1991年底开始,市长办公会议(扩大)、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研究全局性的改革措施、某些法规性文件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时,都邀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列席。市教卫、经委、科委、侨办、台办和市卫生局等政府部门与有关民主党派市委建立了对口联系制度。1990年8月起,有51名民主党派成员被聘任市特约监督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还有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活跃在基层,担任党风监督员、廉政建设查访员、物价检查员等。各民主党派的专题调查研究也有进一步发展,由各党派单独进行、8个党派联合进行,发展到各民主党派市委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调研,使民主党派的专题调研更深入、质量更高,献计献策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90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廉政建设、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通过人代会、政协会、双月座谈会、专题调查研究等多种途径发表意见和建议,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

随着多党合作的恢复和发展,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民主党派全面恢复活动时,全市原有7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9016人,且面临着年龄老化、退休人员多的问题。当时,各民主党派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民革则达65.5岁。7个民主党派有退休人员3088人,占党派成员总数的34.3%。因而,不少民主党派人士担心“长期共存,后继乏人”。为解决后继有人,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中共各级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开始发展组织。至1987年底,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已发展到2.1万人,建立了900个基层组织。一大批教育、科技、医卫、经济、文艺等各界有专长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代表性人士加入了民主党派,为民主党派组织增添了新的血液,促进了队伍年轻化,增强了活力,基本上改变了“后继乏人”的状况,一些原来因成员老化、退休而无法开展活动的基层组织又恢复了活动。之后几年,各民主党派贯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坚持“三个为主”(重点分工为主、中上层人士为主、大中城市为主)的原则,有计划稳步地发展组织,使民主党派组织继续得到健康发展。至1995年底,全市民主党派成员共有36517人。经过几次换届,一批中青年骨干被吸收进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实现了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上海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重要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