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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2/2/19 16:00:54

(一)

上海在古代曾经是一片海洋,嘉定区的方泰、宝山区的北宗、闵行区的七宝和闵行镇闸北区的彭浦、徐汇区的龙华等处,在地下深4~6米处都发现了鲸鱼的骨架可作证明。

上海何时成陆,史籍上并无记载,但上海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县崧泽古文化遗址和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均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古人的遗迹和遗物,反映6000年前该处已经成陆。从上海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代的古文化遗址28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27处都在上海西、南郊的闵行、奉贤、松江、青浦、金山等区县;而在浦东仅发现严桥唐宋时代的遗址来看上海的成陆是由西往东逐步形成。

在上海地下,现知有三条古海岸线。其一是从闵行区的诸翟,经俞塘至奉贤县的江海,直达柘林。这条古海岸遗迹,就是志书记载中竹冈所在地。地下有一层很厚的海生贝壳堆积,经碳14测定,距今已达6340±250年,表明这一带是6000年前的海岸。二是从宝山区的盛桥、月浦,经浦东新区的北蔡,南汇县的周浦、下沙,直达航头。这条古海岸线地下有大量海沙。在此线的外侧陈桥附近,发现一艘废弃在海滩上的唐代木船,表明这是一条唐代海岸线。三是从浦东新区的顾路、龚路、川沙镇,到南汇县的惠南镇和大团,再向西延伸到奉贤县的奉城和拓林,是一条古海塘遗迹。在此线内侧的三团、牛角尖等处均发现宋代的砖井;外侧的大治河旁发现宋代的废船;在三团港还发现宋代置于海滩上的瓷碗堆栈,这一条古海岸线的年代,应该不迟于宋代。

通过考古证实,上海地区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古人居住地,已有青浦县的崧泽和福泉山,金山县的查山等3处,他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进行渔猎。在崧泽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人工培植的籼稻和粳稻谷粒,说明上海的水稻种植已有6000年历史;发现的2口口径约1米,深约2米的土井,是中国掘井史上年代最早的水井。上海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为南宋绍熙《云间志》所记,“华亭在禹贡为扬州之域”,马家浜文化的发现,把上海的历史提早了2000余年。

5000年前居住在上海地区的为崧泽文化古人。他们的村落,除崧泽和福泉山之外,尚有青浦的寺前村和金山坟,松江的汤庙村、平原村和姚家圈等处。古人的聚落增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生产工具除石斧、石锛、石凿以外,在汤庙村的一座崧泽文化墓内,还发现了一件三角形的石犁,这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石犁之一,崧泽文化古人的农业已开始从锄耕进入犁耕。陶器的制作方法,也从手制的泥条盘叠加轮修的方法,进入到用陶轮快速旋转拉坯成型的轮制法。这一工艺上的创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史上位居前列。由于生产的发展,有了装饰和礼仪上使用的玉器,崧泽古人有颈部系挂的玉璜,手上佩戴的玉锡,礼仪使用的玉壁,置于死者口内的玉琀。含玉的习俗,在中国考古发现上也属年代最早。

4000余年前居住在上海地区的是良诸文化古人。这类遗址已经发现10余处。这一时期古人的社会生活已形成等级。马桥和寺前村等良渚村落遗址旁的平民墓葬,都在平地上掩埋,随葬品仅是生前使用的石斧、陶鼎、陶豆、陶壶等。在青浦县福泉山良诸文化遗址,则有一座贵族使用的高台墓地。所谓“山”,实际是驱使大批奴隶堆筑的一座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的大土墩。在墩上挖土坑作为墓穴。这些在“山”上的良渚墓,墓内有棺,棺内有珍贵的玉制斧、钺、琮、壁、鐲、坠、珠、管以及锥形器,冠形器、半圆形器等;棺外有制作精美的陶制礼器鼎、豆、壶、罐、杯等。此外,在其中一座墓的西南角上,尚有一个女奴殉葬,殉葬的人骨屈手屈足,似跪着倒下的样子。另一座在南端挖了一个长仅0.97米,阔0.8米,深0.37米的小坑,坑内塞入2人,一为青年女性,一为少年,人骨屈身屈腿,双手朝后,面颊朝上,似反缚挣扎状,是一个人殉祭祀坑。在这批墓的正上方,还有一个大型的燎祭祭坛,平民与显贵对比强烈。所以,上海地区的良诸文化遗址,反映早在4000余年前,这一带已逐渐形成方国,早于夏代进入了古代文明时期。

3000年前在上海地区生活的为马桥文化古人。上海在新石器时代,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古人。但到了马桥文化时期,文化特征发生突变,制陶又盛行手制,而且器表普遍拍印篮纹、叶脉纹等印纹,遗址中野生动物骨骼和介壳增多,渔猎经济比重升高,玉器消失,但出现了小件青铜刀、凿等,从文化面貌分析,是位于浙南闽北的一支古文化进入上海地区。

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在上海的是吴越文化古人。这一时期出现较多原始瓷器,在金山县戚家墩遗址,还出土了铁器,已逐步进入铁器时代。

战国后期,上海出现了楚文化。在青浦县福泉山和嘉定区外冈,均发现了楚文化的墓葬,出土器物中有附耳蹄足的楚式鼎、带盖、盖上出戟的方壶,以及楚国的冥币——泥质郢 ,和雕琢双尾龙纹的玉璧等,这是楚国官吏的墓葬。楚文化的出现,与志书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楚又灭越,上海成为春申君封地的历史相符。

上海也发现了一批汉代至清代的古墓葬和窖藏。出土的汉代圆形石砚、北宋越窑带盖莲花形罐、南宋官窑贯耳瓶、元代陶渊明赏菊图雕漆盒、明代成化说唱本、嘉定竹刻名家朱小松透雕刘阮入天台图香熏、豫园家族潘允徵的一套木仪仗俑与家具明器等,都已成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

(二)

在上海境内最早设立的县治,是秦代的海盐县,县治在今金山县的海滩附近。唐天宝五年(746年),在今青浦境内设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出海贸易港。始建于唐长庆年间(821~824年)宋代重建的吉云禅寺塔,仍矗立在该镇,成为上海古海港的标志。唐天宝十年(751年),划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为华亭县,县治在今松江镇,唐大中十三年(854年),在县署前建立的一座陀罗尼经石幢,今仍在原地,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咸淳五年(1267年),上海已设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立上海县。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上海县城墙,今还保存了大境阁下一段城墙。

唐宋以来,上海地区人口不断增长,佛寺道观遍布各城镇,今尚存始建于五代、北宋的静安寺、龙华寺,建于元代的真如寺、松江清真寺和建于明代的沉香阁等11座;上海现存古塔13座,有五代、北宋时建的南翔寺砖塔、龙华塔、兴圣教寺塔,元建华严塔,明建西林塔和清建万寿塔等,风姿各别,均具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明中叶以后,上海地区经济日趋繁荣,人文荟萃,士大夫竞建华丽住宅,兴起造园之风。至今保存的有明豫园、秋霞圃、古猗园、颐园,清醉白池、曲水园等6处。

上海还遗留下许多古桥,大部分仍在发挥交通作用。青浦金泽的普济桥、松江方塔园的望仙桥,均为南宋原物。青浦朱家角的放生桥,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17年),长72米,为五孔拱桥,是上海最长的石桥。

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上海作为贸易港有很大发展,各地商人来沪经商者日多,出现了行会组织和同乡组织的会馆公所。民国以后,有的为同乡会、同业公会代替,有的拆除或改为学校,“文化大革命”中,精致的钱业会馆、木商会馆、潮州会馆均遭拆除。现尚存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建的商船会馆和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的三山会馆2处。其他如孔庙、学宫有南市文庙、嘉定孔庙、崇明学宫等5处。城堡有南市区大境阁城墙、川沙城墙、老宝山城等4处。名人墓葬有徐光启、陈子龙、黄淳耀、夏允彝父子、钱大昕等12处。

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不平等条约使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国中之国”的租界,殖民主义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压迫和剥削,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

近现代革命有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在上海,如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时,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口修筑炮台,抗击英国侵略军,1980年在炮台旧址发现了陈化成抗英的“平夷靖寇大铁炮”;清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遗留了起义指挥部豫园点春堂旧址;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反帝爱国运动和反清斗争;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上海工商学各界积极响应,在“六三”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斗争;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民国14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民国I6年(1927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民国25年(1936年)“七君子事件”激起抗日救亡怒潮;民国26年(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工人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以及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各个时期均留下许多革命史迹,如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三山会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地点(中华艺术学校)、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等,都已成为全国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现代革命中有许多杰出人物居住、战斗在上海,甚至在上海去世,也都留下了史迹,如邹容、宋教仁、孙中山、宋庆龄、鲁迅、邹韬奋、毛泽东、陈云、张闻天等的故居或墓葬,周恩来、董必武在上海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等都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随着门户开放,上海还出现了一批各式外国风格的建筑。如汇丰银行是仿古希腊式的圆顶建筑,上海总会是典型的美国古典式建筑,跑马总会董事马勒的住宅是北欧挪威式建筑,徐家汇天主堂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其他还有美国式、法国式、日本式、西班牙式等建筑,因此上海享有“世界建筑博览会”之称。从80年代后,已有61处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也是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

建国前,上海是文物走私、盗卖的集散地。上海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文物古迹、革命遗址的保护十分重视。第一任市长陈毅已郑重地提出文物管理工作一定要做好,要把好海关这一关。1949年8月设立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地上、地下和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开始配合海关鉴定出口文物。至1995年,在鉴定出口的文物823万余件中,扣下不准出口文物15.7万余件,其中有宋白釉莲花口五管瓶等国家一级文物。

上海是全国从废纸、废金属中拣选文物最早的城市,早在1951年就开始拣选,1958年抢救文物的单位多达294个点。建国以来从废铜中抢救出铜器10万余件,历代钱币270万枚,其中有西周鄂叔簋、春秋早期龙耳尊等一级文物29件,重要文物1190件,为文物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

上海又是中国文物商品主要的集散地。清同治十年(1871年)就开设了“天宝斋”。建国初期,文物走私活动仍很猖撅。1956年,上海判处了上海古玩业中号称“四大金刚”的张雪庚、洪玉林、叶叔重、戴福葆的文物走私大案,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文物走私才有所收敛。1958年,上海古玩商业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古玩业务单位紧缩至9家。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文物商业重新活跃,既有国家和集体经营,也有个体经营。1995年,上海颁布了文物市场管理办法,还建立了一支文物市场管理的队伍,对文物与旧工艺品市场进行监管,从而使文物商业活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上海的文物古迹、革命遗址,在1956年普查基础上,分批公布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28处,保护地点15处、纪念地点22处。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计9处,各区县也分别公布文物保护单位132处。对于上列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保护现状,整旧如旧的原则,至1995年底已修复国家级和市级的革命旧址9处,名人故居9处,名人祠墓11处,塔、桥、经幢8处,古园林2处,寺庙教堂6处,城堡住宅2处,并陆续向社会开放。

(三)

博物馆事业,是上海开埠后新兴的一种社会文化事业。19世纪60年代由法国人创立的震旦博物院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自建的上海市博物馆和中国医学会医史博物馆,还一度出现过规模很小,鲜为人知的警察博物馆。

建国后,上海的博物馆事业获得发展。建国初期,一面着手改造旧的博物馆,同时筹建上海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1956年~1966年,韬奋纪念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分馆建成开放,嘉定、松江、青浦、崇明等县也先后建立了县博物馆。“文化大革命”期间,博物馆工作遭到全盘否定,停顿局面持续七八年之久。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博物馆事业重新获得生机,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后更名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植物分馆对外开放。1986年,上海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事业更有迅速发展,新建了23个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

新出现的纪念馆有吴昌硕纪念馆、陈化成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陶行知纪念馆、黄炎培故居、张闻天故居、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革命史的陈列馆(室)有长宁区、南市区、闸北区的区革命史料陈列馆,上海烈士史料陈列馆,“八百壮士”英勇抗日事迹陈列室;大专院校建立的博物馆、陈列馆,有上海复旦大学博物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物陈列室、中国纺织大学纺织史陈列馆、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陈列馆等;其他尚有颇具特色的儿童博物馆,静安古寺文物楼以及私人创建的四海壶具博物馆;有的博物馆还建造了新馆舍。上海博物馆所建新馆,雄踞人民广场南端,建筑造型独特,成为上海城市标志性景观之一。该馆陈列布置新颖,功能和设施先进,为上海增添了新的时代形象。

建国45年来,上海共建立44个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其中博物馆16个,纪念馆13个,陈列馆15个,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各博物馆纪念馆自1950年至1995年共征集各类文物145.3万余件。有些馆不仅以收藏丰富著称,更以藏有重宝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以青铜器、陶瓷器、书画为其特色,玉器、钱币、符印也较为系统。其中如西周大克鼎、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孙位高逸图卷、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北齐释迦牟尼佛石造像、金贞祐宝券五贯钞版等都是名闻世界的历史与艺术瑰宝。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了大量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物和文献;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了许多手稿、墨迹。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的秋瑾烈士遗墨《光复军军制稿》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秋瑾亲笔制订,是研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民国9年(1920年)8月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全国仅存的6本之一;鲁迅纪念馆收藏的《鲁迅全集》纪念乙种本编号为第一的,也是稀世珍品;韬奋纪念馆的邹韬奋《患难余生记》手稿,是韬奋仅存的一份原稿。

上海自然博物馆收藏了全国乃至世界珍贵的动物、植物、化石标本。如世界上濒临灭绝的鸟类——朱鹮,和世界最精美的长15.5厘米,宽14厘米的辰砂晶体等均极为罕见。

博物馆纪念馆的宣传教育活动在70年代以前,基本是接待参观陈列,进行陈列讲解以及举办流动展览,文物知识辅导,和学术讲座;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博物馆的宣传教育采用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出现了摄制专题文物录像片至工厂、学校放映,为学校开办“人文景观课”,暑假期间,组织“考古夏令营”、“文物夏令营”、“生物夏令营”活动。上海博物馆还组织了“文物之友”、“博物馆之友”等群众团体,把海内外文物收藏家、文物爱好者团结在博物馆周围。在对外文化交流上,积极开展出国文物展览,邀请国外博物馆来沪办展以及组织或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际博物馆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声望。自1980年至1995年,各馆举办了40个出国展览,分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澳门、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取得良好反应。其中上海博物馆“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在美国获得艺术特别成果奖,观众多达82万人次。

各市博物馆、纪念馆拥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165名。他们根据各馆的性质和专业,积极开展学术研究,编辑出版了专著、图录、工具书、译文等200余种,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上海博物馆集刊》,以学术性强著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期刊为国内唯一的一份文物科技学术杂志,在文博、考古界受到好评。

积极开展文物保护技术的科学研究是上海文博工作的特色之一。上海博物馆1960年建立文物保护技术科学实验室,是国内博物馆系统成立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技术实验室,35年来已发展成为拥有书画保护、金属文物保护、漆木器保护、热释光测定陶器年代,博物馆环境监测等多种专业的综合性实验室。1987年,实验室还承担了文化部文物保护技术上海检测站的任务。至1995年,上海博物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已有24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和市级的科技成果奖。上海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