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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的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 2018/11/2 14:56:34

唐守愚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又接连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打了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大胜仗,国民党反动派所依仗的美械化精锐部队已经大部被消灭。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蒋介石发表了“求和”声明,妄图借以争取时间,苟延残喘。中共中央、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文章,揭露了蒋介石搞假和平的阴谋。这时,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党组织:必须广泛发动群众, 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提高、集中和统一起来,进一步打击、瓦解敌人,里应外合,迎接上海解放。

为了执行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进行了具体部署,其中,在组织领导方面,就是要把按职业和行业系统建立的党组织,基本上改为按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各人民团体的活动,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时间在1949年的1、2月间。

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是1946年5月初,为了适应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需要而成立的。参加这个联合会的有: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民主同盟以及各工会团体、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科技团体、教育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工商团体等,共52个单位(以后发展到91个单位)。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汤桂芬、胡厥文、 林汉达、陈巳生等29人被选为理事。联合会成立后,在1946-1947 年,曾经发动、声援、支持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对推动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起过巨大作用,开辟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帝支援下的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作战。1948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加紧了在其统治地区、特别是在其心脏地区——沪、 宁、杭一带的残酷镇压。因此,各人民团体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相继撤离了上海,其中不少人转入华北解放区。同时,由于形势的需要,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也比较少了,地下党领导的各群众团体着重搞分散活动,一个时期内没有用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搞统一的公开活动。1949年初,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战犯开始“求和”,南京、上海地区的解放已是时日问题。这时,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护厂、护校、反对破坏、反对搬迁、迎接解放的斗争,迫在眉睫。因而,恢复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组织与活动也就势所必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就是为了统一和加强对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其所属各人民团体的领导而成立的。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直接受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的领导。总党团的组成人员有,张本(上海市委常委)、唐守愚(中共上海局上层统战工作的领导成员)、沈涵(上海“工协”的党团书记)、钱李仁(上海学联的党团书记,也是中共上海学委的领导成员)、 方明(上海“教协”的党团书记)、王子成(上海“大教联”党团的领导成员)、宋名适(中国技术协会党团书记)、程韵启(上海“职协”的党团书记)。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指定张本为总党团书记,唐守愚为副书记。 当时,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的工作,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唐守愚负责,由张承宗直接领导;市委并调朱良(学联动导成员)协助唐的工作;二是人民宣传队的工作,钱李仁负责;三是人民保安队的工作,沈涵负责。后两项工作均由张本领导。

唐守愚原在中共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 沙文汉任副书记)领导下负责文委工作,并参加上层统战工作的领导。总党团建立时,以陈虞孙为书记的新文委已经成立,唐主要从事上层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并有时受张执一或沙文汉的委派,兼顾文委和策反方面的部分领导工作。他除以中共地下组织代表的身份曾经跟黄炎培、杨卫玉、王艮仲、胡厥文、茅以升、应云卫、吴觉农、吴有训、吴耀宗、张志让、沈体兰、赵朴初、胡文耀、夏坚白、李国豪、周建人、蔡尚思、俞洪谟、严景耀、雷洁琼等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其中周建人、李国豪、蔡尚思三人陆续被吸收入党),进行定期联系外,还负责联系一些文化教育界及工商界从事统战工作的党组织和党员关系。 其中包括“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中所有党员的组织关系(有李正文、曹未风、陈维稷、吴泽、杜国庠、刘笃、杨烈以及总党团建立后由学生系统转到“大教联”的王子成等);以东方公司(地下党所办的企业)和《经济周报》(地下党出资资助)为中心进行工商和经济学界上层统战活动的党的关系(有谢寿天、陈巳生、梅达君、张济元、勇龙桂、庄炎林、钦本立等);由张锡昌、杨修范负责联系的经济学界和在工商界工作的党员(有王寅生、薛宝鼎、王伟才、邝日安等);还有在中国农民银行任副经理的罗俊及其夫人黄静汶,在上海锯木业公会任理事长的艾中全,在上海玻璃业公会负责的金瓯卜及其夫人曹葆真,代表中、小企业家进行社会活动的冯少山等。另外还有文化界的董秋斯、吴天、艾寒松、沈静芷、王纪华、孙克定、李仲融等党组织关系(其中有的是长期联系,有的只是一度联系而后又交给别人联系的)。周建人入党后也由唐单线联系。

在这期间,唐同党外上层人士的联系,主要是通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介绍说明党的有关政策(主要是统一战线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国民党人士的政策等),以及保护工厂学校,反对搬迁破坏,欢迎有专长的人员和民族资本家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效力等。对于一些在上海比较暴露,处境危险的爱国民主人士,则动员和帮助他们撤离上海,或去香港、南洋等地暂避一时,或去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参加工作。至于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有代表性的全国知名人士经中共中央提名的,如马叙伦、许广平、黄炎培、张志让等,就帮助他们去华北解放区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一工作。对于从事统战工作的党员,除要及时对他们传达党的各项政策决定外,还要求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如同业公会、各种聚餐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和在报纸刊物上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并通过亲友关系,了解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动向,策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弃暗投明或立功赎罪。

这期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经市委决定由宋名适、郑定能、闵淑芬等人负责的“中国技术协会”(简称“中国技协”),也调整了组织领导关系,撤销了统一领导该会各级党组织的党委,把党员的组织关系,分别转到各地区和各单位;同时组成不直接联系下层党组织的党团,并把党团的关系转由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由唐守愚负责联系。中国技协的会员这时已发展到三千多人;在各个工程技术系统和重要工程单位,大都设有分会组织,在工程技术界影响很大。中国技协还在科技界广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在组织筹建中国技协以及以后举办“工业技术展览会”等工作中,都注意争取到著名的工商业家如吴蕴初、胡厥文、顾毓瑔等人的支持,而且还争取到当时的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和公用局局长赵曾珏的积极赞助外还通过与“上海科协”的联系,建立起与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卢于道、吴学周、陈维稷、吴觉农、周建人等人的经常联系。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支持和联系,不仅扩大了中国技协的影响、掩护了它的存在,促进了它的发展,而且在推动这些科技界上层人物的进步,推动他们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也起到一定的影响。

钱李仁和朱良原来都是上海学联党团的成员(钱是党团书记), 张本则是中共地下市委常委,分工负责青年学生工作的。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成立后,朱良从学生界调到总党团,主要是帮助唐守愚起草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有关文稿以及专对上层人士进行宣传教育的函件等,这些稿件经唐定稿后再交由学生系统印刷发行。钱李仁在总党团分工负责人民宣传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直接受张本的领导。 人民宣传队总队部的人员,都是由学生系统的干部组成的。领导成员有钱李仁、钟沛璋、张渝民、朱赓明、李寿祺等,总队部设有一个政治部,由钟沛璋负责,主管日常的组织联系工作。总队部经常碰面开会,总是在钟的家里,因此钟的住处也就实际上成了人民宣传队总队部所在地。人民宣传队主要是由学生组成的,最后发展到四万多人(其中包括救护队)。它的主要工作是:一是收集资料,包括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也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还收集中、外文报刊上有关中国政治、军事情况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各方面提供的情况,并听取上级领导的指示和部署,进行综合分析整理。二是编写宣传材料,就是根据经过整理的资料,分门别类写成针对不同对象的宣传材料(包括由朱良交来需要印发的文稿),或交给仍在继续出版的《学生报》(当时是上海学联的机关报)刊登出来;有的材料和文稿则单独印出,交由学联系统的发行网,发行到各学校,同时通过“工协”、“职协”、“教联” 等组织的发行系统发行到它们的基层单位。这时候,他们特别大量印刷了《约法八章》以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品,广泛寄发,到处张贴,务求做到使上海居民家喻户晓。这对于上海市民的心理安定和渴望解放,对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分化和动摇,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临近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人民宣传队总队部还特别由朱赓明(他是学联党团成员,会画画)组织了几个会画画的学生(其中有李振家、项霸等)绘制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毅市长的巨幅画像。画像是在市体育馆绘制的。还制作了特大的红旗和特大特长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庆祝上海解放的标语。1949年5月25日清晨,上海市中心地区(苏州河以南)一解放,人民宣传队马上就把巨幅画像在地处西藏路和南京路转角的大新公司(现为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大楼的正中心墙上挂了出来。特大红旗则挂在跑马厅(现为上海人民广场) 的钟楼上。许多高大建筑物上,在上海解放的那几天,都纷纷挂起了巨幅画像、特大红旗和特大标语。

人民保安队在上海市区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是工人,第二 是学生,第三是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人员。全市的人民保安队共有6 万多人。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由沈涵(工委系统)、刘峰(警察系统) 和孙友余三人组成。人民保安队在全市共分6个区队,计为东、南、 西、北、中五个区队,再加一个浦东区队。区队下面又有大队、中队和小队。保安队的组织是按工厂、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划分的,并按所在地区划分了各自所管辖的地段。至于保安队的武装,有一些保安队原本就是有枪支的,例如海关由税警组成的保安队,本来就是武装齐全的。中共地下市委当时还曾下令所有的党员都要尽可能搜集武器交给人民保安队使用。就连唐守愚所联系的在工商界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艾中全,也曾设法搞到一枝步枪并用他自备的微型轿车送到人民保安队的指挥部。在上海临近解放的那些天,有的工厂的保安队就收缴了国民党在工厂驻军的枪械来武装自己,也有强行打开国民党存储枪械的库房取出枪弹来武装自己的。人民保安队最初的组织名称多种多样,有的叫“纠察队”,有的叫“护厂队”、“护校队”,还有为争取合法,名叫“消防队”的;在郊区或近郊区,还有叫“自卫队”的。 它们总的都是以“自卫”的名义组织起来的。一直到人民解放军已经迫近上海、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才统一叫做“人民保安队”,并于事前颁发了统一的“人民保安队”的红底白字袖章。

在上海的近郊区,当时曾经有一支共5千多人的很强大的人民保安队,它主要是由当地的民校党员教师组织起来的。这支.保安队的成员大都是曾在民校学习过的附近工厂的工人和农民,其中有不少人已被吸收入党。他们不仅收缴了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惯常欺压人民的地主武装的枪械来武装自己,而且还强行夺取了附近兵工厂和小股敌军的全部武器。例如龙华兵工厂的工人,经过民校教师的组织和策动,就收缴了厂内的全部枪械弹药。再如王家宅的人民保安队,在民校党员教师的率领下,曾经深入敌营,对敌军进行政治攻心战,终于使敌人缴械投降,缴获了大批武器。

在上海解放前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的人民保安队,不论在保护工厂、企业、学校和市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还是在帮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斗方面(诸如提供情报、带路、帮助运送给养等),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上海刚解放之后的头十几天里,人民保安队在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仅据不完全统计:人民保安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共曾搜索收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18000人,捕获特务土匪约2000人,还破获了一批假冒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保安队的武装特务。

不论是人民宣传队还是人民保安队,它的基层组织都是在其所在单位和所在地区的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人民宣传队的总队部和人民保安队的总指挥部,都不对下面的基层组织直接领导。宣传队总队部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市委和总党团的意图和要求,统一宣传口径,发出宣传号召,以及统制、印发统一的宣传材料等。保安队的总指挥部的工作,主要是进行统一部署、分管辖地段、 制定统一臂章,以及必要的调配武器的工作等。不管是人民宣传队的总队部还是人民保安队的总指挥部,离开基层党委的领导都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还应该指出,上海人民在迎接解放的斗争中,也不光是取得辉煌的战绩,也是付出牺牲代价的。据了解,人民保安队就有人在值勤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5月25日凌晨,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已全部解放,人民保安队长宁区第二大队大队长陈仲信(省吾中学学生党员)正在靠近苏州河南岸马路上值勤的时候, 被仍盘踞在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部队冷枪击中,光荣牺牲。至于在临近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国民党反动派所危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更有好多起。如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人于5月7日在浦东戚家庙被杀害;杨新、冯瑞祥、穆汉祥、史霄雯等20人于5月19 日和20日在闸北宋公园被杀害;同一时期还有沈鼎发等9人在上海警察局的后院被杀害。另外还有爱国民主党派的黄竞武(他是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工委的负责人,黄炎培先生的长子),于5月17日在上海南车站路被活埋,还有国民党将领张权(曾任国民党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在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活动中被汤恩伯杀害,等等。烈士们的光荣牺牲,对于上海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立下了大功。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唐守愚: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局上层统战工作领导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