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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2/1/7 10:11:44

电影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光学的科学文献,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提出来的。而后,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灯影戏,可视为电影发明的先导。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停滞,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最终却由法国人于1895年完成了电影的发明。

上海自开埠以来至近代,资本的积累渐居全国之首。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西方的商品和资本开始大举涌入,使上海的近代工商业在国人及西人的共同开发下,出现了近乎畸形的发展。19世纪末刚刚诞生的电影,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快随着外国众多的舶来品传入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1896年8月11日,即在电影发明后的第二年,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的首次放映。此后,中国广大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西方影人纷至沓来。当时的清廷视电影为异端,但在宫墙外面,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化样式,却以其独特的风采,受到了观众的青睐。电影放映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向大江南北辐射,影响日益扩大,经济效益日渐上升,由此引起了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开办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兴趣和愿望。1913年,上海洋行职员张石川创办“新民公司”,承包了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制片业务,终于在上海摄制完成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张石川导演,在于揭露封建买办婚姻的陋俗。1916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自主经营的上海幻仙影片公司,以同名文明戏改编拍摄的影片《黑籍冤魂》,是中国故事片创作从短片向长片的过渡作品,旨在抨击鸦片流毒的危害。它与《难夫难妻》都诞生于“五四”之前,均有警世教化的作用;但在表现形式上,从当时的“影戏”观出发,很自然地与文明戏结下亲缘。而且,中国最早的影人几乎都由戏剧转轨或为两栖,这不仅直接导致“影戏”电影在20年代独步影坛,对以后中国电影史上戏剧电影始终常盛不衰,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20年代,上海已有相当数量以放映外片为主的“影戏院”,使观看“影戏”成为民众时尚。在好莱坞电影对上海文化需求的影响下,由民族资本投资开设的影戏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并开始了长故事片的摄制,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即是上海的中国影戏研究社拍摄的。影片故事取材于当时轰动沪上的一件风流命案,1921年7月1日该片在上海首映时,由于沪上观众对那件命案记忆犹新,因而使该片也获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稍后,上海还拍摄了《红粉骷髅》、《荒山得金》、《张欣生》等片,但都因内容中西杂陈,艺术质量不高而为人不取;唯有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海誓》,影片的编剧、导演、摄影和洗印均由但杜宇一人担任,就其剧作来说,是中国第一部既无真实事件为依傍,又非改编于文学、戏剧而专为影片拍摄创作的。尽管该片仍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在中国电影尚处初创阶段,作者能苦心孤诣地注重电影造型的表现力和画面美的营造,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上海拍摄的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在艺术与商业两者的价值取向上,绝大部分属于后者,即把电影仅仅作为单纯娱乐手段和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但也应看到,由于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在上海的应运而生,电影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从放映始,到国人自己着手制片,历时25年,终于走完了它初创时期的全过程。这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翻开了值得自豪的一页;就世界范围而言,其发展速度也是名列前茅的。

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合作创办明星影业公司,并于1923年拍摄完成了影片《孤儿救祖记》。该片与以往上海的国产影片相比,无论在编、导、演、摄影、美术、制作等各方面都有明显提高。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们已经开始掌握艺术追求、教育作用和票房价值三者间的有机联系,初步找到电影在自己民族土壤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同年岁末上映的《古井重波记》,也以其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和富有张力的银幕造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艺术上比较完整的爱情片。

《孤儿救祖记》等片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国人兴办电影公司的兴趣。及至20年代中期,上海出现了一个民族资本竞相投资电影业的热潮。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全国共开设电影公司175家,而上海就有141家。由此,上海的影片产量也逐年直线上升。据1939年出版的《国片年谱》载:1924年出品16部,1925年出品59部,1926年出品86部,到1929年越过百部大关,达111部。若以年产量计,当时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电影大国之列,是毫不逊色的。但从质量着眼,可谓良莠并乘。自1921~1931年的10年间,上海各电影公司共拍摄故事片650余部,其中不少影片,或宣扬封建伦理,或渲染乱力怪神,既游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也明显地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气息。然而,以郑正秋为代表的一部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上海电影工作者,本着藉电影以改良社会、启迪民智的愿望,继《孤儿救祖记》之后,创作热情不减;少数新文艺工作者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以及梅雪俦、侯曜、汪煦昌等,都先后以新的观念、新的姿态投入上海电影的创作和制片活动。以上两股力量,汇合在一起,摄制出一批具有进步意识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影片,如《玉梨魂》、《盲孤女》、《一个小工人》、《爱情与黄金》、《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弃妇》、《不堪回首》、《难为了妹妹》、《玉洁冰清》等。这些影片,尽管还存在着某些稚嫩或不足,但从历史的观点加以审视,却不失为中国早期电影的上乘之作,对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铺垫作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此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诞生,并于同年7月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掀起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夏衍、钱杏邨(阿英)、石凌鹤、郑伯奇等不失时机地在他们创办的理论刊物《艺术》和《沙仑》上撰文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对电影的政治和艺术的要求。鲁迅译介了日本左翼评论家岩崎昶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的部分章节,并在《译者后记》里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利用电影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实质。同时,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刊出了“苏俄电影专号”,田汉还为此撰写了“卷头语”,首次在中国传播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论述。这一切,都为嗣后开展起来的左翼电影运动奠定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一年,联华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公开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并于同年推出由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为影坛注入一股清新空气。与此同时,有声电影已在西方问世并很快传入上海。上海电影以其敏捷的速率跟上世界电影发展的脚步,于1931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稍后,中国最早的两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和《歌场春色》也在上海摄制完成并公映。有声电影的出现,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提高了电影技术的整体水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激烈,要求电影“猛醒救国”,宣传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上海电影及时拍摄一批表现抗日的新闻纪录片、动画片和故事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进步舆论的热情赞扬。这就意味着中国电影转轨的客观条件已臻成熟。

1932年秋,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受中共的派遣进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3月,成立以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党的电影小组主要着手于三方面工作:一是分头到上海各主要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主任或顾问,掌握编剧大权;二是通过“影评小组”积极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和占领电影副刊评论阵地;三是广泛联系、影响、团结、争取原有的一些进步的和暂时还处于中间状态的电影工作者,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在上海掀起了左翼电影运动。

1933年,左翼电影大量涌现。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狂流》、《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前程》、《春蚕》、《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盐潮》、《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等。其中,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是左翼电影的发韧之作,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与此同时,还有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小玩意》,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肉搏》、《烈焰》等。此外,其他各大小影片公司的创作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汇成了左翼电影的洪流。

面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兴起,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加紧对电影的检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1933年11月12日发生了特务、暴徒捣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事件;1934年1月,又有所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等事件发生;某些文人也趁机挤入影界,大肆鼓吹“软性电影”主张。针对这种情况,左翼影人展开了“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的艰苦斗争。在剧本上,坚持不放弃编剧权,采取个人联系方式,或不署名,为电影公司和进步导演提供或修改剧本;在影评上,除坚持原有阵地外,又想方设法开辟新的阵地;在制片上,及时改组成立由夏衍、田汉、司徒慧敏等直接领导的电通制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4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影片。与此同时,由于左翼影评人坚决击退了“软性电影”论者的进攻,维护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方针和路线,从而使其他电影公司继续拍出一批进步影片。如《女儿经》、《到西北去》、《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生之哀歌》等。其中,由吴永刚编导的《神女》以其凝重沉着的人文主题、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和民族大众的审美意识,成为30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片中饰演母亲的女演员阮玲玉,也被誉为中国早期电影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以其悲愤而又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东海渔民的血泪史。影片上映后,创当时卖座最高纪录,并应邀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展映,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1935年“华北事件”和一二九运动后,随着人民抗日要求的不断高涨,左翼电影工作者及时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1936~1937年,明星公司先后拍出《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优秀影片;联华公司拍出《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等力作;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也拍出《新桃花扇》、《狂欢之夜》、《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各具特色的作品。上述影片或注重暴露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或表现反帝抗日的主题,较真切地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30年代在上海开展起来的左翼电影运动,扭转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使其纳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成为上海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通过这一时期上海电影的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进步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风格,这一传统和风格对以后的抗战电影、战后进步电影乃至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7月30日和8月4日,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和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以及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相继在上海成立,并及时组织、动员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投入3幕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创作和公演。八一三事变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大部分上海电影工作者随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内地。1937年11月,上海陷落,而上海租界地区则沦为“孤岛”。于伶、阿英等继续留在上海,团结爱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坚持了历时4年的“孤岛”时期戏剧、电影斗争。

“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由于历史的特殊性而呈现出复杂状态。

“孤岛”早期,由于片源较少,于是,《古屋行尸记》、《地狱探艳记》等庸俗、色情影片乘机走红,连《火烧红莲寺》也重新出笼,且获得厚利。由此,卷起一股竞相拍摄神怪武侠片之风。1938年12月8日,上海各抗日、进步报纸发表《上海各报副刊编者告上海电影界书》,呼吁各电影公司仍应摄制“鼓励人群向上、坚持操守”的影片。于是,在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带动下,上海电影拍摄出以《木兰从军》为代表的一批借古喻今、隐寓抗日的历史题材影片。

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于1939年2月上映,盛况空前。之后,陆续问世的此类题材影片还有《武则天》、《岳飞尽忠报国》、《葛嫩娘》、《红线盗盒》等。这些影片都不同程度寄寓了创作者的爱国情怀,颂扬抗敌御侮,挞伐卖国苟安,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实的影片也相继问世。如于伶根据自己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花溅泪》,柯灵编剧的《乱世风光》,桑弧编剧的《灵与肉》,阿英编剧的《复活》以及费穆编剧,费穆、弗兰克夫妇导演的《世界女儿》等。弗兰克夫妇为当时侨居上海的奥地利籍犹太难民、欧洲著名电影导演和制片人,费穆与他们的合作,开创了上海电影与外国同行联手创作之先河。

1939年6月,日本侵略者策划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垄断了华中、华南以至华北沦陷区的电影发行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消失,上海影业全部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1942年5月,影商张善琨秉承日本侵略者旨意,合并“新华”等12家电影公司,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共拍摄影片近50部。1943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强化对上海电影的控制,又把“中联”等3个机构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共拍摄影片80余部。

“中联”与“华影”所摄影片,大多是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庸俗之作。特别是1942年拍摄的《博爱》,由11个短故事组成,表面上提倡“人类之爱”,实际是附和“中日亲善”的反动观点;1943年拍摄的《万世流芳》,以林则徐禁烟抗英为题材,但肆意歪曲篡改,实际是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和英美作战的政治宣传。其后,“华影”还成立了“国际合作制片委员会”,与日本合拍了《万紫千红》和《春江遗恨》等,直接贯彻所谓“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张目。但是,在“中联”、“华影”的影片中,也有少数几部影片,如桑弧编导、描写青年教师到工厂区办学的《教师万岁》,马徐维邦导演的崇尚美好心灵的《火中莲》和卜万苍编导的歌颂爱情坚贞、并蕴含爱国情愫的《渔家女》等,就其倾向来说,是健康有益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进步电影发展到一个为人民民主革命最后胜利而斗争的新阶段。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敌伪所有的电影机构和资产。在上海,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接收了伪“华影”;国民政府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一度霸占战前联华影业公司的徐家汇摄影场;上海的地方势力则成立上海实验电影工场。同时,他们还利用电影检查手段限制进步影片出品。从1945年10月至1948年9月的3年时间里,上海官方电检机构共检查影片162部,其中48部被剪得面目全非。

1946年初,夏衍、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会同史东山、蔡楚生、孟君谋等,由夏云瑚、蔡叔厚、任宗德3人投资,并以他们的名义,在上海成立了昆仑影业公司,汇集了一批进步的、优秀的电影戏剧人才,成为战后摄制进步电影的重要基地。从1946年9月至1949年9月,昆仑公司共拍摄了10部影片,较著名的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和《乌鸦与麻雀》等。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于1947年10月在上海公映时,引起社会巨大轰动,3个月内观众达70余万人次,创造了空前的票房纪录。

除“昆仑”外,中共还安排了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进入其他电影公司,以至国民党官方制片机构,拍摄了大量进步影片。较著名的有《丽人行》、《夜店》、《艳阳天》、《忆江南》、《还乡日记》、《乘龙快婿》、《假凤虚凰》、《幸福狂想曲》、《三毛流浪记》、《小城之春》等。这些影片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其中《假凤虚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喜剧片,标志着中国讽刺喜剧的新水平;而《小城之春》则以其电影语言的创新成果,开创中国电影史上抒情写意诗化电影的嚆矢。

此外,尚有越剧戏曲片《祥林嫂》,京剧戏曲片《生死恨》等,对戏曲艺术与电影艺术的结合作了大胆有益的探索。其中《生死恨》是中国的第一部彩色影片。

上海战后电影的历程不长,却在上海电影总的历程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这短短4年时间里,上海的进步电影队伍不断壮大,上海的优秀影片络绎呈现,掀起了战后中国电影蔚为壮观的现实主义新潮。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是在正义与腐朽、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的殊死决战中,鲜明而深刻地反映了驱走黑暗、迎接黎明的时代特色。这是30年代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中国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的摄制均肇始于上海。1908年意大利侨民阿·劳罗拍摄的《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是中国的第一部纪录片。解放前,上海虽无摄制新闻纪录片的专业机构,却先后有20多个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百多部新闻纪录片。其中,纪录上海市民声讨袁世凯行动的《上海战争》,于1913年与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同时上映。之后,1925年反映五卅运动的《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拍摄的一批新闻纪录片,如《上海之战》、《十九路军抗战史》、《上海抗敌血战史》等,都及时地起到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而科教影片的摄制,早在1918年,上海商务印务馆活动影戏部即已拍摄了《养真幼稚园》、《驱灭蚊蝇》、《技击大观》、《养蚕》等教育片。30年代初,上海成立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之后,上海大夏大学创立的中国教育电影社摄制了《火柴》、《纺织》、《科学养鸭法》等片。后因战事动乱,摄制活动难以为继。解放前旧中国科教片事业总的情况是:摄制数量不多,放映范围不大,社会影响甚微。至于美术电影,1926年,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以超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35年,又根据《伊索寓言》改编拍摄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1940年,万籁鸣、万古蟾导演的《铁扇公主》,取材于《西游记》,放映时间长达80多分钟,开创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片的纪录,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后,解放前的美术片制作,终因战乱频频、无人投资而中辍。

1896年,上海首开中国电影放映之先声。1908年,上海出现中国第一座正规的电影院。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电影市场极为活跃,新建的电影院猛增至40余家。其中,1933年落成的大光明影戏院,曾有“远东第一影院”之称。及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止,留下的放映单位有52家。解放前,上海的影片发行处于无序状态,各制片厂基本上自产自销,或委托电影经纪人代理发行,而美英的9大制片公司,在上海均设有自己的发行机构。1934年,上海共摄制国产故事片84部,而输入的外国影片达407部。1946年,上海首轮影院映出故事片383部,而其中国产片只有13部。足以显见,解放前的上海电影市场基本上被欧美影片所垄断,国产的民族电影,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实在少得可怜!若就在沪上映的外国影片的思想内容而言:大多数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片。在影片中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不待言。诚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民惊异、胡涂。”其中有少数影片,如《不怕死》、《新土》等,更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张目。但也应看到,在上映的外国影片中,有一部分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如苏联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生路》和欧美的少量进步影片,如《淘金记》、《大独裁者》、《吾土吾民》等,以及一些文艺片,如《魂断蓝桥》、《出水芙蓉》、《鸳梦重温》、《乱世佳人》等。不仅轰动一时,且久映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上海的电影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央电影领导部门派出钟敬之等人,会同夏衍、于伶等随军进入上海,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各个电影机构,于1949年11月16日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同时设立新闻片组、翻译片组。由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1950年初,中央电影主管部门把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美术片组调入上影,这样就使上影成为以拍摄故事片为主、兼顾译制外国影片和拍摄少量美术片、纪录片的综合性电影厂。

在接管国民党电影机构和筹建上影厂的同时,中央和上海地方的电影主管部门还对集中在上海的私营电影公司进行了指导和帮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海的私营电影企业主要有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大同电影制片厂、大中华影业公司和华光影业公司等7家。1950年初,上海首家公私合营的长江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为解决剧本短缺的问题,在夏衍的倡导下,由叶以群、陈鲤庭等创办了电影文学研究所,约请作家编写电影剧本,供私营厂拍摄采用。通过提供剧本,对私营和公私合营的电影企业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1950年,上影厂拍摄完成了《农家乐》、《大地重光》、《团结起来到明天》、《胜利重逢》、《女司机》、《上饶集中营》、《海上风暴》、《翠岗红旗》等8部故事片。这些影片表现了新人新事新思想,塑造了新中国第一批工农兵银幕形象。其中,《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大地重光》等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奖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获奖的上海电影。这一年,各私营和公私合营电影公司也先后摄制了《武训传》、《两家春》、《我这一辈子》、《姊姊妹妹站起来》、《我们夫妇之间》和《腐蚀》等一批为人民喜爱的影片。其中,《我这一辈子》、《腐蚀》等还进入《大众电影》读者投票选出的1950年10部优秀国产影片之列。

正当上海电影在建国之初就迈开坚实脚步,准备大展宏图之时,1951年5月发生了在全国持续近半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电影《武训传》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影片的主创人员、各级有关领导以及曾在报刊上撰文赞扬过该片的作者,为此都相继受到严厉批判并进行检讨。《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影片也受到株连。

这场批判运动,严重地挫伤了许多艺术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发起来的政治热情,妨碍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顺利前进。影响所及,上影1951年一部影片未拍,1952年也仅拍了《南征北战》一部。

随着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实施,上海电影开始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早在1951年9月,昆仑影业公司与长江公司即已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2月1日,以长昆厂为基础,联合文华、国泰、大同、大中华、大光明和华光等私营公司,成立了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由于伶兼厂长,叶以群为副厂长。1953年初,联合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厂名仍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上海电影率先在全国完成全行业国有化的进程。

1953年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同年秋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批评了电影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与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反映了这一时期文艺指导方针纠正“左”的错误和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精神。这一切,都有助于消除批判电影《武训传》产生的不良影响。同年年底,政务院公布《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集中体现了一年来电影指导思想正误纠偏的结果,使电影创作重新获得活力。

与此同时,国家又决定把新中国第一家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建在上海。随着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相继成立,上海电影即从解放前的单一故事片,发展成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和译制片具全的综合性电影生产基地,承担起新中国电影“半壁江山”的重任。

1957年4月,翻译片组脱离上影厂建成中国唯一的从事电影译制的制片机构——上海电影译制厂。自1950~1995年,上海先后译制了世界5大洲、遍及48个国家的各类影片近千部。如苏联的《乡村女教师》、《母亲》、《第四十一》;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法国的《红与黑》、《悲惨世界》;美国的《大独裁者》、《音乐之声》;英国的《孤星血泪》、《简爱》;日本的《松川事件》、《华丽的家族》;墨西哥的《生的权利》、《叶塞尼亚》;以及印度的《两亩地》、泰国的《婉丽》、奥地利的《希茜公主》、西班牙的《影子部队》,等等。自1979年中国设立政府优秀译制片奖以来,上海有《追捕》(日)、《苔丝》(英)、《黑郁金香》(法)、《斯巴达克思》(美)等11部译制片获奖。上海的译制片不仅受到国内广大观众的欢迎,还得到原片导演、演员的普遍赞赏,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电影实行统一管理。在发行渠道上,完全纳入计划经济的模式,上海各制片厂生产的影片均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一收购和发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拷贝订购和利益分成的办法,逐渐有所改变,直至1995年,根据广播电影电视部的有关规定,上海的各制片单位才获得面向全国省、市以下电影发行公司和放映单位直接销售拷贝的权利。上海的电影放映业,始终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逐步形成一个遍及城乡、布局合理、软件不软、硬件过硬的电影放映网。1995年,上海注册的放映单位达到465个,其中电影院254座,分别是1949年的9倍与7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的电影发行放映业,以其显著的成绩,屡次受到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简称“广电部”)和上海市有关领导部门的表扬和嘉奖,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1954年初至1956年底,上海电影呈现初步繁荣景象。上影厂共拍摄故事片32部,舞台艺术片14部,纪录片2部;美术片、科教片和译制片也迈出坚实脚步,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一时期上海的故事片创作题材样式出现丰富多彩的格局。其中,《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铁道游击队》、《为了和平》、《鸡毛信》、《李时珍》、《海魂》、《护士日记》、《女篮五号》以及《家》等,都曾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文化部嘉奖。《渡江侦察记》里孙道临扮演的李连长、齐衡扮演的吴老贵,《为了和平》里赵丹扮演的江浩、白杨扮演的丁孟辉,《南岛风云》里上官云珠扮演的符若华,《家》里张瑞芳扮演的瑞珏、王丹凤扮演的鸣凤,《铁道游击队》里秦怡扮演的芳林嫂等,均成为中国电影画廊里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这一时期,桑弧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舞台艺术片,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张骏祥、柯灵、袁文殊等人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和有关电影剧作的论著先后问世;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又为上海电影从创作到理论的繁荣带来了春风雨露。为此,上影一些艺术家提出自由结合、自选剧本、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的“三自一中心”设想,并在此设想基础上,成立以应云卫为首的“五老社”、沈浮为首的“沈记社”和陈鲤庭为首的“五花社”。

1957年4月1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成上海电影制片公司。袁文殊任经理。下辖由自由结合的3个“社”为基础成立起来的江南、海燕、天马3家制片厂。应云卫、沈浮、陈鲤庭分任厂长。

3家制片厂成立伊始,反右派斗争便波及上海电影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上海一批著名电影艺术家和有经验的电影事业家错划为“右派分子”;《秋翁遇仙记》、《阿福寻宝记》、《雾海夜航》、《洞箫横吹》、《情长谊深》、《球场风波》等6部影片被定为“毒草”;《不夜城》尚未完成,也被定为“毒草”;还有一些影片,如《凤凰之歌》、《护士日记》、《乘风破浪》、《幸福》、《前方来信》等也遭到批判。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左”的思潮,给上海电影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1958年,上海电影又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在创作生产上一度出现盲目追求产量,降低艺术质量的现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针对当时创作人员脱离生活的状况,提出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拍摄一些迅速反映伟大时代面貌的艺术性纪录片。但由于这一指示没有被正确领会和全面贯彻,因此,除《三八河边》、《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少数几部这一类型的影片具有一定艺术质量外,多数这类影片的制作均较粗糙,缺乏艺术感染力。

1958年10月1日,上海根据中央有关全国各地电影事业下放由地方直接领导的指示精神,撤销原有联合企业性质的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建制,成立上海市电影局。袁文殊任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委员会书记兼局长。同时,江南电影制片厂大部人员因支援华东各省建立新厂纷赴各地,其建制就相应被撤销。

1959年,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鼓舞下,上海电影工作者焕发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完成以《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为代表的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崭新水平的作品,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后上海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影片《林则徐》有着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气派,堪称历史题材影片中的经典之作;《老兵新传》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影片,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电影录音、洗印技术跃上一个新台阶,在艺术上也是这一时期全国电影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聂耳》则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是一部“以一个人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力作。

这一年,上海在美术片创作上也获得丰硕成果。主要有《小鲤鱼跳龙门》、《雕龙记》、《渔童》、《萝卜回来了》等。这些美术片不仅为上海赢得了荣誉,还在世界上为祖国赢得了殊荣,成为新中国电影最先打入国际电影商业市场的片种。

此外,《中国猿人》、《山上运河》等上海科影出品的科教片,也取得了可喜成就。

进入60年代,由于“左”的干扰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继续和发展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加上全国性经济困难的出现,使上海电影创作生产蓬勃发展的势头暂时受到遏制。1960年,天马、海燕两厂除舞台艺术片外,仅生产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和《摩雅傣》两部。但《红色娘子军》,不仅在艺术上代表上海电影独占当年全国电影之鳌头,且其中的主题歌《红色娘子军连连歌》也迅速流行,广为传唱,至今不衰。

1961年,中共中央对文艺政策及时进行调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1年6月北京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以及1962年3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两次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次阐明关于尊重艺术民主和创作规律等问题。接着,文化部制订《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对艺术民主的实行和按照电影创作规律办事作出明确规定。上海市电影局为贯彻上述会议和文件精神,召开上海电影创作座谈会,讨论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与如何全面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与会者精神振奋,畅所欲言,沟通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196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瞿白音在上海撰写《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简称《创新独白》)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全国电影界巨大反响,掀起了探讨电影创新的热潮。

这期间,上海电影各片种均有辉煌建树。

故事片产量明显回升:《51号兵站》、《枯木逢春》、《英雄小八路》、《春催桃李》、《李双双》、《燎原》、《魔术师的奇遇》等优秀影片相继完成,硕果累累。其中,《魔术师的奇遇》是中国第一部立体电影。

舞台艺术片也空前繁荣:《红楼梦》、《尤三姐》、《双珠凤》、《牛郎织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槐荫记》、《武松》等先后问世,成绩显著。其中,彩色越剧舞台艺术片《红楼梦》,不仅在国内创同类影片最高票房纪录,而且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也轰动一时。

代表这一时期上海科教影片最高水平的,则是演绎生物遗传工程研究新成果的《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和科学普及片《知识老人》等。其中,《知识老人》成为长映不衰、深受中小学生喜爱的课外读物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术片。这期间上海美影涌现出了一批极富创意的作品:中国第一部折纸片《聪明的鸭子》,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第一部立体木偶片《大奖章》,第一部动画长片《大闹天宫》(上、下集)等都可归入此列。尤其是《大闹天宫》,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极具民族特色的造型设计,使中外专家和观众无不为之倾倒,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美术片宝库中的一部不朽之作。

这期间,上海电影囊括了第一、第二两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科教片和最佳美术片3大奖项,几乎包揽了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电影美术、最佳女演员、最佳配角等单项奖项,成为建国以来上海电影步入首度辉煌时期的巅峰。

但是,创作大环境的改善为时不长。1963年初,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把表现建国13年以外的题材统统归入排斥之列。这就阻碍了上海电影的健康发展。1964年初,文化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书记会议,明确现代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六、三、一”的比例,也因与“大写十三年”口号不符而不准在上海电影系统传达贯彻。

即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海电影仍迎难而上,拍出《北国江南》、《红日》、《阿诗玛》、《舞台姐妹》、《白求恩大夫》等多部高质量影片,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

《北国江南》于1964年7月初在全国上映,7月29日即遭到康生的点名批判,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第一篇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同年8月,张春桥在江青、康生的授意和支持下,率先在上海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衍)陈(荒煤)路线”。于是,在文化部和全国电影界一场批判“夏陈路线”的极“左”批判运动随即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张春桥派出工作组进驻上海电影系统,首先把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定为“夏陈路线”的理论纲领;继而,《红日》、《舞台姐妹》、《不夜城》、《燎原》、《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聂耳》、《白求恩大夫》等上影历年出品的数十部影片先后被定为“毒草”。至此,中国电影最早发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电影基地,在所谓“深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运动中,已经人人自危。“山雨欲来风雨楼”,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批判,实际上已成为日后更加严酷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66年初,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诬陷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并把矛头首先指向电影。这时,上海电影的创作生产活动,包括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和译制片,都已停顿下来,“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纪要》不仅全面否定新中国17年摄制的影片,同时也否定新中国建设起来的电影队伍。上海首当其冲。《纪要》还把《创新独白》定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大毒草。1966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编者按进而指出:《创新独白》并非个人“独白”,而是“电影界黑帮分子”的“合唱”,号召“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黑帮分子统统揪出来”。顷刻之间,“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主宰了整个上海电影系统。上海电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1966~1976年,上海电影系统许多职工受到批斗、毒打、抄家、隔离审查等迫害。首当其冲的是各级领导和主创人员。全系统104名文艺6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受严重迫害并准备打倒和清洗的有93人,占89%。受迫害致死的有32人,其中包括郑君里、应云卫、徐韬、顾而已、上官云珠、穆宏、邓楠、王光彦等著名电影艺术家和张友良、孟君谋、许秉铎等著名电影事业家。

“文化大革命”不仅扼杀了上海的电影生产,同时也扼杀了上海的电影发行和放映。期间,除少数几部影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外,凡建国17年来的电影和外国电影一概不准上映。一时,影坛一片死寂。

1970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抽调部分青年创作人员,开始拍摄少量新闻纪录片和专题报道片。1972年,上影拍摄了舞剧样板戏电影《白毛女》。之后,从1973年开始,逐步恢复故事片生产。自1973~1976年4年间,上海共摄制故事片15部(其中短片3部),舞台戏曲片7部(其中短片6部)。这些故事片、戏曲片,包括这一时期摄制的美术片,绝大多数受“三突出”模式的束缚,从内容到形式均无可取。唯1976年初拍摄完成的《难忘的战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购粮队同暗藏敌特展开斗争的故事,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是这一时期仅有的较成功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后期,江青反革命集团还直接指挥上影拍摄所谓“触及时事”、写“走资派”的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和《千秋业》等。后两部影片未及出笼,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粉碎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上海电影经过两年过渡,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起广大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使电影创作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走向复苏,开始新的征程。

1977年,上海电影系统在全面开展清理整顿的同时,上影拍摄了《祖国啊,母亲》、《大刀记》和《平鹰坟》等3部故事片。其中,《祖国啊,母亲》热情讴歌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受到观众欢迎的影片。

1978年,上海电影系统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孟波、张骏祥先后出任电影局局长;徐桑楚、特伟、洪林、李资清等分别担任上影、美影、科影、译影厂厂长。又经过创作体制上的进一步组织调整,上影恢复以汤晓丹、傅超武、桑弧、刘琼、鲁韧为首的5个创作集体;成立以张瑞芳为团长的上影演员剧团;重建文学部。这一年,上海故事片产量有所增加,题材内容也有所扩展。如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于无声处》、宣传计划生育的喜剧片《儿子、孙子和种子》,以及歌剧舞台艺术片《江姐》,都受到观众的好评。但也不可否认,有些影片如《风浪》等,在表现形式上仍受到“三突出”、“主题先行”等创作模式的支配,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尚未获得应有的解放。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的发表,为整个文艺界送来了春天的声息。上海电影界群情振奋,创作活跃。从1979~1984年的6年,是上海电影自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这期间,上海电影各片种优秀之作无论数量和质量均领先于全国,老中青三代全面开花,硕果累累,充分展现出上海电影雄厚的创作实力和中国电影“半壁江山”的风采,其中许多影片不仅屡获国内外重要电影奖项,而且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首先是老一辈艺术家的鼎力之作,为上海电影再创辉煌作出了贡献。如沈浮任总导演的《曙光》,汤晓丹导演的《傲雷·一兰》和《南昌起义》,王炎导演的《从奴隶到将军》,吴永刚任总导演的《楚天风云》,黄佐临导演的《陈毅市长》,张骏祥导演的《大泽龙蛇》等。这组由上影老导演群体共同构筑的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浩然长卷,其气势之雄浑、笔力之苍劲、场面之恢弘,不仅使当时的中国银幕熠熠生辉,至今仍令人叹为壮观。其他如傅超武导演的《白蛇传》、桑弧导演的《子夜》和《她俩和他俩》等喜剧三部曲、徐苏灵导演的《月亮湾的笑声》、岑范导演的《阿Q正传》、刘琼导演的《李慧娘》、黄祖模导演的《华佗与曹操》、白沉导演的《大桥下面》、孙道临导演的《雷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一时期,谢晋电影在上海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格局中占据突出的地位。6年间,谢晋以其炽热的创作激情,连续拍出《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高山下的花环》等5部力作,不仅在创作数量上少有人与之匹敌,更主要的是在思想水平和艺术功力上均达到当时上海电影和中国电影的最高境界。其中,尤以《天云山传奇》立意尖锐、思想深刻、情感丰富,以及成功地运用多时空、多视点交叉的叙事结构,激起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无可争议地夺得中国电影的“全冠”荣誉——1980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4项奖、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

与此同时,另一位导演赵焕章也因连续拍出《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而备受瞩目。赵焕章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对中国农村最广大观众层的关注,使他的“农村三部曲”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的影片。《喜盈门》公映后,约有一亿以上观众人次观看此片,创造了建国以来单片观众人次的最高纪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高峰期中,上海凸现出一批具有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中青年导演及其作品。如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和《小街》,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和《姐姐》,黄蜀芹的《青春万岁》和《童年的朋友》,史蜀君的《女大学生宿舍》,石晓华的《泉水叮咚》,于本正的《漂泊奇遇》等。这些导演及其作品,均在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创新进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成为上海电影再度辉煌中不可或缺的一支有生力量。其中,《城南旧事》更以其精巧的构思、深邃的意境和富于韵味的表现,使影片具有和谐的美,在探索电影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美学传统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就,成为中国散文电影的经典之作。

此外,这一时期上海故事片中,还有许多作品就新时期中国电影在体裁、风格和样式等方面的创新上,进行了富有开拓意义的努力。如《庐山恋》首开中国风光片之先;《东港谍影》、《405谋杀案》在侦破片构思方面的突破;《好事多磨》、《快乐的单身汉》将现实生活矛盾的轻喜剧化处理;《蓝光闪过之后》对灾难片的大胆探索等等。即使是本身并不成功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片也有其一定的经验价值。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80年代,中国美术电影已形成被国内外高度评价的“中国动画学派”。1979年,上海美术片厂推出了建国以后第二部动画长片《哪吒闹海》,从而揭开了上海电影再创辉煌时期美术片的新篇章。

由王树忱、严定宪、徐景达导演的《哪吒闹海》,是一部极富民族风格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新的审美要求出发,创作者大胆吸收民间年画中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影片呈现出华而不俗的情趣,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1980年,享誉海内外的动画片《三个和尚》问世。这部放映时间仅18分钟的动画短片,内涵丰富,寓意深邃,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导演徐景达(阿达)在艺术处理上,合理吸收了某些西方动画片的表现手法,并使之巧妙地融汇于浓郁的民族风格之中,达到和谐美妙的境界,成为这一时期代表中国美术片水平的精品之一。

嗣后,上海美影又有动画片《人参果》、《鹬蚌相争》,水墨动画片《鹿铃》,木偶片《阿凡提》和剪纸片《火童》等优秀影片相继问世。而1984年投产、1985年初完成的中国第三部长动画片《金猴降妖》,则是上海美术片创作在这一时期的最后高峰。该片一反传统美术片处理手法,采用抽象的图案,虚幻的形象,配以现代色彩的音响,构成前所未有的奇妙的银幕视听效果,把美术片的创作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与故事片、美术片创作同步,上海科影在这一时期也拍出一批数量可观并在国内外深受欢迎的科教片。如反映大自然奥秘的《地壳运动》、《盐湖》、《瀑布》、《台风》、《中国地热》;展现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遗传工程初探》、《细胞重建》;推广农业实用技术的《叶面施肥》、《试管苗》、《硼肥》、《棉花麦后移栽》;揭示动植物和昆虫科学机理的《蜜蜂王国》、《以螨治螨》、《燕子》、《蝴蝶》、《绿色世界》;介绍医学和护理知识的《胆结石的奥秘》、《冠心病》、《急性心肌梗塞的预防和抢救》;描绘自然人文艺术景观的《敦煌艺术》、《万里长城》、《拱的建筑》和配合社会常识教育的《红绿灯下》、《幼儿家庭教育》等。题材多样,形式活泼,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其中,在国内获部级以上奖项的有40部次,在国际获各类奖项的有42部次,创造了丰硕的成果。

1985年以后,在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电影新人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短短一两年内迅速推出一批震动影坛的全新力作,以后来居上之势,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青年影评人,发起对所谓“谢晋电影模式”和“上影集团”的尖锐批评。批评认为,谢晋电影沿袭的是旧好莱坞模式,与现代电影观念格格不入,从而宣称“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批评认为,“上影集团”是陈旧落后的传统电影习俗的“顽固堡垒”,是阻碍电影美学创新的“绊脚石”,等等。这种来自创作和理论的双重夹击,构成了对上海电影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起初,这些挑战和压力并未引起上海电影界的足够重视。这是因为上海电影曾经创造的辉煌及其对中国电影所作的贡献不容否认,而且当时上海电影尽管总体上已相对逊色于前,但仍保持着较高水平,优秀作品仍时有出现。如1985年,于本正导演的《日出》,在名著改编上打破了原作的时空局限,取得了同类作品中更明显的成就;1986年,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的电影的强大生命力;史蜀君导演的《失踪的女中学生》,进一步在青春片领域中有所建树;杨延晋导演的《T省的八四、八五年》,对电影时空节奏的把握堪称佳作;1987年,庄红胜导演的《战争,让女人走开》,以独特的角度在战争片中别具风采;吴贻弓任总导演、张建亚导演的《少爷的磨难》,在一片崇尚探索的热浪中,对电影娱乐功能超前思考的特殊意义等。包括属于上影“第五代”的张建亚、江海洋、彭小莲等,这期间也努力拍出了像《冰河死亡线》、《最后的太阳》、《我和我的同学们》等一批与上影传统形态颇为不同的新颖作品。特别值得珍视的是,黄蜀芹在1987年奉献的、获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影视节“金鸟”大奖的《人·鬼·情》,实虚结合,意境高雅,艺术处理和谐统一,为上海电影争得了当年的最高荣誉。

从1985年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对电影带来的压力已经悄悄发生。到1987年,由于众多新兴的大众娱乐消费方式走俏和电视的冲击,影院观众人次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国产影片上座率锐减的结果,造成全国制片业陷入严重经济滑坡的困境,上海在这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在这种充满挑战和压力的氛围中,上海电影顺应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开始了痛苦的转轨过程。

从1988~1991年,是上海电影自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尽管上海较早实施商业片战略,拍出一批如《庭院深深》、《黑匣喋血记》、《断喉剑》、《销魂刀》、《传国密诏》等娱乐性较强的影片,但仍未能制止经济滑坡的趋势;同时,上海的主创人员在转轨之初大多尚处于茫然和观望的心态之下,致使这一阶段艺术创作也暴露出乏力的状态,终于在1989年出现上海故事片“金鸡”、“百花”无一中鹄的尴尬局面。值得庆幸的是,1988年,上海美影在经济极端拮据的情况下,仍艰难地完成了水墨动画片《山水情》的摄制,并在国内外赢起轰动,成为这一阶段上海电影唯一的佼佼者。

上海电影的这一创作低潮期,直到1991年由于《开天辟地》、《烛光里的微笑》和《留守女士》等几部影片的出现才得以改观。《开天辟地》以壮阔的气势,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历程,获当年度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烛光里的微笑》情趣盎然,感人肺腑,获第四届童牛奖优秀儿童片奖;《留守女士》更以新锐的艺术感觉,独特的选材思路和细腻的叙事技巧,赢得了圈内外广泛好评,并获得第十六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字塔”最佳影片金像奖,为上海电影创造了新的荣誉。此外,徐伟杰、鲍芝芳、包起成、徐纪宏、武珍年、沈耀庭、于杰等,也努力以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低迷之中,为上海电影的生存作出了贡献。

经过几年徘徊、摸索,上海电影终于从低谷中走了出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使长期以来相对滞后的电影体制改革终于启动。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均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上海的腾飞也为上海电影的振兴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新形势,上海电影大大加快了改革步伐,各方面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绩。199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率先改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和职工分配制度;同年秋,上海影城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上海电影的标志性场所;1993年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顺利转制为永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文化企业;1993年、1995年两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功举办,为上海电影乃至上海赢得了广泛和良好的海内外声誉;1994年上海第二家影视发行公司——东方影视发行公司成立,标志着上海电影市场运作开始引入竞争机制;等等。此外,在改革过程中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变革上海电影的创作机制和制片模式,使之从原来的“导演中心制”逐渐向“制片人中心制”过渡,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并与当代世界电影发展潮流同步;改革上海电影的投资模式,使之走向多元化,令社会融资成为制片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等,都显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期间,上海电影在创作上也开始走出低谷,出现了一批重要作品。故事片方面,如吴贻弓在沉寂多年后拍摄了《阙里人家》,再次显示他深厚的思想文化功底和良好的艺术美学修养;张建亚连续拍出与他先前作品风格迥然不同的《三毛从军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和《绝境逢生》等3部喜剧片,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想象力和喜剧感;于本正导演的《走出地平线》和史蜀君导演的《女大学生之死》,则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真诚的艺术良心赢得电影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而石小华和鲍芝芳分别导演的《情洒浦江》和《第一诱惑》,都富有女性导演细腻过人的表现;至于庄红胜导演的《大江东去》,仍不失他以前作品的潇洒气度。这一时期令人欣慰的是,上海故事片创作队伍中开始涌现出一些更年轻的新秀,并拍摄了他们各自的处女作。作为上海电影自己培养的跨世纪人才,虽然目前还稍显稚嫩,但已可以期望他们今后应有不俗的表现。美术片通过努力,成功地推出建厂以来规模最大的100集系列动画片《自古英雄出少年》。该片不仅故事生动,而且含意深邃,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此专门写信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祝贺表扬,给影片创作人员、美影全体职工和整个上海电影以极大的鼓舞。

此外,上海电影这几年还加强与当今国内优秀导演的紧密合作,张艺谋、陈凯歌、周晓文等先后到上影拍片,给上海电影注入新的力量。

1995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原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撤二建一”,成立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率先在全国实现影视合流。

改革开放20年,上海电影的发展走向,总的是健康的、向上的,这支电影队伍是茁壮的、值得信赖的。由此上溯到建国以来,上海电影虽历经重重挫折,但广大上海电影工作者在将近50年岁月中,经受了各种考验,满怀着时代责任感,体现出对电影事业的执着追求,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此再上溯到中国电影发祥以来,上海电影已走过足足100年风雨历程,其中多少人和事,都是可歌可泣的,值得纪念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必将进一步解放。电影作为一门具有大众性的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必须不断认识本体和认识受众。特别是影视合流,将为上海电影带来巨大的推动和众多新的课题。上海电影只有在过去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才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和精神审美需要。上海电影应该而且可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大踏步前进。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上海电影理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