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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解放前的上海橡胶企业

2006/11/9 10:20:04

    一、上海橡胶企业的诞生和兴起

    上海橡胶企业诞生于民国8年(1919年)。当年,由日本华侨容子光和潘氏兄弟投资2万元合伙在上海横浜桥北堍士庆路138号开办上海第一家私营橡胶企业——中华制造橡皮有限公司,有2台炼胶机和其他设备,职工70余人,生产“燕子”牌橡胶产品,日产力车胎20条、胶鞋120双、玩具气球360只,开始业务比较兴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等国橡胶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压价倾销竞争激烈,由于国产产品技术落后、质量差,难与进口产品竞争,不到两年中华制造橡皮有限公司就宣告倒闭。民国10年,徐乾麟等人在江湾火车站西面开办的上海模范工厂增设橡胶分厂,购买原中华制造橡皮厂2台炼胶机和其他设备,同时,容子光也转到上海模范工厂工作,生产能力比原中华制造橡皮厂扩大了好几倍,平均日产力车胎30余条、鞋底1200~1800双、橡胶玩具14400~21600只、橡皮皮鞋底360~600双,还有少量的工业零件。由于进口橡胶商品的大量倾销、排挤,销路始终不畅,四五年后,工厂就全部租给日商劳大橡胶厂(民国20年后又转卖他人)。民国11年,张礼林为扩大皮鞋店业务,以4000元资本购进日商在上海嘉兴路桥堍生产皮鞋底的亚细亚橡皮厂,改名亚洲橡胶厂,生产舌口套鞋,商标“一品”牌。这是上海第一家生产套鞋的工厂。产品颇受欢迎。但不久发现油漆脱落的质量问题,造成成品积压,经营三四年后,因资本全部亏蚀而关闭。民国12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南京路490号开办陈嘉庚橡皮总公司(新加坡)上海分行,首家经营自产自销橡胶制品“钟标”牌力车胎、汽车轮胎,一时业务兴盛,后因总公司连年亏损破产,上海分公司也随之歇业。民国14年,爆发反日爱国的五卅运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橡胶、原料价格下跌,有些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将商业投资转向工业投资,纷纷开办橡胶厂,当时在闸北八字桥西港和周家嘴路等地开办德昌橡皮厂、启明橡皮厂等4家小型企业,共有炼胶机4台,职工130余人,生产鞋底、鞋跟和工业零件。民国15年,在江湾同济路开办厚生橡皮厂,有炼胶机2台,职工100余人,生产力车胎、鞋底。民国16年,刘永康、石芝珊合伙在塘山路41号开办上海义昌橡皮物品制造厂(正泰橡胶厂前身),资本银1万两,有炼胶机2台、职工100余人,生产“八吉”牌胶鞋,日产200双。同年,过马明在东京路开办大新橡皮物品制造厂,资本5万元,炼胶机3台,职工170人,生产“如意”牌套鞋、跑鞋,日产2000双。关瑞甫在成都北路开办义源橡皮制造厂,资本2万元,炼胶机7台,职工400人,生产“鹰麦”牌帆布运动鞋,日产布面鞋5000双。从民国8~16年的9年期间,上海民族橡胶企业共开办11家,正式生产的仅七八家,占全国同业17家的47%,上海开始建立初期的橡胶工业基础。

    民国17年,旅日华侨侨商东洋庄业主余芝卿在徐家汇路1102号开办大中华橡胶厂,资本8万元、炼胶机3台、职工83人,生产“双钱”牌套鞋,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吸取其他厂的教训,专门派员到日本神户橡胶厂实习,掌握胶鞋生产技术,由于生产起点要求高,产品质量很快赶上日本同产品水平。“双钱”牌商标也逐渐打响。同年,叶钟廷、叶翔廷在西宝兴路民生路开办永和实业无限公司,开始生产“永”字牌小皮球、热水袋、套鞋等橡胶制品。当时,由于胶鞋供不应求,胶鞋企业不断增加。民国18年,冯莲生、秦德康、林梁甫等合伙在安远路299号开办义生橡皮制物厂,资本6万元,炼胶机3台,职工40余人,生产“箭鼓”牌套鞋。同年,邓风墀在盛发马路开办广东兄弟树胶公司上海分公司,资本20万元,炼胶机18台,职工1000余人,日产万双“飞马”、“双飞剑”运动鞋,生产规模仅次于大中华橡胶厂。后因日本侵华,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倒闭,上海分公司随之停业。民国19年,张佑民、孙雪斋、蔡增裕合伙在陆家浜路853号开办民生橡胶厂,资本4.2万元,炼胶机3台,职工150人,生产“三枪”牌套鞋,日产3000双。石芝珊、严纪芳合伙在愚园路宏业花园112号开办交通橡皮制物厂,有炼胶机10台,职工390余人,生产“火车头”牌胶鞋,日产5000双。曹涛声、石芝珊合伙在杨树浦路宁武路开办大生橡胶厂,资本2万元,炼胶机4台,职工120人,生产“汽车”牌胶鞋,日产2000双。何承璋、金有成在怀德路969号开办大安橡胶厂,资本10万银元,职工100人,日产胶鞋3000双。郑祥晨等人合伙在欧嘉路55弄16号开办万国橡胶厂,首创开发生产轧米胶辊。以后陆续开办的橡胶厂有:开办在物华路32号的江南橡胶厂,资本2万元,炼胶机2台,职工100人,生产“蝴蝶”牌胶鞋,日产1000双。开办在岳州路华兴里的华兴橡胶厂,资本1万元,炼胶机2台,职工260余人,生产“三A”牌套鞋、跑鞋,日产2500双。同年,大中华橡胶厂以11万元投资,在徐家汇东庙桥路开办碳酸钙工场和加硫油胶厂,义生橡胶厂在南市日晖港开办碳酸钙厂、沪西鞋里布厂和包装纸盒厂,正泰橡胶厂在柳营路开办碳酸钙厂等。民国17~19年,新开办11家橡胶厂。民国20年,崔福庄等合伙在曹家渡路新街10号开办大孚橡皮工厂,资本5万元,炼胶机2台,职工116人,生产“大虎”牌胶鞋,日产2000双。马仲午、韩少庭合伙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羊尾桥12号开办大陆实业公司,开发生产“马头”牌胶水。这一年新开办的橡胶厂有:韬朋路济宁路的大用橡皮厂,资本50万元,炼胶机12台,职工850人,生产“八角”牌胶鞋、热水袋、日产胶鞋8000双;白利南路540号的中国工商橡皮厂,资本15万元,炼胶机4台,职工290人,生产“三洋”牌套鞋、热水袋、硬芯胎,日产胶鞋3000双(这两家工厂在“八一三”事变后相继迁往重庆、桂林),以及天华橡胶厂、大用橡胶厂等共20余家。从民国7~20年,除已改组或停、关外共有48家橡胶厂,是上海橡胶行业企业兴起的时期,占全国橡胶企业总数的69%以上,资本总额达400万元,主要生产设备炼胶机200台,职工1.2万人,胶鞋年产能力达到5000万双,占全国同业总数的2/3,成为国内最大的生产胶鞋(包括其他橡胶制品)基地。当时,上海橡胶行业的特点是技术落后、厂房简陋、产品品种单一,绝大多数企业皆以生产胶鞋为主,有7家兼产人力车胎、热水袋、橡胶球和零星橡胶配件,还有3家专业生产鞋底、鞋跟。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橡胶行业企业

    民国21年,日军侵华,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上海民族橡胶企业走向危机,国民橡胶厂、厚生橡胶厂、溢中橡胶厂、福星橡胶厂毁于炮火之中,永和实业公司受损达132万元。因战火蔓延,市场损失,原材料涨价,产销停滞而亏损倒闭的有大华橡胶厂、大新橡胶厂、义生橡胶厂(二厂)等十余家工厂。民国26年,有31家橡胶厂总资本510万元,毁于或部分毁于日军炮火,受损的有正泰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永和橡胶厂、协康橡胶厂、利亚橡胶厂、信大橡胶厂、大陆橡胶厂等十余家企业,共损失金额200余万元,7000余名工人失业,胶鞋年产量降到1000万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移向内地,先后有大中华橡胶厂、义生橡胶厂、大同橡胶厂、实业橡胶厂、民生橡胶厂、宏大橡胶厂等恢复生产,并有数家小型橡胶厂开办。日军侵占上海后加速吞并上海民族橡胶企业,早期吞并的有万国物品机器厂和四达橡胶厂,接着又以“中日合作”、“租赁”、“委任经营”等方式,对上海民族橡胶工业鲸吞、霸占的有正泰橡胶厂、大安橡胶厂、大生橡胶厂、福昌橡胶厂、华兴橡胶厂等十余家企业。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统治下对上海民族橡胶企业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加以控制、限制,迫使企业难以维持而减少到14家,胶鞋日产量从4万双减少到2.5万双,全行业开工率仅在30%左右,上海橡胶企业陷入奄奄一息境地,而日资在上海的橡胶企业则多达22家。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橡胶行业企业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上海有22家日资橡胶企业。当时国民党政府采用接收、发还原主、标卖等方式对这22家日资企业进行了处理。由政府接收的3家是:大东护谟工业公司,接管后改为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秋每橡胶工业公司上海工厂,接管后改为交通部汽车器材总库橡胶厂(后租赁正泰橡胶厂设正泰橡胶二厂);海军司令部管辖下中华电器工业公司。在敌产处理中发还原主的有3家:万国物品机器厂发还原主郑祥晨;明治产业株式会社发还原主宏大橡胶厂任志远;汉口护谟工业所上海支店发还原主利康橡胶厂赵汉江。标卖的有16家:如大中华橡胶厂标买上海护谟工业公司和东亚铁工厂改名为大中华橡胶四厂、上海橡胶机械一厂,重庆中南橡胶厂标买上海兴亚护谟工业株式会社改名为中南橡胶厂……。

    这一时期,新开办的橡胶企业不断增加,是上海橡胶行业自兴起以来的一个兴旺时期。民国35年,张俊英在上海欧阳路96号开办大华橡胶厂,生产“天华”牌橡胶丝,翌年改厂名为天华橡胶厂。杨公庶标买长阳路941号理兴酒精饮料厂后开办大成橡胶厂有限公司。民国36年,周梦贤在长宁路694号开办中华联合五金制造厂,生产力车胎内胎气门嘴。民国37年,李济良在林森西路442弄70号开办民丰橡胶厂,生产油法再生胶。民国35~36年两年中增开橡胶厂33家,其中橡胶杂品厂占总数47%,设备能力比战前增加60%。此后,许多资本家进一步投入资金开办分厂、新厂。至解放前夕全行业共有103家橡胶企业(见附录),其中新增加68家。生产橡胶杂品的工厂就占60%以上,而且一些企业已有相当规模。如:大中华橡胶厂已拥有6家胎类和胶鞋生产厂(包括天津大中华橡胶六厂)和3家原料厂、2家机器修造厂、13家市内外门市部和经销处(包括台北1家),正泰橡胶厂拥有5家胎类和胶鞋厂(包括正泰橡胶厂广州橡胶分厂)和1家原料厂、12家市内外营业所和经销处(包括台北1家),义生橡胶厂、宏大橡胶厂等也拥有分厂,但是规模较小。

    民国37年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败局已定,政治经济亦将全面崩溃。为挽救残局,国民党政府实施“金圆券”、“八一九”限制政策和采取核配外汇限制,加上进口橡胶制品泛滥市场,上海民族橡胶企业又一次陷入严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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