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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洋行

2001/12/12 18:37:49

境内的外贸业,开始由外商经营,集中在外滩一带。1843年最早来上海开设的有英商怡和、宝顺、仁记、义记等四家洋行,随后沙逊、祥泰等洋行也相继前来开业。它们大多是从广州分设过来的。清道光二十四年至咸丰七年(1844~1857年),上海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专业的洋行有44家,其中英商洋行27家,从属于英国的印商洋行8家,美商有旗昌、同车等洋行5家,法商有利名、富硕洋行2家,德商有鲁解和禅臣2家。这一时期的洋行进口以鸦片、纺织品为主;出口以金、银、丝、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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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商怡和洋行(位于北京路外滩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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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仁记洋行(位于滇池路原仁记路、圆明园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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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旗昌洋行(位于北京路、圆明园路转角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许多在华中、华北开设的洋行,最初都是由上海洋行分设过去,并受上海洋行指挥的。据统计,清同治三年(1864年)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洋行,上海约有68户,其他12个口岸共178户,其中88户属于上海的分行或联号。

19世纪60年代,电讯交通的进步和银行业务的扩展,在欧美的厂商已不需要委托某一在华洋行作为他的在华专门代理,而利用函电选择与任何在华洋行建立贸易关系,委托银行交结。这一时期,一些老牌洋行扩大经营范围,投资兼营中国航运、金融、保险、工业等。同治七年上海有洋行103家,清光绪六年(1880年)有100家,光绪十一年增至116家。至19世纪末,在华英商洋行仍占上海洋行总数的60%以上,户数和所占贸易额的比重都高居首位。怡和、仁记、义记、沙逊、泰和、尺长、洋泰、元芳等老牌英商洋行,到这时都发展成为进出口贸易业中的大户,同时又开设了太古、老公茂、新沙逊、新宝顺等大洋行。

在上海的美商洋行仅次于英商洋行。19世纪60年代旗昌、琼记、同孚、同珍、哗地玛等老牌美商洋行贸易额不断下跌,相继歇业,又开设了丰泰、丰裕、协隆、茂生等新的美商洋行。

德商洋行在普法战争后在上海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有85家,远远超过美国和法国。其时法商洋行有30余家,日商洋行有30家左右。

20世纪初,外国垄断资本集团如美国的美率、恒信洋行,英国的卜内门洋行,德国的西门子、德孚洋行等,纷纷前来境内开设分行。它们实力雄厚,经营的商品,往往操纵市场。民国25年(1936年),以国际贸易为专业的进出口商增至675户,其中欧美等西方洋行559户,占行业总数的82.8%,以日商为主体的东方洋行116户,占17.2%。

民国3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对江海关和英、美等国出资经营的银行、企业等百余家强行接管。同时,大批日资涌进上海,开设工厂、商店,垄断公用、航运、房地产等事业。当时上海是中国剿丝业的中心,蚕丝出口额约占全国蚕丝出口总额的90%。日本218家蚕丝厂商集资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公司,其中14家日资出口商行包揽了蚕丝出口的全部业务。其时上海的对外贸易严重受损,进出口总额降到历史最低点。境内外贸业均深受其害。

抗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取代日本在上海的地位。美商洋行迅速增加。民国36年达182家,占当时洋行总数的49%。属官僚资本的扬子建业公司、中美实业公司等一批企业,充当了以进口美货为主要业务的代理行,使上海特别是境内成为美国向中国倾销剩余物资、积压商品的主要渠道。民国35年,上海进口美货3.05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口美货总值的80%以上。比10年前增达7倍。“美援”物资、走私美货大批涌进上海。区境闹市区,美货充斥于市。临近上海解放前,不少外国洋行、官僚资本企业纷纷转移资金和物资出境,留在境内的进出口行,由于受通货膨胀、交通运输困难等因素制约,不得不收缩业务或停业,上海进出口贸易一落千丈,陷于困境。上海解放初,洋行陆续自行停业、转业,或被接管,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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