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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调运

2008/7/21 13:43:01

    一、外省调入、采购

    清代,上海所需大米主要来自苏、浙、皖、鄂、湘等省。

    1949年6~12月,中央从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南、江西等省紧急调沪大米等粮食1.52亿公斤。1950年1月,华东运粮委员会成立,抽调160名调粮接粮、押运人员分赴华中、东北和四川等地接运。是年抵沪粮食3.39亿公斤。1953年10月起,上海市粮食由中央统一安排调拨计划,市粮食部门负责调运。1954年,调沪粮食15.64亿公斤,大米主要运自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湖南、湖北省,小麦运自江苏、安徽等省,玉米等杂粮运自东北等地。1955年调沪粮食15.22亿公斤。1956年,产区受灾,粮源偏紧,调沪12.45亿公斤,较上年减少2.77亿公斤。1957年16.83亿公斤(其中大米12.51亿公斤)。1958年4月,实行粮食调拨包干,是年调入14.42亿公斤,比包干计划增加2.88亿公斤。1959年,上海市粮食歉收。1960年下半年,抵沪粮食增加,是年共14.44亿公斤(其中大米10.37亿公斤)。1961年6月,四川、江西、浙江等省把分散在边缘山区的粮食集运至上海市。12月,华东运粮指挥部成立,上海市抽调130名干部分赴江西、浙江、安徽等省调粮,全年调沪8.92亿公斤(其中大米6.64亿公斤)。1962年,调沪7.64亿公斤。1963年,粮食调拨开始好转,调沪9.38亿公斤,库存增加。1964、1965年,调沪分别上升到10.75亿公斤和12.02亿公斤。1976年,调沪粮食14.57亿公斤。1978年第一季度,籼米库存量不足半月销量,调粮人员急赴各地催调。是年,调沪粮食11.33亿公斤(其中大米7.02亿公斤、玉米0.75亿公斤)。1980年,向外省采购议价粮的地区扩大到皖、鲁、豫、辽、苏、浙、湘、鄂、吉、黑、赣、冀、滇、京等14个省市,购入赤豆等杂粮。同时,因上海市秋粮减产,大米货源偏紧,用自行车、缝纫机、化肥等工业品,与外地换购议价饲料和饼粕。是年,抵沪粮食10.85亿公斤(其中议价1.63亿公斤,占15%)。1981年6月起,允许生产企业到外省自行采购工业用粮。1982年,抵沪粮食增至13.32亿公斤(其中大米11.5亿公斤)。1984年,市粮食局成立调粮办公室,协调粮食接运,实行以销定调,减少粮食压站(火车)、压港待卸。1985年,南涝北旱,粮源变化大。到沪稻谷和大米量多,小麦、大豆、玉米、糯米、薯干减少。1986年第一季度,玉米库存只有1800万公斤,薯干只有500万公斤,部分工业用粮企业停产。组织人员分赴东北三省和安徽、河北、山东等省采购,是年抵沪粮食21.30亿公斤(其中玉米6.41亿公斤,薯干1.45亿公斤)。1987年1月起,工业用粮实行议价,上海市和16个产粮省签订粮食贸易协议,与皖、鲁、豫、赣、苏、鄂、川等省的部分地、市建立稳定的粮食贸易关系。1987年,抵沪粮食19.94亿公斤,其中议价粮占56%。1988年9月,粮食减产,规定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对市内需要的议价大米,由商业部组织地区间调剂和协商,调入地区不得派员到产地直接采购。是年,抵沪粮食21.25亿公斤,其中议价粮9.55亿公斤。1989、1990年,分别达30.80亿和24.03亿公斤。1993年4月起,取消平价粮,议价粮改为按市场价采购。1994、1995年,国有粮食部门采购粮食分别为17.39亿公斤和17.35亿公斤,大米主要运自江苏、安徽、江西、辽宁、湖南、湖北等省,小麦主要运自江苏、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大豆主要运自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南、山西等省,玉米主要运自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吉林、内蒙等省、自治区,薯干运自安徽省,绿豆、赤豆等杂粮主要运自江苏、安徽、河南、湖南、陕西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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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口

    米 上海开埠后,出现以经营进口粮油、药材等贸易为专业的南洋庄“九八行”(收取九八扣拥,故名)。清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进口缅甸大米870关担(1关担等于60.48公斤)。此后,上海进口大米量,主要以国内粮食丰歉决定。至宣统三年(1911年),进口最多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1780关担;最少是光绪二十九年126关担。1912年起,粮食歉收时,各省禁止大米出境,因进口米自越南西贡至上海行程只要一周,每50公斤运费银元0.45元,上海增加进口西贡米。1922年,进口大米163.46万关担,1930年713.84万关担,1935年587.22万公担(1934年起,关担改为公担,1公担等于1.654关担)。1936年,米市疲滞,大米进口量跌至9.20万公担。1937年上海沦陷后,粮食主要依靠进口。1938年,进口大米64.24万公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运不通,上海口岸粮食进口全部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鼓励粮食进口。1946年,上海进口9.23万公担,占全国大米进口48.23%。1947年10月,配给米来源,中、美各50%。是年,上海进口米107.24万公担,占全国进口米93.39%。1948年,进口90.78万公担,占全国进口米99.74%。1949年1~5月,进口59.21万公担。进口米主要产自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和缅甸,其中安南米占1/3。暹罗米是进口米中的特等品种,大多经香港中转。缅甸米多由仰光运出经香港中转,亦称仰光米,有敏党、小绞、大绞等品种,小绞米进口占70%。大米进口80%由洋行经营。解放初,上海口岸受封锁,粮食进口停止。1954年,上海市进口粮由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办理,市粮食部门负责接运。是年,粮食部调给上海市进口籼米77万公斤;1955年3686万公斤。1956~1964年,无进口米调入。1965年,为增加上海市国家储备粮库存,进口米607万公斤。1966~1971年,粮食部安排给上海市进口米4353万公斤。1976年,进口2014万公斤。1980~1983年,安排上海进口糯米7211万公斤。1986~1989年,进口糯米和籼米30918万公斤。1992年,进口米13万公斤。1993~1995年,不进口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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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粉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进口面粉1.04万关担,用户多为外国商人及侨民。此后逐年增加:光绪二十六年4.86万关担,宣统三年27.96万关担。1914年起,上海民族面粉工业发展,日产机制面粉3万包,质量较好,是年,进口面粉减至1.30万关担,比上年减少20.18万关担。1915年,进口0.83万关担。至1920年,年进口1.08万~1.65万关担。1921年起,进口面粉低价倾销,进口量激增至15.85万关担,比上年增长11.5倍。1923年进口103.82万关担,1932年209.70万关担。1933年起,进口小麦增加,民族面粉工业的面粉销价低于进口面粉价。是年,进口减至16.8万关担,比上年减少91.98%。1936年进口5.85万公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5年,停止进口。1946年,恢复进口,是年进口165.74万公担。1947年,进口100.76万公担,约占全市销量85%。1947年11、12月,上海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和阜丰、华丰、福新等8家面粉厂商一再呼吁要求进口小麦,停止进口面粉,以维持生产。国民政府粮食部批示:“目前国内粮食颇为短缺,对于面粉却不能不酌量进口,以应急需。”1948、1949年1~5月,分别进口面粉158.55万公担和8.59万公担。进口面粉主要产自美国、日本(在国际市场低价收购后,加工或转手输入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1962、1963年,粮食部安排上海进口面粉621万公斤。此后至1995年上海没有进口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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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进口小麦1.99万关担。此后,机器面粉厂主要用国产小麦为原料,进口小麦数量较少。光绪三十二年,国内小麦歉收,进口7.54万关担。1921年起,国产小麦供不应求,各面粉厂订购进口小麦。是年,进口6.80万关担,1922、1924年分别为83.2万、466.32万关担。1931年,国民政府获得美国政府小麦和棉麦借款共590多万美元,美麦涌入中国。是年上海小麦进口1941.91万关担,比上年增加1702.79万关担。1932~1933年,进口小麦2520.82万关担,1934~1936年进口小麦969.76万公担。约占全国小麦进口80.78%。1937年上海沦陷后,唯公共租界可向外商订购小麦。1938年起,日军加紧统制小麦,上海各面粉厂被迫全部改用进口小麦,1939年进口422.50万公担。1940年起,因战争扩大,外轮到埠减少,上海小麦进口减少到133.52万公担。1941年1~11月降到52.19万公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麦进口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恢复粮食进口业务。因输出面粉比输出小麦利润高,小麦出口国限制小麦输出。1946年,进口4.51万公担。进口小麦主要产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解放初,停止进口。1954年起,进口粮由中央粮食部统一安排。1961~1963年,上海接收进口小麦15.57亿公斤;1964年减至2.60亿公斤,1965年2.35亿公斤。1966~1970年,进口小麦15.14亿公斤,占进口粮总量97%。1971~1978年,安排进口29.50亿公斤。1980年起,上海面粉工业发展较快,增产特制一等粉等产品,销量逐年上升。1986~1990年,市面粉公司先后从国外引进专用粉生产线,原料以进口小麦为主。其间,安排给上海市的进口小麦共47.49亿公斤,年均9.50亿公斤。1991~1995年,上海市共进口小麦32.7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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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类、杂粮 豆类。清光绪十五年,上海口岸进口豆类2043关担,此后进口数量时增时减,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几乎停止进口。解放后进口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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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粮。上海口岸进口的杂粮主要有玉米、大麦、燕麦、高粱,以及绿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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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外省

    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上海总管罗璧等用沙船60条,从海道运至京都粮食4.6万石。清道光五年,海运粮食160万石抵天津。上海开埠后,成为对外调出口岸,主要调往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以面粉为多。1932年,调出面粉252084关担,占全国面粉总调出量76%。1934、1935、1936年,分别为64510、52298、36267公担,大多运往各通商口岸。1946年,调出粮食132284市石,1947年175512市石。

    解放后,由中央统一计划调度,组织粮源和运力,向各地调救灾粮、种籽粮。1950年,上海市调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粮食2.21亿公斤。1953年5月,调江苏救灾粮0.18亿公斤。是年,调外省粮食1.45亿公斤。1955年1.73亿公斤。是年9月起,粮食部门办理联运至各省粮食业务。1956、1957年,调外省2.83亿公斤,1958、1959年3.37亿公斤。1960年8月,调出0.51亿公斤,其中急调辽宁救灾大米500万公斤。1961、1962年,调外省粮食0.41亿公斤。1974、1975年,向河南、安庆、湖北等灾区急调面粉和种籽粮3.83亿公斤。1977年,调往安徽、甘肃、宁夏、新疆、江西等救灾粮1.52亿公斤,是年共调外省市粮食2.97亿公斤。1979年起,与外省开展议价粮食经营。至1992年,调往浙江、江苏、山东、福建、湖南、北京、广东、新疆、贵州等地粮食36.73亿公斤,其中议价粮食(面粉、大豆、杂粮等)11.66亿公斤。1993年粮食敞开供应后,发展粮食贸易,至1995年调外省10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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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转

    1955年9月起,承接外省经沪中转粮食业务。1956年,中转粮食4.98亿公斤。1961年,在地处黄浦江边的上海第八粮食仓库设立上海市进口粮转运小组。1963年,中转9.11亿公斤,1978年16.21亿公斤。1979年4月,上海市进口粮转运小组改上海市进口粮转运站。同时为便于分清进口粮和国内粮中转量,另设上海市民生路粮食中转站,负责国内粮食中转。1980~1990年,中转78.45亿公斤,1991~1995年54.41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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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出口

    清光绪五年,上海口岸出口大麦、黄豆2.09万关担。此后逐年增加,尤以豆类增长较快。光绪十二年,上海出口豆类6.96万关担、小麦75关担。光绪二十四年,首次出口机制面粉2.57万关担。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出口粮食56.15万关担,宣统元年出口最多,达9.14万关担;光绪二十七年出口最少,为1.94万关担。1914年起,粮食出口贸易扩大,是年出口30.87万关担。1915年,出口面粉11.83万关担,销英国、日本、俄国、荷印(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安南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此后,面粉出口量增加。1920年,出口面粉304.27万关担,向日本出口麸皮520.51万关担。1921年起,出口下降。是年,出口159.12万关担,比上年下降52.3%,面粉、豆类出口分别减少161.33万和12.44万关担。1922年,出口13.77万关担,比上年下降91.4%,面粉出口降至2.02万关担。1924年,出口回升,达60.13万关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豆类等出口贸易大部分移至上海。1932年,出口92.34万关担,比上年增长2.4倍,1933年为146.86万关担,1936年为146.27万公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实行粮食统制,出口粮食由日军统一运往日本。大多用军舰私运,很少通过海关。1937~1947年,上海口岸出口到日本等国的粮食509.09万公担,其中面粉187.43万公担、豆类210.98万公担、小麦39.52万公担、米30.28万公担、杂粮40.88万公担。1948~1949年5月,出口36.9万公担。

    上海解放初,鼓励私营出口贸易商对外贸易。1950年,粮食(杂粮)出口贸易值40689元,1951年15941元。1952年起,中央统一安排粮食出口,上海先后向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锡兰、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等10多个国家出口粮食(大米、面粉),至1953年出口1.79亿公斤。1954~1959年,出口粮食(大米、大豆、蚕豆等)8.68亿公斤。1960年,国内粮食紧缺,出口降为300万公斤,1961年降至39万公斤。1962年,出口回升,是年升至0.18亿公斤,1963年0.62亿公斤,1964~1972年3.07亿公斤。1973~1986年,按粮食部(商业部)、中国红十字会安排,出口(援助)亚洲、非洲16个国家5.46亿公斤粮食。1987~1990年,出口粮食(中国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加工出口副食品所用原料)0.72亿公斤。1994~1995年,出口面粉0.49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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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运输

    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松江府造平底海船60条,由海道运粮至京都,并设漕运万户府,实施海运。至元三十年,新辟航线,从刘家港入海,至京师航程10天。清道光五年,设海运总局实施漕运,官督商运,雇用沙船1562条,运粮至天津。咸丰五年(1855年),漕运有沙船、疍船、卫船,每船装粮1500~3000石。光绪三十四年,沪宁铁路通车,火车运无锡大米至沪。1930年10月,南市米业码头落成,专泊米船装卸。1931~1937年,运上海粮食,江南及江浙沿海多用民船,长江流域用轮船,苏皖北部及沿津浦、京沪两路南下用火车;洋米、洋麦、洋粉用海轮。每年约从内河输入400万石,铁路和长江分别有10万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实施米粮统制,限制粮食搬运,粮食运输萎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委托招商局轮运,或由粮行、商号就地接洽船只、火车装运抵沪。1949年5月,上海市粮食公司在山海关、南昌、汉口等设立转运站,接收和转运粮食。8月,组织武装押运队赴江西接送粮食。10月,成立粮食汽车队、运船队,配备13辆卡车和2000吨驳船。1952年8月,成立中粮上海市公司接运站,专门接卸北方线抵沪粮食。1955年,抵沪粮食集中,铁路运输占33.31%,内河运输占30.50%,长江运输占25.91%,海运占10.28%。1956年,与21个省建立粮食调拨关系。抵沪粮食,内河运输占43.01%,长江运输占32.13%,铁路运输占20.75%,海运占4.11%。1959年8月,在上海第四粮食采购供应站建成第一条长450米上海南站粮食专用线。1961年,张华浜码头火车散装运输粮食。1965年8月,在新建的第七粮库内,修复停用的吴周支线浦西段铁路为粮食专用线,全长1060米。1973年,用驳船疏运粮食到沿黄浦江口岸,减轻上海港和铁路运输压力。1980年,粮食散装运输74.37万吨。1982年,上海接卸粮食287万吨,发运295万吨,直拨直调占吞吐量36.94%。1984年,实行多渠道发运。由铁路发运改为直接从水路发运到江西樟树、南昌等收粮点。1990年,全市粮食部门有粮食载运汽车447辆,计2474车吨位。第二、五、六、七、九、十粮食仓库及上粮五站都先后建造粮食专用码头。1995年,市国有粮食部门有粮食铁路专用线4条,总长7927米;粮食专用码头9座;粮食专业运输车辆208辆,粮食商品运输量919.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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