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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上海日侨社区

2008/7/4 9:15:50

    日侨,是指在上海有一定职业并己向日本领事馆申报的日本人。日本明治维新后,日侨陆续来到上海,最初零散居住在公共租界、法租界,甲午战争前后集中向虹口地区发展,并以虹口为中心,逐渐形成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上海日侨社区。20世纪30年代,日侨占上海外侨总数的一半,日侨社区成为上海租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部分日侨离沪回国,日侨社区消失。

    一、沿革

    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当时还在“锁国”环境中的日本人心目中亚洲大陆的“欧罗巴”、东洋中的“西洋”。清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日本幕府官船“千岁丸”首次访问上海,上海呈现的西方文明和清廷的腐败落后,给随船的以高杉晋作为代表的幕府武士以强烈的思想冲击,并成为日本实施明治维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同治七年,长崎田代源平在上海开设首家日本商店陶器田代屋。九年,上海有日侨7人。十年,《中日修好条规》缔结,次年,日本上海领事馆设立。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三菱公司根据政府的命令,开设横滨至上海的定期航路,与欧美轮船公司竞争,独占上海航路。光绪二年,真宗东派本山本愿寺为在中国传教,在上海开设别院。光绪三年,三井物产会社开设上海支店。光绪十六年,上海日侨增至644人,其中男339人、女305人,大多是单身出门人,男性一般是以本国人为服务对象的零售商人,女性一般是被称为“唐行妇”的以中国人为服务对象的妓女。大多居住公共租界、法租界。

    甲午战争前夕,日侨近千人,因战争爆发,除200人留沪外,其余人分乘轮船返回日本。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它不仅取得领事裁判权和租界设定权,而且得到长江航行权和在开港城市设立工厂、输出资本的权利。此后,日侨急增,并开始向虹口以日本领事馆和东本愿寺为中心的地带汇集,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天潼路、南浔路、文路(今塘沽路)、乍浦路沿街的中国商店间开设日本商店。

    清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促使旅沪日侨经济经营活动活跃,大批日本人到沪。是年6月,日侨2525人,4个月后增至3309人,次年4331人,光绪三十二年5825人,光绪三十三年6268人,光绪三十四年7325人。光绪三十三年,日侨自治团体上海日本居留民团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日侨社会飞速发展,以纺织业为主的日资进入上海,日本商社和日资银行支店竞相开设,上海迅速成为中日贸易的据点。日侨大为增加。1915年增至11457人,首次超过英国侨民,位列上海外侨人数之首。1919年17720人。1923年,日本邮船公司开设长崎——上海航线,并与东京的铁路相连。20世纪20年代,日侨已集居虹口文路、吴淞路、南浔路、汉壁礼路(今汉阳路)、闵行路、密勒路(今峨眉路)、昆山路,并开设众多日本商店,出售日本商品,这一地区被称为“日本人的街”,在那里生活的日侨居民为一般民众,称为“土著派”。同时,随着日本公司的增多,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横滨桥以北,以千爱里为中心,越界建造大批公司住宅,80%的公司职员居住在那里,形成“新日本人街”,那里的日侨居民大多为职员,为日侨社会中层阶层,称为“会社派”。商社、银行支店长、高级官吏、公司大老板等大多居住公共租界、法租界。在虹口,有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人俱乐部、学校、商店、医院、娱乐场所、宗教设施等,日侨居住在改建的日式住宅、用日本语、食日本料理,生活方式基本同于日本国内。

    日商纺织企业在沪东杨树浦和沪西小沙渡等地开设工厂,工厂周围建造住宅和其他福利设施,形成日本企业街。单幢住宅为高级职员居所,普通住宅为一般职员居所。企业街周围开有日本小商社,散居日侨。据1927年年末统计,上海日侨主要居住地杨树浦、中部虹口、北部虹口、闸北、公共租界、法租界和沪西地区的人口分布如下:

    杨树浦地区,居住335户、4041人。其中,杨树浦路、公平路、韬明路、华德路(今长阳路)、培开尔路、保定路、汇山路172户、1042人,大连湾路、茂海路(今海门路)、舟山路、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一带、昆明路一带32户、425人,华德路附近29户、448人,上海纱厂工房及附近29户、127人,东华工房及附近26户、585人,公大纱厂工房及附近31户、715人,裕丰纱厂工房及附近21户、218人,大康纱厂工房及附近29户、325人,同兴纱厂工房及附近11户、154人。

    中部虹口地区,居住1997户、7582人。其中,文路、西华德路附近一带46户、268人,闵行路、新康里、密勒路115户、807人,南浔路及华德路一带125户、521人,文路日本人俱乐部附近42户、252人,乍浦路(天潼路、北靶子路及南海宁路)121户、623人,北苏州路(海宁路、北四川路、靶子路)31户、181人,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及附近40户、192人,吴淞路、汉壁礼路、昆山路的一部188户、945人,昆山路一部及义丰里的一部59户、202人,吴淞路、昆山路以北、汤恩路(今哈尔滨路)以南、海宁路、鸭绿江路一带265户、1015人,靶子路(今武进路)从吴淞路到赫司克而路122户、722人,吴凇路部分、东兴里部分及附近53户、420人,鸭绿江路、斐伦路(今九龙路)、密勒路、玛礼森路(今茂林路)一带158户、885人,东有恒路、东鸭绿江路、梧州路、狄思威尔路(今溧阳路)附近83户、470人,西嘉兴路一带(德馨里、厚德里、映生里、中国市场附近)159户、529人,虬江路(长吉里、德厚里、太富里、松柏里一带)160户、672人,东宝兴路(顺庆里、余润里、邢家桥一带)181户、528人,海能路(今海南路,大安里、宝德里一带)23户、150人。

    北部虹口、闸北地区,居住2458户、7019人。其中,北四川路(厚德路、靶子路及其附近)236户、586人,北四川路(三义里、福德里、大德里、崇德里、戈登里)170户、330人,北四川路(丁兴里一部、禁里、厚德里)92户、194人,东宝兴路(克明路、顺天里、福寿里)105户、281人,北四川路(西土庆里、顺生里、明通里)62户、226人,北四川路(余庆坊及其附近)168户、338人,北四川路(阿瑞里及其附近)36户、188人,北四川路(吟桂、东安乐里、西安乐里、荣华里)226户、792人,北四川路(海伦花坛及其附近)39户、153人,北四川路(木兰花及其附近)55户、306人,宝乐安路及其附近61户、391人,北四川路(横滨桥以北电车终点站、东庆里、永安里)91户、262人,北四川路(西崇福里一带及其附近)75户、181人,北四川路(丰乐里、志安坊、纪家花园及其附近)72户、269人,东横滨里一带258户、592人,东横滨路德培里及其附近190户、319人,狄思威路(杨家浜路、庆扬路、狄思威里、祗园、祥茂里、增金里、月迺家花园附近)163户、221人,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公园里、千爱里、恒丰里及附近)95户、672人,黄罗路、朝日街及附近)55户、209人,闸北东江湾路、花园街、大和街、中兴路、环生坊、祥瑞里、大东街、同济路、宝山路、颜家湾路、恒蒙里62户、266人,闸北江湾路大东街及附近18户、82人。

    公共租界、法租界,居住315户、875人。其中,江西路、泗泾路、福州路、广东路、南京路、河南路及附近172户、394人,四川路、汉口路、九江路及附近85户、146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及附近58户、335人。

    沪西地区,居住587户、2364人。其中日华纱厂(包括喜和、嘉丰)及工房附近291户、1527人,内外棉工厂工房及附近192户、636人,同兴纱厂工房及附近104户、287人。

    其他地区,居住277户、3921人。

    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大批虹口地区中国人及其商店被驱逐,虹口的日本化日益加剧,北四川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人街。1938年,上海日侨增至34676人。北四川路日本商店从八一三事变前的65家增至1940年的600家,占全路店铺总数的近九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日侨数激增,1943年超过10万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15日,中国政府命令自17日起居住上海市区的日侨集中虹口居住,5日内迁移完毕。9月25日,又规定迁移时间延至10月13日前。所有迁出房屋被查封。10月15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召开遣送日俘、日侨会议,拟定《遣俘遣侨之计划》。12月,首批日侨2185人乘明优丸回国,至1946年7月遣送工作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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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活动

    早期,上海日侨商业经营,主要是向在沪本国人销售梳妆用品、陶器、杂物业。清同治七年,长崎陶器店田代屋田代源平最早在上海开设日本店兼设田代屋旅馆。同治十年,日本政府特使副岛种臣、大久保利通、柳原前光等与清廷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条约,下榻于此,初至上海的单身日侨也大多借住。光绪十四年起田代源平经营煤炭贸易。

    清同治十年四月和十一月,日商杂货店荒木屋和木棉屋先后开张,不久关闭。同治十一年正月,杂货店兼旅馆崎阳号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开店,光绪十二年纳入知名旅馆东和洋行。十二年七月,贩卖北海道海产物的开通号开店,二年后关闭。光绪二年,广业洋行上海支店在外滩16号开业,贩卖海产物,光绪十七年关店。光绪六年三月,岸田吟香的乐善堂药铺在申报馆旁开业,后移至河南路,主要经营药物和书籍贩卖。光绪八年,钤木忠视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日侨在上海的第一家照相馆“日本照相楼”,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东和洋行在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开业。光绪十三年,大阪杂货商吉田号在法租界洋泾浜开店,为大阪商人进入中国之始。

    清光绪三年十一月,日本最大的财阀商社三井物产会社在上海广东路6号开设支店,向中国出口日本煤,进口棉花。光绪十一年,日本邮船会社在北扬子路(今扬子江路)开业。光绪十四年,日本三大棉花商社之一的内外棉会社在上海设立事务所。光绪十六年八月,日清贸易研究所创立。光绪十九年,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行开业。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获得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权利,光绪二十八年,企业在上海投资,三井物产会社在上海设立上海纺织会社,收购华商兴泰纱厂,光绪三十二年收购大纯纱厂,于光绪三十四年分别成立上海纺织会社第一、二工厂,为日资进入中国纺织业之始。宣统三年(1911年),内外棉始在沪西地区设厂。日本其他大公司加快进入上海,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古河公司、高田商会等公司的支店相继开设。1914年,在沪日本商社117家,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日本民间银行也开始进入上海。1916年,住友银行上海支店在九江路开设,1917年三井银行上海支店、三菱银行上海支店分别在九江路、福州路、广东路开设。1915年,以上海日侨的中小工商者为对象的金融机关上海储蓄组合开业,1920年改组为上海银行。1922年,中日合资的大东银行上海支店开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日本利用欧美资本撤华之机,以纺织业资本为中心大规模输入上海,日本棉花、内外棉、大日本纺织、东洋纺织等纺织企业在杨树浦和沪西一带设厂,并成为日本纺织在中国的中心地。内外棉共11厂在上海设有9厂,国内2家。称以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及日本式的劳务管理输入上海是“向中国进入的模范”,是“世界棉业史上罕见的大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日本在华纺织业,与“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重,被称为日本对华投资的“双璧”。日本纺织企业作为上海日侨社会的经济支柱,其作用不可低估。

    1920年,在沪主要日本纺织工厂有内外棉会社第一、二厂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第三、四厂在西苏州路,第五、七、八、十二工厂在澳门路,第九厂在麦根路(今淮安路),第十三、十四厂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第十五厂在戈登路(江宁路)。日华纺织会社第一厂、二厂在浦东,第三、四厂和喜和工厂在劳勃生路,华丰厂在吴淞蕰藻浜。上海纺织会社第一厂在杨树浦路68号,第二、三厂在杨树浦路90号。上海绢丝纺织会社绢丝第一厂在曹家渡,绢丝第二厂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公大第一厂在平凉路200号,公大第二厂在杨树浦路40号。同兴纺织会社第一厂在戈登路182号,第二厂在杨树浦路90号。丰田纺织会社在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大日本纺织会社在杨树浦腾越路。东洋纺织会社在杨树浦路98号。东华纺织会社第一厂在华德路87号,第二、三厂在华德路88号。

    日资还投资其他行业工厂。1920年代,有运龙轧花厂(杨树浦路71号)、中华染色整练公司(士庆路士德里44号)、大昌精练染色公司(华德路70号B)、康泰绒布公司(华德路76号)、瑞和毛巾厂(华德路82号)、公兴铁厂(韬朋路8号)、清水铁工厂(狄思威路宝安里451号)、田中铁工厂(昆明路唐山路口)、黄浦铁厂(大连湾路701号)、伊藤商行(香烟厂,威赛路)、燧生磷寸公司(火柴厂,沪西陈家渡对岸)、野村制材所(沪西陈家渡)、江南制革厂(闸北潭子湾)、中华皮革厂(曹家渡对岸)、三井面粉厂(杨树浦东端)、东方制冰株式会社(济宁路20号)、宝山玻璃厂(闸北顾家湾)、协记玻璃厂(梧州路576号)、上海油脂工业株式会社(昆明路118号)、上海印刷株式会社(赫司克尔路)、精版印刷株式会社(齐齐哈尔路4号)、芦泽印刷所(海宁路14号)、藤井印刷所(威四林路4号)、青山印刷所(鸭绿江路107号)、中和印刷所(乍浦路267号)、开新社(吴凇路益寿里)、作新社(大连路495号)、水尾印刷所(鸭绿江路20号)、申江堂(汤恩路6号)、东亚制麻株式会社(劳勃生路9号)、中华电气制作所(军工路)、支那樟脑株式会社(华德路81号)、恒诚纸器工业厂(斐伦路九耕里218号)等。

    各种商社是日本在上海的主要经济组织。综合商社是日本旧财阀系大会社在上海的支店,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大多在公共租界。中小商社经营批发、零售业务。据日本兴亚院1930年调查,资本金在50万元以上的在沪商社有60所: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三井洋行,四川路185号)、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三菱公司,九江路36号)、江商株式会社上海支店(江商洋行,四川路223号)、东洋棉花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东棉洋行,四川路185号)、株式会社岩井商店上海支店(岩井洋行,汉口路99号)、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上海支店(日信洋行,汉口路103号)、日满商事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黄浦滩路24号正金大楼4楼)、株式会社丸红商店上海出张所(九江路20号台湾银行大楼301室)、出光商会上海支店(文路243号)、大仓商事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大仓洋行,九江路20号)、浅野物产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浅野物产公司,江西路107号260~261室)、株式会社兼松商店上海出张所(江西路107号351室)、株式会社安宅商会上海出张所(江西路107号201室)、四附洋行(四川路149号)、岩田商事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岩田洋行,汉口路125号)、一郡组合上海支店(嘉兴路44号)、福昌公司上海出张所(黄浦滩路正金大楼34室)、竹村棉业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竹村洋行,福州路33号)、大阪合同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南浔路130号)、中山商事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广东路86号)、株式会社大同洋纸店上海出张所(江西路105号)、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瑞丰公司,九江路50号三井银行大楼)、株式会社山长商店(山长洋行,福州路89号中兴大楼423室)、加藤物产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四川路223号)、株式会社丸永商店上海出张所(四川路20号汇丰大楼3楼),株式会社冈本商店上海出张所(九江路69号)、吉田号(广东路86号)、九孚洋行(泗泾路22号)、株式会社福原商店上海支店(吴淞路18号)、南里贸易株式会社(南里洋行,四川路20号)、株式会社野崎商店上海出张所(西华德路95号)、近江屋写真用品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服部贸易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服部洋行,泗泾路22号)、横山洋行(四川路215号)、株式会社北泽商店上海支店(九江路20号台湾银行大楼312室)、株式会社日和商会上海出张所(日和洋行,四川路72号)、大丸兴业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大丸洋行,北四川路811号)、株式会社龟井商店上海出张所(四川路666号)、华中兴业株式会社,大陆产业株式会社(百老汇路309号)、株式会社茶器武雄商店上海出张所(北京路356号国华大6楼604室)、株式会社三木商店上海出张所(三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九江路50号)、国际商事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博物院路131号)、新东产业株式会社(吴淞路)、北福洋行(闵行路201号)、菅谷为吉商店上海出张所(西华德路131号)、株式会社南信吉商店(明光有限公司,博物院路34号)、株式会社田忠商店上海出张所(九江路50号三井银行大楼141室)、株式会社古屋商店上海支店(南京路33号)、浪华商事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泰华洋行,广东路20号日清大楼201室)、青木商事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北四川路852号)、株式会社武南洋行(四川路223号)、三益社(北四川路1327号)、日商株式会社上海支店(日商洋行,黄浦滩路24号正金大楼37室)、中支农机公司(泗泾路36号)、兴亚商事株式会社(昆山路103号)、德麟商事株式会社(圆明园路211号)、千代洋行(南京路166号)、大日本写真贸易株式会社(亚洲照相材料公司,长春路412号)、株式会社尾崎洋纸店上海出张所(圆明园路209号)。

    还有众多日本大企业经营的贸易公司:有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上海出张所(黄浦滩路24号)、日本水产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黄浦滩路24号340室)、古河电气工业会社上海贩卖店(古河公司,仁记路110号)、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マツタ支店上海出张所(四川路185号)、昧の素本铺株式会社铃木商店上海出张所(铃木味の素公司,四川路215号)、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虬江路公兴路口)、台湾青果株式会社上海营业所(吴淞路306号)、日本タイブライタ-株式会社(广东路170号)、丸善石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黄浦滩路16号)、明治制果上海出张所(明治糖果食品公司,北四川路1332号)、山下矿业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福州路30号)、福助足袋上海支店(江西路170号)、株式会社宫田制作所上海出张所(北四川路848号)、株式会社若素本铺上海出张所(南素路176号)、日华制油株式会社上海出张所(汉口路93号日本棉花会社大楼306室)、第一工业制药株式会社(第一公司工厂,河南路479号)、东亚制麻株式会社(汉口路93号)、满洲ベイソト株式会社(文路47号)、东洋イソキ制造株式会社(东洋油墨制造公司,汤恩路1号)、大日本イソキ制造株式会社(大日本油墨制造公司,江西路151号)、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上海工场(三和颜料工厂,狄思威路466号)、丰田自动机械贩卖株式会社(极司非而路200号)、山东窑业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山东窑业公司,仁记路119号)、株式会社兴华染色厂(平凉路19号)、上海油脂工业株式会社(瑞宝洋行,河南路339号)、株式会社大和护膜制作所上海支店(四川路162弄21号)。

    在日侨集中居住的虹口、闸北地区,有一批日侨经营的中小企业、商店、饮食店、旅馆及其他杂货店,成为日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虹口三角地菜场,有日侨各类食品、副食品商店114家。据1926年日本《上海日报》出版部《上海年鉴》统计,上海的日本饮食店有51家,料理店18家,西餐店10家,食品店38家,药店40家,鸡蛋店10家,旅馆29家,理发店29家,棉布、丝绸店29家,玩具店8家,鞋店32家,家具店9家,纸店17家,洋服点33家,和服店16家,香烟店8家,染店13家,花店7家,化妆品店19家,文具店10家,酒店16家,杂货店68家,浴室6家,书店5家,照相及照相器材店12家等。主要为上海日侨社会中下层的“土著派”服务,有的还面向上海民众。

    三、政治活动

    清同治九年六月,几名日本人到上海,日本民部省在公共租界新大桥南川岸3号开设一家名为开店社的驻沪机构,作为日侨商人的联络机关,驻在员为通商大佑品川忠道等3人。十月,日本外务省在开店社内设立上海出张所,以与各国驻沪领事馆联络。同治十一年三月,改称日本公馆,品川忠道任代领事。次年四月,改称上海日本领事馆,预备陆军少将井田让任总领事。六月,领事馆迁虹口闵行路3号,光绪十七年升为总领事馆。日本领事保护、监督日侨,光绪九年颁布《清国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缔规则》,主要内容:(1)从事饮食、旅馆业必须遵守领事馆的规定并获批准。(2)到上海的日本人必须于到达后的48小时内向领事馆登记,若有延长,必须详细说明理由。(3)转居、旅行或归国者必须在一天前提出。(4)未持身份证,不准在中国内地旅行。(5)开店必须于3天前提出申请。(6)结发者、断发者、衣冠不整者,不准外出。(7)妇人不准断发或男扮。(8)男女外出时,必须穿符合身份的衣服。(9)即使在室内也不能坦胸露肚。违反上述规定,将予以拘留1~10日或罚款5钱至1元95钱的处罚。甲午战争后,日侨开始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日本总领事馆实际是上海日侨社会的最高机构,总领事有权颁布日侨在留规则等各种法规。光绪二十三年,日本总领事馆设立领事馆警察,管辖日侨,对享有治外法权的日侨在与中国人发生各种民事、刑事冲突时,行使领事裁判权;如有违反领事馆令的事项,领事馆警察进行管理。宣统三年,日本领事馆迁入黄浦路106号新馆。以后,随着日本侵华军事行动的扩大,领事馆警察的职能不断扩大,镇压中国抗日民众,参加侵华军事行动。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发生朝鲜爱国人士针对日本的爆炸事件后,日本在上海设特别高等警察,领事馆警察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同时,以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权益和租界防卫为由,日本在上海常驻有总部设在江湾路10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在长江配有海军第一遣外舰队。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日本义勇队加入上海义勇团(万国商团),成员由120名日侨组成,一度解散,光绪三十三年重编。20世纪20年代,有军官3人、队员100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义勇队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管辖下参与镇压中国抗日人士。1942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解散。

    1916年,因日侨增加,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始任用日本人巡捕30人。1925年五卅事件后,日本人巡捕增至140人,主要担当虹口地区和日侨工厂所在地警备。

    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侣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寻衅,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3人被殴伤。事件发生后,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中国向日本“谢罪”和对“加害者”处罚等要求。中国方面表示同意日本的要求。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日侨为借口,由虹口向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等地进攻,驻防闸北的中国军队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日侨多次召开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进一步出兵。同时,组织以日本驻沪总领事为委员长的官民合作的时局委员会,领导各种日侨组织开展对付抗日运动的活动,一些日侨以协助日军搜查、逮捕中国抗日人士为名,参加残害中国民众的行动。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在上海先后组织伪政权: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伪上海特别市政府。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并实际控制法租界,日本以保甲制和特务组织加强对上海市民的管制,并在半数的学校强化日语教育。此后,上海的日侨人数急增,超过10万人,有的依仗日军势力,为所欲为,引起长期在上海生活,并把上海作为永居地的日侨的反感。

    四、文化活动

    上海的日侨社会基本自我封闭,有自己的文化活动。有日侨社会最高学府和研究机关东亚同文书院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办有中小学和其他学校,以日本人俱乐部为日侨集会、娱乐中心,有日侨的报纸、杂志,专卖日文书籍的内山书店等。

    教育 高校。清光绪二十六年,在南京设立同文书院,次年移至上海,1915年始在虹桥路建新校舍,1921年定为四年制学校,1939年改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以培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精通中国的务实派人才为目的,设汉语、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主要课程,辅以研修旅行。学生须向学校提交与毕业论文相等分量的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转送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各一册。日本沪友会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中称:“从1901年创学至1944年的44年间,连续不断的书院学生到中国各地作调查旅行,实施的学生总数约有5000人,其规模之大,足迹所及之广,以及庞大的调查记录等,堪称大旅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事实上被解散。1918年秋,东亚同文书院建立中国研究部,专门研究有关中国问题,发表研究结果。主要活动:(1)收集研究资料。以中国书籍及报刊为重点,以及有研究价值的中国货币、商业文件、地券、传单等,(2)派遣研究人员到中国各地作旅行调查。每年就指定问题,派员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料调查及研究。如1922年,派虎尾到山东、直隶及东北作《贸易情况调查研究》,派清水董三去华北,作《支那国语教育实施的视察》,派熊野正平到北京作《支那语的研究》,派藤井祯辅到江苏、山东作《有关牧畜及土壤的研究》。(3)指导本校学生在旅行中国时作实地调查。学生调查几乎遍布中国,部分调查内容编辑成《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4)发行定期刊物及不定期刊物。定期刊物有1920年起发行的《支那研究》。此外,1921年10月起,发行不定期刊物,刊登《上海地方酱油制造法》《上海钱业公会营业规则》等。(5)举行演讲会。1921年起,每月演讲一次,听众为本校人员,内容涉及中国问题以及学术技艺。召集上海日侨举行中国内地大旅行演讲会。(6)拍摄中国内地情况的电影。1924年起,拍摄各地风景、风俗、习惯以及认为可以参考或宣传的资料。

    中小学。最初,日侨子弟学校设于东本愿寺内,光绪十四年改制为开导学校,光绪三十三年被民团接管,改上海居留民团立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又称北部小学),1917年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建成西洋式校舍。学校设立依据日本在沪大公司的利益而分布于北部、中部、西部、东部。北部小学,在日侨住宅区域。中部小学,在日侨商业区域。西部小学,在日侨沪西纺织业区域。东部小学,日侨沪东纺织业区域。1923年,在平凉路设立东部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又称东部小学)。1927年在胶州路设立西部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又称西部小学)。1929年,在靶子路(今武进路)设立中部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又称中部小学)。1939年,在松井通リ(今四平路)设立第二北部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1940年,在中州路设立第二中部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1941年3月,日本公布国民学校令,规定自同年4月1日起,所有小学校一律改称国民学校。北部小学、东部小学、西部小学、中部小学、第二北部小学、第二中部小学分别改为第一、二、三、四、五、六国民学校。同时,根据日侨激增的实际情况,新设3所小学。上海第七日本国民学校,1941年4月设于平昌街,开校时招生340人。上海第八日本国民学校,1942年4月设于宝山路,招生290人,当年达1262人。上海第九日本国民学校,1942年设于塘山路(今唐山路),当年招生711人。上海第四日本国民学校于1942年3月在南市肇周路设立分校(又称第十日本国民学校),招生106人。

    其他学校。上海日本高等女学校,1920年初设于北部小学内,后转移至施高塔路,1936年迁入欧阳路新舍。上海第二日本高等女学校,1942年设于东体育会路,同年招生539人。上海日本商业学校,1931年在北部小学开校,1932年8月迁入平凉路新校舍。至1941年培养439名毕业生。上海日本女子商业学校,1940年创办于欧阳路,当年招生120人。上海日本实业青年学校,前身为1926年创办的日本实业学校,1936年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新址。上海日本中学校,1939年设立,初期借用日本实业青年学校的校舍,次年迁入松井路新址。

    师资、教学。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立学校均获得日本驻沪领事设立认可或日本政府在外指定学校的认可,所有教师均须获得任教资格。每个学级的人数保持在约40人,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大约在30∶1,领先于日本国内水平。学校的设施远优于日本国内。各校除普通教室外,还设有特别教室,最多的有16个。学校使用与国内相同的教科书,另增辅助读物《上海事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按“国体观念明徵、国民精神作与”为教育方针。到抗日战争中期军官替代教师,军训和到兵工厂劳动成为学校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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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 上海日侨社区重视医疗事业。清光绪三年六月,日侨未满百人,日政府委派医师在东本愿寺开设诊所。光绪八年二月,日侨吉佐久马在上海开设第一家日侨私人诊所。后在上海行医的主要日侨医生有:本多久太郎,光绪十七年到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指定医生。雨夜考太郎,齿科医生,光绪十六年在上海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开业。坂田石之助,光绪二十二年在大马路开设齿科医院,在上海居住35年。血胁守之助,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齿科医院,原为东京齿科专门学校校长兼日本齿科医师会会长。片山敦颜,留学美国,首次在日本使用齿科镇痛药,光绪二十五年在上海大马路开齿科诊疗所,三十四年病逝上海。篠崎都香佐,光绪二十六年,应三井、三菱、正金等公司邀请在上海西华德路开设篠崎医院,在北四川路设分院,宣统三年总院迁文路,设病床65张,在上海开业40年,任上海日本医师会长。佐佐木金次郎,光绪二十七年在上海开设佐佐木医院,为福民医院前身。绵贯与三郎,光绪二十六年在上海武昌路开设博受医院,又名棉贯医院。吉益东洞,光绪二十七年在上海开设吉益医院。丸桥シツ子,日本最早的女医生之一,上海最早的日侨女医生,在上海派克路(今黄河路)开设丸桥医院。里见义彦,光绪三十三年在文路开设诊疗所。此外,还有40多名日侨从事医疗工作,日侨医院30多所。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日本医师会成立,统一规定日本医生诊所的初复诊费和入院费,并用广告形式,方便日侨和同乡,有时免费医疗。光绪三十二年,上海日本医会改上海医师会。民国建立后,日侨医院主要有:须藤医院,1919年由退役军医须藤五百三在上海峨眉路开业。福民医院,1924年屯宫宽开设最大的日侨综合医院,在北四川路。石井医院,石井政吉开业,在北四川路。1926年,其他日侨医院还有40余所:为石川齿科医院,文路77号。入仓医院,北四川路林家花园。阪东齿科医院,百老汇路(今大名路)244号。虹口兽医院,北四川路积庆里。平和医院,宝兴路91号。兵藤兽医院,北四川路余庆坊950号B。中和医院,靶子路59号。太田小儿科医院,靶子路31号。小野医院,吴淞路40号。狄野齿科医院,北四川路51号。渡边医院,靶子路22号。渡边时子医院,公平路13号。川村小儿科医院,密勒路8号。河瑞医院,海宁路10号。上山齿科医院,昆山路5号。吉住医院,有恒路34号。立川医院,昆山路3号。谷口兽医院,环龙路(今南昌路)85号。中村医院,靶子路45号。向谷医院,乍浦路爱而盘街1号。仓本齿科医院,乍浦路爱而盘街3号。藏原医院,海宁路A21号。草岛医院,乍浦路119号。山崎齿科医院,海宁路10号。松冈医院,海宁路15号。前园齿科医院,北四川路A125号。是成妇人科医院,靶子路32号。是成妇人科医院分院,康脑脱路(今康定路)697号。小竹齿科医院,北四川路3号。近藤兽医院,北四川路余庆坊。青木医院,狄思威路813号。绫户镶牙院,吴淞路15号。佐藤齿科医院,密勒路811号。喜多医院,有恒路3号。木材齿科院,鸭绿江路1018号。宫地镶牙院,吴淞路23号。柴田眼科医院,北四川路赫林里。品川医院,北四川路63号A。清水医院,北四川路麦拿里25号。至诚医院,靶子路28号。妹尾医院,靶子路69号。铃木医院,密勒路7号。

    科研 1931年,日方不顾中方反对,按原计划,利用庚子赔款,建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建筑采用东京大学图书馆歌特式的风格。分理学部和医学部。理学部分物理学科(天文学、地球物理)、化学科(地球化学)、地质学科(化石、矿物)、生物学科(植物、动物),医学部分药学科、病理学科、细菌学科、卫生学科等。发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中、日文)和《Journal Of Shanghai Scientiflc Lnstitute》(英、德文)杂志,刊登有关研究业绩的论文。还刊行由鲁迅题名的《自然》杂志。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在第二任所长新城学藏的领导下,利用处于法租界的地位,继续科学研究,并与军方交涉,成立文化保护委员会。不久新城学藏去世,研究所先后被外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接管,最后军管,直至日本战败。

    办报 清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上海新报》(周报)发行,发行人修文馆主松野平三郎,三井洋行资助,宗旨是“以新闻发行来尽发展中日贸易的梦想”。大量刊登有关日侨在上海发展经济的消息,颇具影响。因刊登日清贸易研究所与日本军部关系的记事而遭到袭击,被迫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停刊。此后,有《上海日报》(1903年,井手三郎创办)、《上海实业新闻周刊》(1905年5月21日)、《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周报》(1912年5月13日)等。1913年以后,日侨报刊大量涌现,主要有《上海日日新闻》(1914年)、《上海经济日报》(1918年)、《上海》(周刊)、《中华经济》(中文月刊,1920年)、《上海杂志》(1921年)、《支那风俗月刊》、《上海和日本人》(1917年)、《上海公论》、《上海每日新闻》(1918年)等。《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最为知名。1939年,《大陆新报》创刊,《上海每日新闻》并入,1943年成为上海唯一的日文报纸。

    1913年,金风社设立专为商业会议出版周报、月刊、年报及宗教团体会报,发行日侨名录、上海指南等书,出版《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1913年初版,1942年出到32版)、《上海案内》等。书店兼出版社有日本堂(文路227号)、东京堂(吴淞路238号)、原书屋(北四川路1075号)、内山书店(北四川路)、至诚堂(闵行路86号)等。

    清光绪六年,福州路、山东路一带出现东洋茶楼。《点石斋画报》报道“日本妇女结队来中国,在上海开妓馆,以及设茶楼为妓馆者,几乎遍地都是,尽人调戏,全不知羞耻。”有东洋茶楼16家,其中日侨经营14家,收容69名日本妓女。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日本驻沪领事馆颁布《清国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缔规则》,严格规定日侨的衣着仪态,“衣冠不整者,不准外出”、“即使在室内也不能坦胸露肚”等,要求不能有损日本国民的体面。光绪十年,日本政府派4名巡查到上海严查东洋茶楼,拘捕有关案犯。在上海日侨中,开展国民觉醒运动,东和洋行公开告示,拒绝日本妓女入住。同时,组建日本人俱乐部,在文化生活上予以引导。光绪三十四年,日本人俱乐部在武昌路东本愿寺内成立,1914年文路(今塘沽路)新址落成,外观西洋式,内设和室,设有食堂、宴会厅、大小会议室、演剧场和招待所,可容纳500人。其他各类俱乐部有中日信友俱乐部(1922年5月成立,江西路22号)、弓术俱乐部(密勒路)、弓友会(1918年成立,闵行路)、商友俱乐部(1910年成立,汉口路9号)、料理业俱乐部(1916年成立,文路)、上海船员俱乐部(密勒路恒丰里825号,后移至施高塔路)、大东俱乐部(宝山路大东街90号)、实业俱乐部(闵行路新康里58号)、上海记者俱乐部(白保罗路上海日报社内)、上海桌球俱乐部(文路上海日本人俱乐部内)。

    娱乐场所 日侨主要娱乐场所在虹口地区。剧场集中乍浦路、海宁路一带。最早放映日本电影的影院东和剧场(今解放剧场),一、二楼有座位1006席。日本电影常设馆有虹口影戏院、海光大戏院(日军占领时改名银映座)、威利大戏院(今胜利电影院,日军占领时改称昭南剧场)、融光大戏院(今国际电影院)及北四川路的上海歌舞伎座(今永安电影院)等。还有众多日侨经营的料理店、酒吧和舞厅。有日本艺妓服务的料理店:六三亭(文路)、六三园(江湾路)、月迺家(文路)、东语(乍浦路)、新六三(乍浦路)、若松(海宁路)、滨吉(文路)、叶家(乍浦路)、美浓家(乍浦路)、京亭(乍浦路)、新阳(北四川路)、三福(北四川路)。

    公园 有六三花园,在江湾路,白石六三郎创建,有日本式主体建筑,周围饰有小山、小川和石桥,并种植松、竹、梅等,为日侨开会、游玩和开运动会之所。月迺庭花园,为日式庭园,配有小桥、池塘,经常举办大型宴会和运动会。虹口公园及外滩是日侨经常散步之处。

    文化人 上海最初的日侨是画家安田老山及其妻红枫女史。清咸丰十年(1860年),安田在上海绘风景画,其中有苏州河木桥及黄浦江景色。同治五年,岸田吟香陪同美国传教士平文到上海,次年在美华书馆刊行《和英语林集成》。后又在河南中路开设贩卖眼药的乐善堂分店,参与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会的创建,著有《吴淞日记》(1866年)、《清国地志》(1882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1886年)等。1913年,内山完造作为眼药推销员到上海,1917年创办内山书店,几年后书店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日文书店,撰述《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年)、《上海漫语》(1938年)、《上海夜语》(1940年)、《上海内语》(1941年)、《上海霖语》(1942年)、《上海汗语》(1944年)等著作。20世纪20年代,以作家身份正式登记居留的日侨有:池田桃川(靶子路112号),著有《上海百话》、《续上海百话》、井村熏雄(海宁路14号上海出版协会)、宇高宁(江湾路大东街89号,著有《支那劳动问题》)、岛津四十起(北四川路丰月里金风社)、井上红梅(东横滨路升祥里6号,著有《支那各地风俗谈》、《上海人贫民相》)等。在沪短期居留的知名作家有:村松梢风(著有《魔都》、《上海》、《支那漫谈》、《续支那漫谈》)、井东宪(著有《上海夜话》、《续上海夜话》)、横光利一(著有《上海》、《静安寺的碑文》)、金子光晴(著有《骷髅杯》)等。芥川龙之介、德富苏峰、佐藤春夫、堀内善夫、武田泰淳、林京子等都有和在上海的生活经历相关的著作。

    五、社会生活、社会活动

    清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居留民团成立,为日侨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监督下的“自治团体”,由决议机关的居留民会和理事机关的行政委员会组成。议员由日侨中的“帝国臣民”或持有事务所的“帝国法人”,必须负担6个月以上的居留民团税金者担任,任期2年。行政委员由议员中选出,再在行政委员中选出议长、副议长、会计主任等。居留民团财政依赖在沪日本大企业,行政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长,银行支店长等上层人物担任。主要事业有:(1)统括和维持以公共租界防备为任务的日本义勇队。(2)经营和维持居留民团立学校。(3)经营日侨墓地、火葬场。(4)开展卫生防疫活动。重点是民团立学校的经营和维持,开支占民团财政8成以上。同时,上海日侨建立一批基层组织,形成同业行会,组织社交团体,举行宗教活动。

    日侨职业 上海日侨社会地位,5%属上层,40%是中间层,其余是一般民众层。有职业的约占半数,另一半是家属。职业以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职员、事务员和小商贩居多。根据1928年10月上海日本领事馆的调查,日侨的职业类别有:农耕园艺畜牧业,男9人(家属男11人、女24人)。木匠、瓦匠、石匠、漆匠,男54人(家属男42人、女69人)。印刷业,男35人(家属男36人、女64人)。学艺、娱乐、装饰品制造,男29人、女3人(家属男21人、女28人)。煤气、电力业,男14人(家属男16人、女24人)。其他工业,男24人(家属男23人、女37人)。工厂工人,男165人(家属男103人、女136人)。物品贩卖业,男1389人、女73人(家属男579人、女836人)。贸易商及职员、店员,男214人(家属男114人、女238人)。金融保险业,男32人(家属男41人、女53人)。渔业、盐业,男46人(家属男8人、女15人)。窑业,男11人(家属男15人、女27人)。金属业,男21人(家属男24人、女35人)。机械制造业:男13人(家属男26人、女33人)。化学工业,男6人(家属男10人、女15人)。纤维工业,男19人(家属男23人、女37人)。洗染业,男25人(家属男31人、女43人)。纸工业,男7人(家属男12人、女16人)。皮革、骨、羽毛品制造业,男9人(家属男15人、女23人)。木、竹器制造业,男16人(家属29人、女46人)。饮食料品制造业,男39人(家属男42人、女53人)。被服品制造业,男97人、女53人(家属男87人、女124人)。土木建筑业,男28人(家属男21人、女35人)。媒介周旋业,男62人(家属男59人、女63人)。物品赁贷业,男15人、女3人(家属男20人、女28人)。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店员、事务员,男4982人、女94人(家属男2274人、女3396人)。旅馆、料理等服务业,男102人、女77人。艺妓、娼妓,女628人(家属男11人、女15人)。理发、洗浴业,男98人、女42人(家属男59人、女107人)。其他商业,男364人、女6人(家属男173人、女246人)。邮便、电信业,男1人、女3人(家属男2人、女2人)。车马业、驾驶员,男16人(家属男11人、女14人)。船舶业,男113人(家属男78人、女115人)。船运业,男26人(家属男32人、女49人)。搬运工,男52人(家属男30人、女37人)。陆海军人:男4人(家属男5人、女8人)。官公吏等,男316人、女6人(家属男159人、女315人)。宗教业,男32人、女2人(家属男6人、女29人)。教育业,男123人、女22人(家属男83人、女122人)。医务业,男166人、女224人(家属男133人、女237人)。法务业,男12人(家属男9人、女21人)。新闻、艺术业,男46人、女7人(家属男33人、女44人)。其他自由业,男99人、女11人(家属男35人、女63人)。其他职业,男26人、女146人(家属男176人、女291人)。家政服务业,男356人、女542人(家属男106人、女194人)。学生、练习生,男402人、女240人。监犯:男14人、女14人。无业者,男492人、女749人(家属男153人、女749人)。

    日侨基层组织 1915年,因全国反对21条,开展反日运动,抵制日货,上海日侨生活困难,不少被迫回国。7月19日,日侨与中国巡捕发生冲突,2名日侨死亡。日侨组织丁兴里会、文路同志会、协和会、亲和会、吴汉亲邻会、近亲会等6个町内会,组织自警团,协助日本总领事馆、居留民团,为日侨避难救护、日侨学生护卫,便利交通通信等。1917年,组织6个町内会。各町内会以加紧内外联络,增进日侨福利为目的,联合组成上海日本人町内会连合会。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时,上海日本人町内会连合会动员町内会组织自警团担当警戒。日侨根据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指示,在日侨区域内组织町内会、日侨加入町内会连合会,町内会从20个增至40个。同时,町内会连合会改称上海日本人各路连合会,作为上海日侨的民众代表机关。主要活动有:(1)对日侨儿童教育的舆论指导。(2)组织中国实业界的访日观光团。(3)组织上海在乡军人会。(4)事件中组织日侨感谢侵沪日军,同时组织请愿活动,要求对日侨受害者发放救济金。(5)建立上海神社,普及敬神思想。(6)编成公共租界警察部日本队。(7)要求公共租界工部局各部门录用日侨。(8)要求增加公共租界日侨参事会员席。(9)从工部局获取对日本侨民小学校的教育补助金。1931年10月,上海日本人各路连合会有56个町内会,总人数15953人。1937年6月分别为51个,12900人。分布情况:中部,虹口方面有会数17个,人员数5783人,其中第一区有亲交会、新友会、协和会,第二区有文路同志会、亲和会、同和会,第三区有义丰会、吴汉亲邻会,第四区有近亲会、长久会、东兴会、睦美会,第五区有德亲会、海能路会、大和会、靶子路会、赫司克而路会。北部,北四川路方面有28个,5865人,其中第六区有北友会、旭会、东宝会,第七区有福盛会、吟桂路会、麦拿里会、东浜路会、美友会,第八区有北亲会、余亲坊会、阿瑞里会、永安里会、昭和会,第九区有窦乐安路自治会、窦乐安路会、新北会、朝黄会,第十区有一心会、北狄思威尔路会、南狄思威尔路会、宝安会,第十一区有邻会、樱会。东部,杨树浦方面有4个,933人,第十三区有东友会、昆明路会、高廊桥会、沪东会。西部,租界及延长线有2个,329人,第十四区有西部町内会、法静会。

    1927年12月,为应付中国动荡的时局,上海日本人各路连合会根据居留民团书记长兼樱友会会长野盛的提议,在日侨中召集退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上海支部。其目的是在“有事”时,支援日军的行动,并担当日侨避难救护的任务。1932年事变中,在乡军人会以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大佐任支部长,其下设副支部长2人、理事5人、监事2人、评议员20人,行使支部的一切事务。此外,在东部、西部、中部、北部各署有分会长、副分会长、理事、监事,负责统辖联络。各分会的人员:北部分会161人,中部分会237人,东部分会225人,西部分会89人。1941年6月1日,上海日本人各路连合会解散。

    1915年,日侨以保卫日侨生命财产和利益为目的组织自警团。中日战争以后,则以“为了针对重庆政府的暗杀出没和执行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阴谋计划的不逞分子,以管理治安、防止恐怖为目的”,编成经常性的自治机关上海自警团,协助日军搜捕中国抗日人士,并为日军建筑工事、引路、翻译等。

    同业行会、社交团体 20世纪20年代,有上海日本绵丝同业会、上海日本棉布同业会、上海日本棉花同业会、上海输入棉花同业会(福州路19号1号室)、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正金大楼3楼)、上海日本人纸商组合(江西路)、上海日本人杂谷肥料同业组合(四川路49号)、上海棉业信用组合(武昌路169号)、上海纺织机械同业组合、上海日本人工业药品同业组合(河南路8号)、上海药业同业组合(西华德路济生堂内)、上海酒类同业组合(汉壁礼路松尾洋行内)、上海看护妇会、上海日本人教育后援会(海宁路10号)、上海料理屋组合(文路257号)、上海理发组合(北四川路653号)、上海鞋营业者组合(北四川路46号)、上海通关业组合(文路77号)、上海糕点同业组合、上海洋服商组合(乍浦路光村洋服店内)、上海虹口市场日本人商店组合(汉壁礼路公安里1215号)、上海购买组合(斐伦路236号)、上海日本旅馆组合(华德路6号)、日本人扬子江水先协会(广东路9号)、日本人体育协会(四川路三井洋行内)、武相会、光寿会(西本愿寺内)、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黄浦滩路24号)、若竹吟社(纯正派的俳句会,发行《若竹》杂志)、青龙吟社、白兰花吟社、公大吟社(均为俳句会)、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的同窗会)、学士会(持有学士学位者的团体)、早稻田会(早稻田大学的同窗会)、三田会(庆应大学的同窗会)、上海日本人药剂师会、上海辩护士会、上海共同租界施政研究会等。1933年,各种团体增至118个。

    上海日侨运动会一般在新公园(今鲁迅公园)、六三花园和日侨学校内举行。1920年,上海日本人体育协会成立,1923年在虹口建造上海日本人体育协会运动场,开展棒球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上海日侨约有8万人。日侨在日本人俱乐部设立自治会,会长土田丰,第一区南分区分区长武藤虎雄、第一区北分区分区长辻嘉藏、第二区长篠原匡文、第三区长檀宋三郎、第四区长山本精二郎,负责日侨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及归国等问题。

    宗教活动 神社。上海日侨的宗教活动与国内一样,佛教、神道和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活动并存。日常生活广泛受佛教影响,正月到神社参拜,结婚仪式参用神式或基督教式。1912年,长崎人白石六三郎创建上海日侨首座祭神场所诹访神社,后与浦东的金比罗神社、惠比寿神社合并,改称沪上神社。1932年1月毁于炮火,日侨祭神活动改在由日军保护的小学校内举行。1933年11月,在江湾路重建上海神社及境内招魂社,具有日侨祭神和日军为侵华战死者“招魂”的双重功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毁坏。

    寺庙。清光绪二年七月,日本真宗东派本山本愿寺别院在北京路开设,中国人称为“东洋庙”,光绪九年六月移武昌路380号。宣统二年九月,在北四川路1052号开设分院。东本愿寺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日侨学校,开创《佛门日报》。光绪三十二年,西本愿寺在文路开设,1931年在乍浦路完成印度阿旃式的寺院建筑。1944年,在别院附近建造36.6米高佛塔。光绪二十五年,日莲宗妙觉寺设立,光绪三十年改本圀寺,1922年在乍浦路12号筑成本堂,发行月刊《统一教报》,传播日莲主义。三寺院承办大多数日侨的各种法要及追悼会。明治天皇法要及为天皇殉死的乃木夫妇追悼会法要由以上寺院共同举行。其他寺院还有高野山出张所,1916年初设吴淞路,1923年移宝山。禅宗布教所,1917年开设于吴淞路义丰里,寺僧3人。东亚僧园,1917年开设于施高塔路恒丰里108号。智恩院出张所,1926年设于靶子路等。

    教会。有上海日本基督教会,光绪十五年英国人在自宅设星期日学校向上海青年日侨传教,光绪三十二年独立开校,初名上海日本青年基督教协会,1914年改名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清光绪三十三年初设于乍浦路,最初会员90人,其中基督教徒5名,同年设夜校,1912年移昆山花园路,设职业介绍部,1913年发行《青年杂志》。金光教会,1913年设密勒路恒丰里89号。天理教会分日本桥大教会上海宣教所、天理教支那宣教所、杨树浦宣教所、东宝宣教所等。

    六、日侨人物

    岸田吟香,1864年参与创办日本最早的报纸《海外新闻》,在横滨协助美国传教士平文编撰和英辞书。清同治五年,为印刷此书,与平文一起到上海,次年在美华书馆刊行。光绪六年,在上海开设乐善堂药铺分店,贩卖药物和书籍。后又参与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会的创立。

    田代源平,清同治九年,在上海开设最早的日本商店田代屋,经营陶器,又兼营旅馆,接待初期的日侨和日本外交官员。光绪十四年在上海经营煤炭贸易,光绪十九年病逝于上海。

    松野平三郎,上海修文书馆馆主,清光绪十年书馆以活版印刷进入上海。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创办上海最早的日文报纸《上海新报》(周刊),大量刊登日侨在上海发展经济的消息,后因刊登日清贸易研究所与日本军部关系的记事而遭袭击,被迫于次年四月二十二日停刊。

    白石六三郎,清光绪十六年到上海。光绪二十四年,在文路开设日本拉面店六三庵,光绪二十六年设日本料理六三亭。光绪三十四年,在西江湾路建造日本式庭园六三花园,并在园内设诹访神社,向日侨开放。任上海信托株式会社董事、上海检番株式会社董事、社长。

    内山完造,1913年作为日本眼药推销员到上海。1917年,创办内山书店,书店成为上海最大的日文书店,并与中日学者、文化人有广泛的联系。参与组织文艺漫谈会。著有《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等17种书。

    船津辰一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到华学习汉语,光绪二十三年起在上海、南京等地日本领事馆任职,1921年12月任日本上海总领事。1923年调任奉天总领事。1926年,退出外交界,任在华纺同业会总务理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组织日侨自治会。1946年7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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