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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967年1月至1968年4月纪事

2008/7/4 10:39:32

    一、《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

    1967年1月3日晚,文汇报社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夺了报社党政领导权。次日,《文汇报》套红标题刊登夺权声明《告读者书》,宣称“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5日晚,解放日报社造反派也宣告夺报社党政领导权,开创全国党报夺权的先例。

    1月4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从北京返沪。他们肯定报社夺权“大方向是对的”。7~9日,5次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的造反组织成员,鼓动说:“报纸如果不给造反派讲话,办了三天就会被砸掉”,“要能成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报》讲话有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火力应该很强,要使某些人睡不着觉”!1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造反派对台党政领导宣布夺权,当晚23时30分,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

    1966年11月8日,少数合同工、临时工在北京凑合成立“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要求取消合同工、临时工和外包工制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康平路事件后,随着各级党政机构的瘫痪,上海一时风行抢占住房、向本单位要钱要物、化公为私、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上海港每天积压70多条货轮无人装卸。1966年12月30日~1967年1月3日,全市被抢占新工房2.2万多平方米、私房30多万平方米。昆山事件的发生,使上海交通瘫痪、经济处于极度混乱状态。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打电话给长期病休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特别强调同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的困境。陈丕显连夜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东湖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贯彻周恩来总理指示,商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会后,由两个红卫兵根据会议精神,起草《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经修改后,工总司、红革会、炮司等11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由陈丕显签发,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1月5日,《文汇报》头版头条登载,《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月8日晚,毛泽东召开会议,认为:“《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写成《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由毛泽东当场审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广播按语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按语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按语说:“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稍有好转,经济主义风仍刮得很厉害,至1月6日,全市银行各区办现金被挤提一空。1月8日,“红革会”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开会,陈丕显出席会议,针对经济主义风开展激烈讨论,最后决定起草《紧急通告》,推“红革会”和机关造反联络站起草,32个造反组织签字,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通告集中反对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滥发各种补助费、强占公房等行为,并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通告作出9条规定,“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发表综合报道《上海各路革命造反大军奋起发动总攻击》。1月10日,毛泽东对新华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知〉》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两则电讯批示:“此两件很好”,并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群众团体发出贺信。贺信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后,上海“一月夺权”风潮,迅速吹向全国。

    三、“打倒市委”大会

    1967年1月2日,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成立“打倒上海市委筹备会”。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返沪,迅即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人,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张春桥强调:“通过打倒陈、曹大会,使全市人民知道陈、曹已经打倒了,不再承认旧市委的领导。”1月6日上午10时至下午3时,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0余万人参加,设369个分会场。中心会场“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等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数百名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陪斗”。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广播,电视台同时转播实况。大会发出3个通令,宣布:(1)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2)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3)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4)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会后,徐景贤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送发言稿和通令。大会前,张春桥、姚文元亲自过问大会口号,修改大会重点发言稿。5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另称:“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会议当天简报,报告“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1月5日,张春桥就指示“造反派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1月8日,以工总司和工总司交通六局(铁路、海港、海运、长航、交通、邮电)联合指挥部为主,市委机关联络站、部分红卫兵组织40余人联合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张春桥称这个火线指挥部“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1月13日,张春桥在全市造反组织座谈会上支持造反组织冲砸公安局,夺取公安局的领导权。说“上海公安局不仅已经瘫痪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成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支持造反派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行使公、检、法机关的职能。“文保会”由工总司等15个造反组织组成,王洪文任主任。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成立,完全取代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构。1月23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作为总的领导机关代替中共上海市委。1月11日起,上海夺权进入高潮。3天内,有49个区、县、局级单位被夺权。

    1月16日,毛泽东批准造反派对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夺权。同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公布毛泽东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肯定和总结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从此,全国普遍夺权。

    四、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打倒市委”大会之后,张春桥多次把这次“夺权”与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相类比,称做“一月革命”,说“一月革命的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1967年1月19日,张春桥授意王洪文召集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宣布要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2月初,张春桥在北京同陈伯达、王力商定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第一次在报刊上提出“一月革命”。文章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2月5日,由“工总司”等几十个造反团体联合在人民广场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20万人出席大会。张春桥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通过《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发出《一号通令》。《宣言》称:“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春桥在会上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一号通令》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作为“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办”。

    2月12日,毛泽东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2月19日,中央发文件,通知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时,不要采用人民公社名称。

    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张春桥任市革委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委员由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所谓发起单位)推派代表组成。至1968年3月,全市各区、县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3月28日,中央批准市革会组成名单,其中正、副主任14名,常委32名,委员106名。

    五、“炮打张春桥”事件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前,上海部分造反派组织先后发动对市委、市人委夺权。1967年1月15日,上三司、工总司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夺权,1月22日,上三司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夺权,2月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夺权,均告失败。“上三司”夺权失败后被镇压,头目被抓。其他组织均被张春桥、姚文元排斥在筹建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组织之外,使他们大为不满。

    1月中旬,部分红卫兵组织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1月24日,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在外滩、南京路闹市区贴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在市区主要街道张贴《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1月26日,“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从徐景贤处取得张春桥有关材料,策划大规模“炮打张春桥”行动。1月27日夜,红革会出动40余人,兵分三路寻找徐景贤。在市委党校找到徐,并扣押于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张春桥闻讯打电话,要上海警备区追查。警备区派师政委带4个摩托车排和1个步兵连,全副武装赶到市委党校,又追到复旦大学,引起学生愤慨,把部队堵在校门外。质问是谁派部队镇压红卫兵。相持至28日凌晨。张春桥下令撤离部队。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等大幅标语。

    1月28日晚,“红革会”各校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代表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开会,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场,企图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服“红革会”等组织。学生当面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围困张、姚6个小时。1月29日晚,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

    “一二八炮打”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向中央文革小组求援。30日凌晨,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并经陈伯达、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特急电报。用电话逐字逐句传给张春桥,称“红革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张春桥得到电文,将日期改为29日,并批示:将中央文革小组电文“印八开20万份”,出动广播车广播、张贴散发。同时,指使王洪文一面派人覆盖街上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员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场。“红革会”被迫取消预定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释放徐景贤。此后“红革会”被扣上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受到打击。

    1968年4月初,上海再次发生炮打张春桥事件。第二军医大学部分造反组织上街贴出“打倒叛徒张春桥”大标语,部分高校、科研单位造反组织立即响应,连续在南京路、外滩等闹市地段张贴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文汇报社部分人员根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得到的“消息”,以及社会上有人以“党票”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的传言,决定公开亮出“炮打张春桥”的旗号,成立“为什么战斗队”,起草炮打张春桥的《七个为什么?》传单,在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处散发。4月12日,《文汇报》以特大字号刊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大标语。报纸一出版,引起全市轰动,市区主要街道到处是“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打倒反革命变色龙张春桥!”等标语、传单。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求援。同日,林彪集团主要成员李作鹏表态:不赞成“炮打”,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字报。并通过驻沪三军以及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传达。13日,王洪文坐镇文汇报社,指挥“文攻武卫”揪斗“炮打”主要发起者,“四一二炮打”失败。

    六、上海地下党冤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全市计有中共地下党员8665人,不少成为各级党政领导。1967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上海市革会成立材料组,下设“抓叛徒查线索小组”。6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张春桥、王洪文等始在全市原地下党员中“抓叛徒”。

    张春桥多次说“上海地下党的问题很大”,“好的不多”。王洪文称“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地下党和国民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为整个“抓叛徒”运动定下基调。并借口“群众办案”,在市专案办公室专门成立“群众专案联络组”,负责全市“抓叛徒”。全市按解放前原地下党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委等系统,建立39个大案、845个小案,3675人被立案审查。在上海工厂系统建立沪东棉纺专案(503专案)、沪西棉纺专案(504专案)、颐中烟厂专案(505专案)、中山钢厂专案(506专案)、电话公司专案(509专案)、丝绸专案(320专案)等6个大专案,其中原中共地下党涉及292个单位,被立案审查589人,其中受隔离和拘留审查233人,38人被迫害致死,78人被打伤致残,9人精神失常。“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原中共地下党员99人被撤职,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迫害致死。

    1979年,上海地下党冤案平反。

    七、上海市委写作组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班1963年成立。1965年,写作班成员朱永嘉等参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的写作活动。1966年12月,写作班成员全体一起造反,充当张春桥、姚文元的工作班子。

    1967年4月,张春桥授意徐景贤召集散在市革会各部门和联络站等处的原写作班部分人,成立专题写作组。组长吴瑞武,副组长朱永嘉。9月,在专题写作组兼管下,成立大批判写作组。从1967年4月~1968年8月,这两个组撰写文章,诬陷中央和上海市党政领导人,否定建国17年的成就,攻击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有《动员千军万马,围歼刘、邓、陈、曹》(1967年8月5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专题广播十一讲(1967年12月)、《彻底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农村版)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俗讲话》(1968年2月)等。文章登载于《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或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写作班还为市革会起草文件、决议、讲话稿。专题写作组专人分工搜集全市各种情况,写成“内参”,逐日上报。

    1968年8月,两个写作组撤销。9月下旬,以原写作组骨干朱永嘉、王知常、肖木3人为核心,成立《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至1971年6月,在《红旗》发表文章41篇,编写《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撰文批判小说《上海的早晨》《一代风流》和电影《兵临城下》《革命家庭》等文艺作品。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提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组,以朱永嘉、王知常等6人为核心。写作组下设历史、文艺、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秘书6个组。正式成员40余人。另外,还以借调使用、相互协作等方式,设置临时机构。到1976年,实际工作人员近300人。张春桥、姚文元1969~1976年给朱永嘉、王知常等信件和批示310件,直接指挥市委写作组的活动。写作组还控制上海的新闻、广播、出版、文化、电影部门,插手教育、工交、财贸、郊区、知青办等系统,成为“既是宣传部,又是参谋部,又是情报部”的特殊机关。市委写作组编辑出版《学习与批判》(1973~1976年共38期)、《朝霞丛刊》(1973~1976年共14期)、《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1975~1976年共22期)、《朝霞月刊》(1974~1976年共34期)、《摘译〈外国文艺〉》(1973~1976年共31期)、《自然辩证法》(1973~1976年共13期)、《教育实践》(1975~1976年共13期)等8种刊物。《学习与批判》1974年起向全国发行,每期印数95万份,有“小《红旗》”之称,到1976年9月发表774篇文章,不少文章为《红旗》杂志和全国报刊转载。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以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写作组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书,以“丁学雷”、“罗思鼎”、“康立”、“齐永红”、“石一歌”等笔名,撰写发表《论尊法反儒》《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评〈吕氏春秋〉》《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等1171篇文章。批“宰相”,批“周公”,影射诬陷周恩来;攻击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各方面的整顿是“还乡团复辟”;杜撰“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要实行“全面专政”等。1977年市委写作组解散。

    八、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市民兵指挥部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造反组织“二七公社”代表,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加剧全国武斗。次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号外,公布这一口号。7月29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决定对“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上柴联司”)实行“文攻武卫”行动。8月4日,王洪文指挥,10万名工总司成员,手持木棍、铁棒攻打上柴联司,酿成全市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在此基础上,王洪文等制订规划,筹建上海文攻武卫组织,“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张春桥批示同意,要求“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9月1日,市革会批准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1967年10月1日,12个文攻武卫组织试点单位5120名队员肩扛步枪、冲锋枪、机枪和高射炮等武器组队参加市国庆游行。张春桥称“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文攻武卫”队伍以老造反(人员)为主,营以上干部由造反派组织人员担任,“工总司”委派骨干担任市、区两级指挥部领导。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初建有7000人,每人配一根木棍或长矛。1970年5月,发展至21万人,设7个师、72个团、151个营、623个连。1972年9月,解放军上海警备区“野营拉练指挥部”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改名“上海市民兵指挥部”。1973年3月,全市民兵85.6万人,其中基干民兵14.8万人,设10个武装基干团、18个高炮团、5个独立高炮营、3个高射机枪连、1个摩托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雷达等专业队伍。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后,张春桥等指示马天水等加快扩展上海民兵队伍。1970年开始在新中华机器厂、上海电缆厂先后抽调50名工人,秘密制造半自动步枪3600枝。1974~1976年,用地方财政3283万元购置自动步枪31500支、半自动步枪16962支、步枪子弹387万发、高射炮弹5万发、摩托车160辆、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张春桥、王洪文等称“民兵的领导体制要来个大革命”,军队负责民兵工作是“条条专政”。1970年,实行民兵、政治、消防“三位一体”,人民武装部合并到民兵指挥部试点,排斥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

    1968年初,张春桥称:“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实际上起着专政(机关)作用。”批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有抓人、关人、办案等特权。1973年7月,在《武装工人阶级,建城市民兵》调查报告中,提出上海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子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至1976年,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和上海民兵指挥部抓、关10.4万余人,制造大量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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