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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重大决策、活动

2008/7/9 10:01:45

    一、五卅运动

    1925年2月7日,日商内外棉八厂日人领班毒打工人,厂方无理开除大批工人。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发动22家日商纱厂3.5万余名工人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日厂商被迫接受工会所提严禁殴打工人、改善待遇等条件,协议复工。5月7日,日本纺织同业会撕毁复工协议,决定对工人罢工要“断然处置”,取缔工会,开除工会积极分子。5月15日,日商内外棉七厂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是日600余名夜班工人进厂上工同资方说理。日内外棉厂副总大班(经理)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开枪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人。16日,内外棉东、西5个厂8000多名工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上海地委决定举行同盟罢工,并发动全市各界团体援助。中共中央发出第32、33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员立即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把经济斗争扩大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各日商纱厂工会等35个团体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控诉、抗议日本厂方暴行。24日,由内外棉纱厂工会出面,中共上海地委在潭子湾公祭顾正红,工人、学生、店员和各界代表1万余人参加。声援活动遭到租界当局迫害。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在30日下午在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游行。30日,数千名学生、工人分队到租界内南京路及其他繁华马路宣传、演讲、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市民自发参加示威。租界当局出动大批巡捕驱赶、拘捕示威群众。下午2时许,100多人被捕关入老闸巡捕房。3时,万余人聚集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学生。巡捕房捕头英国人爱泼生下令发射排枪,共产党员何秉彝、共青团员尹景伊等13人当场死亡,数十人重伤,被捕50余人,造成五卅惨案。

    事发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为总策略,进一步扩大反帝运动,号召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简称三罢)。3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联席会议,决定公开上海总工会,并宣布6月2日全市总同盟罢工。至7月21日,罢工工人达20余万人,店员10万~20万人。中共中央、团中央连续发布公告、宣言,《向导》和《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中央领导人文章,分析运动性质、任务,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破坏运动的阴谋,指引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等负责创办《热血日报》,指导运动,并调遣干部到各地发动各阶层人士投入运动。五卅运动迅速波及全国25个省区600~700个县。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解决惨案的4条先决条件和13条正式条件共17条,主要有取消戒严令,释放被捕爱国群众,惩凶、赔偿、道歉,中国人民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承认工人有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不得虐待和开除工人,撤销印刷附律等三提案,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外国在上海的军队等。6月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政府据此17条派特派交涉员向帝国主义交涉。段祺瑞政府不敢将此17条进行交涉。上海总商会先是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后于6月10日成立五卅事件委员会,把17条条件改为13条,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等重要条款,自行送交各国驻沪领事团,作交涉依据,并决定开市。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改变斗争策略,主动收缩罢工。8月12日,日商纱厂最先和工人达成协议:承认工会,罢工期内工人损失予以相当补助,酌情增加工资,日本人入厂不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等复工条件。9月,罢工工人陆续复工。

    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为配合北伐,推翻军阀统治,1926年9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组织2000余人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起义。时值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倒戈反对军阀孙传芳。国民党特派员钮永建从广州到上海,募集一批旧军人及帮会分子准备暴动,响应夏超。中共中央决定和钮永建合作,约定10月24日凌晨,以钮永建策反的兵舰开炮为信号,工人纠察队和商团等武装袭击高昌庙兵工厂,占领龙华,再占上海。10月23日夏超军队被孙传芳击败。24日,约定时间炮声未响,大部分纠察队相继散去,少数地区举行起义,被警察驱散。南市、浦东两处起义指挥机关被破坏,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陶静轩、奚佐尧等11人遭杀害。当天清晨,中共上海区委下令停止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近36万工人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以停泊在黄浦江的建康、建威两军舰向制造局等处开炮10余响为信号,开始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南市、闸北、杨树浦、引翔港等地区工人纠察队袭击军警。南市、闸北工人纠察队与军警激战数小时,相持不下。由于接应泊船未到,无法到建康、建威军舰取军械,夺取兵工厂。同时,北伐军停止前进,全市罢市未实现。23日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停止暴动与总罢工,发出“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的命令。24日晨,上海总工会发出复工令。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罢工和起义中死亡11人,被捕75人。

    接受两次起义失败教训,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最高决策机构——特别委员会,成员有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萧子暲。组织特别军委,成员有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为发动起义作大量准备工作。把上海划分为闸北、南市、沪东、沪西、浦东、吴淞和虹口7个地区,分别安排各地区负责人,制订作战计划,筹集武器,组织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3月15日起,沪宁线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并拆毁多处沿线铁轨,阻断军阀部队退路和援兵。3月21日12时,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武装起义。上海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其中有武装的150余人),向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发动进攻。时抵达上海近郊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依照蒋介石密令按兵不动。各区起义队伍按预定目标先后向警署、兵营和军队驻地发起进攻,部分市民也夺取武器,加入战斗。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6区当天起义成功。闸北区有警署等20余处,战斗激烈,总指挥周恩来到前线指挥作战,22日下午6时,起义队伍占领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除租界以外整个上海市区全部解放。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3月22日在中共领导下,第二次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在南市新舞台召开,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选举产生19名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先、侯绍裘、李震瀛、王景云、顾顺章等9人为委员,其他委员为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陆文韶、王汉良、郑毓秀、谢福生等10人。市政府公布政纲草案,规定在政治上要反帝反封建,经济上代表工人阶级和市民的利益和要求。3月26日蒋介石从南昌到上海,指使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3月29日蒋介石致函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暂缓办公”。4月12日凌晨,蒋介石通过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雇佣一批流氓伪装工人,持武器向闸北、南市、吴淞、浦东等地工人纠察队挑衅,双方发生冲突。军警以工人“内讧”为由,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占领上海总工会会所,14个工人纠察队2700名队员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约120人牺牲,180人受伤。是日中午,各区工人、市民纷纷集会、示威游行,抗议新军阀暴行。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6万余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归还工人武器,严惩祸首。会后,群众列队向国民党第26军司令部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遭到军队血腥镇压,当场被打死100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至15日,共产党员和工人被杀300余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

    三、各县农民武装暴动

    崇明西沙农民武装暴动 1926年秋,崇明西沙地区发生灾荒,地主仍照旧例收租谷,并拘捕欠租农民。陆铁强、俞甫才受中共江浙区委(中共上海区委)派遣,秘密到西沙,组织农民暴动,冲进警察所,索回被拘押农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斗争,组织7000余名农民示威游行,高呼“被压迫的农民一致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陆铁强、俞甫才在西沙发展党员,先后建立7个党支部,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2月,在协平乡建立农民自卫军,360多人参加。1927年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方针,江苏省委决定在各县举行秋收暴动,并以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崇明等县作为重点区域。崇明县委拟订武装暴动计划,在农民中创办平民夜校,组织秘密武装。11月初,成立工农革命军联军司令部,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在11月15日举行暴动。13日,国民政府军先期到达崇明,搜捕抓人,部分骨干被捕,暴动未能实行。

    小蒸、枫泾地区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9月,江苏省委特派员陈云到青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与青浦、松江县委一起部署秋收暴动工作。经研究决定,在青浦、松江两县交界的小蒸、枫泾地区首先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并在小蒸和枫泾两地成立农民军。在小蒸,因无人交租,地主勾结水警队派巡逻船下乡武装逼租。1928年1月3日,农民军伏击下乡逼租船只。以后几天内,处决勾结水警队逼租、抢掠的地主恶霸10余人,包围范浜镇团防局,迫使团防局长率部缴枪,其他几镇团防局也缴出枪支,几天内共缴获枪支30~40支。陈云、吴志喜等研究决定于1月22日举行枫泾暴动,农民军向枫泾地区聚集。19日,浙江嘉兴驻防第26军调一营兵力,会同当地自卫团、水警队突袭农民军驻地。部分农民军成员突围,农民军总指挥吴志喜、陆龙飞和农民50~60人被捕。26日,吴、陆两人分别就义于松江小校场和枫泾镇。小蒸、枫泾暴动失败。

    嘉定六里桥农民武装暴动 1928年嘉定春荒,农民生活无着。嘉定县委决定以六里桥乡为中心,发动农民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举行武装暴动。4月10~18日,以党团员和农民协会会员为骨干的暴动队伍,先后在外冈、葛隆、方泰、安亭等地暴动6次,惩土豪,分粮食、财产,焚债契。4月12日夜,800多人攻打外冈、葛隆,收缴葛隆镇公安支局枪支弹药,捣毁公安支局。4月14日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及驻昆山等地军队血腥镇压暴动,近百名暴动人员被捕,县委遭破坏,省委特派员周慰农、县委书记沈金生等10余人被杀害。

    奉贤庄行农民武装暴动 1928年秋,奉贤西乡荒年歉收,县委提出“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口号。地主武装下乡逮捕拒交租米的农民10余人。1929年1月21日晚,奉贤县委组织暴动队伍100余人,分三路向西乡地主集中地庄行镇进攻,不到1小时,缴获商团和公安支局武器,占领庄行镇,焚烧田单、契约、债票等。下半夜,队伍撤出庄行镇。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水上公安队、江苏省民政厅派出武装进驻奉贤,进行镇压。

    金山新街农民武装暴动 1929年2月6日晚,暴动队伍在中共金山县委负责人李一谔等领导下,攻打新街镇,镇保卫团不战自溃。暴动队伍没收恶霸地主财产,焚烧恶霸地主田契、账单及院宅,张贴恶霸地主罪状录,处决几名暗探和劣绅恶棍。2月15日起,大批军警在浦南地区围剿搜捕,李一谔等10余人被捕牺牲,县委等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南汇泥城农民武装暴动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常委李立三提出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江苏省委根据巡视员汇报,决定在泥城发动武装暴动。8月8日省委巡视员在泥城区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决定,越过县委,直接发动暴动。8月9日在省委巡视员和区委书记沈千祥领导下,近千人持大刀、扁担、镰刀、铁鎝攻占并烧毁小港盐廒(仓库)。下半夜,暴动队伍又袭击横港泥城警察分局,缴获长短枪10余支。10日,暴动队伍焚烧横港一地主家的田契、借约、账册,向农民分发地主财物、粮食。并在地主家门升红旗,张贴标语和红军布告,宣告泥城苏维埃政府和红18军第一师成立。驻周浦镇警备二师两个团前来镇压。区委得到情报,中午即疏散群众,向海边撤退部分骨干,埋藏武器,转入秘密活动。此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周边县有组织的农民武装暴动中止。

    四、文化战线反“围剿”斗争

    革命文化团体 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决议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10月文委成立,潘汉年任书记。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此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1930年5月20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1930年7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个人自愿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1930年8月23日、1931年1月)、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1932年3月)、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1932年4月)和电影小组(1933年3月)、音乐小组(1934年春)相继成立,1930年10月在各联盟基础上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隶中央文委领导。1936年“文总”停止活动。

    文学界 1930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党部策划,出版《前锋月刊》,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攻击左翼文艺。鲁迅、瞿秋白、茅盾等著文痛斥。鲁迅发表《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瞿秋白发表《狗样的英雄》、《屠夫文学》,茅盾发表《“黄人之血”及其他》、《“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章,揭穿“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使之声名狼藉。鲁迅、瞿秋白的杂文分别结集,鲁迅出版《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瞿秋白出版《乱弹及其他》。一批倾向进步和革命的优秀长篇小说问世,茅盾《子夜》3个月重印4次,每次5000册,被当局以“鼓吹阶级斗争”而查禁。左翼作家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叶紫、张天翼、丁玲、萧军、萧红均有优秀作品问世。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夏衍的《包身工》等作品成为报告文学代表作。

    戏剧、电影界 1929年秋,中共领导和支持的白区第一个公开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成立,领导人夏衍、冯乃超等,公演《炭坑夫》和《西线无战事》等进步戏剧。1931年在文委推动下,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进步戏剧团体,开展演剧活动。1931年3月,为庆祝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道剧社联合大夏剧社在大夏大学演出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改编的三幕剧《马特迦》,借剧中人之口高呼“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九一八事变后,大道剧社与暨南剧社联合演出反映东北学生抗日斗争的独幕剧《乱钟》和《解放》。1933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两周年,进步戏剧工作者、业余戏剧爱好者演出《怒吼吧,中国》,轰动一时。1934年5月,田汉、聂耳以一·二八事变为题材,创作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联组织春秋剧社、曙星剧社、三三剧社、骆驼演剧队、新地剧社(大地剧社)等,多次到工厂演出话剧。左翼剧作家陈鲤庭创作优秀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并于1931年10月10日第一次在南汇游艺会上演出。1932年根据文委指示,夏衍等化名进入电影界。1933年3月,中共成立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在各大报电影副刊发表影评,宣传进步电影,批评反动、黄色影片,向电影界输送进步话剧导演、演员。联华、明星、艺华等影片公司在进步电影工作者影响下,摄制《渔光曲》、《大路》、《十字街头》、《狂流》等一批进步电影。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指使暴徒以“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名义捣毁艺华影片公司。1934年,电影小组成立电通影片公司,摄制《桃李劫》、《风云儿女》等进步影片,田汉、聂耳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词谱曲。1935年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

    出版界 1929年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出版法》、《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条例,查禁进步报刊、书籍,并把邮检工作交由特务机关办理,把意识形态的管理列为特务统治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和《红旗》、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等,伪装封面,坚持出版。左翼文化团体刊物不断改换刊名、更换出版社等,继续出版。陶行知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104篇杂文,抨击国民党。邹韬奋在共产党员胡愈之帮助下,主编《生活周刊》。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1932年每期发行15万份,创国内期刊最高发行量,1933年被查封。1934年2月10日,杜重远出版《新生周刊》,继续《生活周刊》抗日救亡的出版方针,1935年6月30日被查封。11月16日邹韬奋又创办《大众生活》。其他进步刊物还有《世界知识》、《读书生活》、《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生活教育》等。邹韬奋等筹建的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出版进步书刊,卓有声望。

    理论界 中共六大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出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以及列宁《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出版这些书,中共不断变换书店名称,成立各种书店,并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争取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神州国光社等公开出版。1928年,陶希圣在戴季陶、周佛海创办的《新生命》杂志上发表文章,全面否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挑起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参加论战的还有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严灵峰、任曙、李季等。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团结进步社会科学家,创办《新思潮》杂志,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大量历史和现实调查的材料,批驳各种反动势力和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提出的中国没有封建阶级、近代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观点。张闻天、瞿秋白、蔡和森都参加论战。上海理论界在文委和社联领导下,针对新生命派、托陈取消派以及其他政治倾向学者关于世界历史没什么规律可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否定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等错误论点,开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理论界还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批判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等错误观点,开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1933年,社联成员艾思奇撰写并出版《大众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广大群众起启蒙作用,被国民党宣传机构列为禁书。到1948年共出32版。

    五、抗日救亡

    抗日救亡团体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各界民众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反对日本侵略,要求政府收复失地。在中共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下,12月6日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民反会),“工联”、“左联”、“社联”等54个团体参加,到年底发展到300多个团体。“民反会”在全市10个区都设有分会,领导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中共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下,推行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等错误政策,丧失一些时机,造成损失。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2月12日,经中共地下党员串联、推动,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郑振铎等283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随后,学生、大学教授、职员、工人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推沈钧儒等为主席。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在上海成立,推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秘密党团书记为钱俊瑞。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向救国会领导人宋庆龄、沈钧儒等转达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7月15日,全救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赞成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复信表示支持。10月,潘汉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安排胡愈之联系救国会领袖。11月,救国会支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11月22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遭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宣布称“李公朴等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制造了“七君子事件”。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当局逮捕救国会7名领袖。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裁定,交保释放救国会“七君子”。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把各界救国会扩大改组为救亡协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国共两党都有人参加领导工作。文协有团体会员76个。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职协)会员最多,团体会员28个,不少团体人数均在千人以上。成员有店职员、高级职员和工商业者,并邀各行业代表人物担任领导职务。11月,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决定各救亡协会调整斗争策略,从面向社会的大规模的战时抗日运动,转向工厂、企业、学校等。工委抽调党员进入市政、交通、纺织等重要工厂企业开辟阵地,创办各类工人夜校200~300所,开设识字课、历史课,宣传抗日。职委把工作重点深入到银行、外商企业、海关、电信、南京路六大百货公司等部门,并建立联谊性质的群众社会团体,如银联、华联、益友社等,以公开合法形式,开展文化教育、娱乐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学委将学生界救亡协会由公开转入秘密,分散到各大中学校建立秘密的学生界救亡协会小组。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9月24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号召和领导下,上海三菱、日邮等3.5万名日商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为日本商船装卸,旅客拒乘日轮。9月28日、11月24日、12月14日,上海各大学学生3次赴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12月17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在南京和各地2万余名学生举行联合反日大示威,遭政府当局镇压,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桐恒牺牲。1932年1月10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举行杨桐恒追悼会,会后举行抬柩大游行示威。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日军侵略。2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发表《告十九路军兵兄弟书》,鼓励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日。省委通过民反会,建立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有2000多人参加。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复旦大学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邮工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退职军人义勇军等,总人数5000人以上。在前线挖战壕、修筑工事、运输枪枝弹药、救护伤员、通讯联络、传递情报,有的上前线直接参加战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沪西17家纱厂近4万名工人开展历时4个月的反日大罢工。民反会和市商会发动市民征集现金和物品慰劳前方将士活动。宋庆龄、何香凝冒着敌机轰炸和风雪到前线慰问,上海文化界组织作家到前线采访报道,组织宣传队、演出队到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电影工作者拍摄《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等影片。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民众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爱国宣言。12、13、14日,复旦、同济、交大等各大学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北平爱国运动。19日,上海40余所大中学校6000余名学生向上海市政府请愿。23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组成赴京请愿讨逆团,到南京请愿。1936年各界救国会利用节日、纪念日开展一系列救亡活动。其中有一·二八4周年纪念活动、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五卅11周年纪念活动、九一八5周年纪念活动。是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救国会发动逾万人参加葬礼,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高呼“鲁迅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形成反日大示威。11月,在工联、纱委、共青团、国难教育社等系统分头发动下,日商纱厂举行反日大罢工,涉及上海所有日商纱厂,参加者4.5万余工人,坚持20天,迫使日商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各救亡协会成立战地服务队(团)奔赴前线参加筑工事、救护、运输。各救协的歌咏队,在舞台、电台传播救亡歌曲。戏剧界救亡协会下属13个救亡演剧队及孩子剧团奔赴各省开展救亡演出活动。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救亡日报》,邹韬奋主编《抗战三日刊》,宣传中共关于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主张。全市遭战火洗劫,近70万难民涌入上海租界避难。中共江苏省委成立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选派30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难民收容所工作。动员群众捐款捐物,对难民进行政治和技术教育,组织生产自救,难民收容所成为开展抗日救亡教育、为抗日培养输送人员的基地。11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租界成为孤岛。1938年5月,南京维新政府准备接收上海海关、邮局等。5月7日2000余名海关职工举行护关罢工,成立华员护关运动委员会。5月8日上海邮局党支部领导职工成立护邮运动促进会,声明邮局不得任意易帜。上海各大中学校在学委领导下开展护校斗争,反对向伪政府登记。1939年前后,日伪在上海暗杀抗日志士。3月中上旬,云飞、泰来等汽车出租公司3名司机遭杀害,中共江苏省委组织100多辆汽车、1000余名司机参加大出丧,在南京路等闹市举行路祭,打击日伪恐怖活动。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利用租界特殊条件,以多种形式开展革命文化运动。在租界创办洋商报,以外商为发行人,出版《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导报》、《华美周报》、《上海周报》和《文汇报》等。成为宣传中共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揭露日军罪行的主要阵地。1938年初,文委以复社名义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7月,文委以中法联谊会名义成立上海剧艺社,上演进步戏剧。并成立中共小剧场支部,负责110余个业余话剧团体指导工作。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执行“更加深入、隐蔽精干”的方针,在日商工厂企业里,发动工人怠工、无头斗争(找不到领头人)、静坐示威、拖延产品生产时间、降低产品质量,拖延日本军需物资交货时间。职业界地下党员团结工商业者,一致抗日。对困难的华商工厂企业,提出共渡难关,同心协力维持生产等主张。学生界开展助学活动,成立消费合作社,实行半工半读。1944年冬,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40多所大中学校千余人参加救济失学义卖活动,10万人参加捐献,得捐款260余万元。

    支援新四军 1938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译报》等报刊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英勇业迹。2月,在沪江大学创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6月,职委在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举办现代知识讲座,提高群众运动骨干的理论水平。后学员绝大部分参加新四军。新四军创建时,职委领导的煤业救护大队队员50余人、汽车25辆集体参加新四军。1938年底、1939年初,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移民垦荒”名义组织1500余名青年难民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并组织上海职工、学生参加江南游击队。1938年12月、1939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两次组织上海人民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捐赠慰问品等部队需要的物资。第二批上海民众慰劳团都为文化青年,慰问后留下参加新四军。1941年3月,设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输送工人、学生、职员、文教人员到苏北根据地。上海还发动市民“节约献金”、“节约救难”,并组织“义演义卖”等,为新四军募集寒衣款项。抗战初期,总计捐款约120余万元支援新四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掩护事变突围到沪人员,帮助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开辟地下交通线。以后配合新四军各部门到沪秘密采购物资,帮助根据地购置兵工厂、印刷厂、卷烟厂所需机器设备,向根据地输送日军严密控制的西药、医械和无缝钢管等物资。抗战8年,上海先后有2万人参加新四军,支援各类物资不计其数。

    各县武装抗日 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外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外委),领导上海周边各县民众抗日武装。在外委和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领导下,南汇、奉贤、川沙、青浦、嘉定、崇明先后建立抗日武装。同时,还成立中共浦东工委、青浦工委、崇明工委和嘉定支部,开辟建立浦东、青浦两抗日根据地和嘉定西乡、崇明中部两抗日游击区。1939年5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从江苏茅山出发,7月经昆山抵青浦,与青浦三支队、嘉定外岗游击队会合重创日伪军。1940年,日军扫荡浦东、青浦、崇明游击区,青浦和嘉定游击队转移至苏南抗日根据地,崇明游击队转至苏北,调整充实浦东领导。5月,省委将郊县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会领导。1941年5月,日伪在上海周边地区全面清乡,浦东地区游击队奉命分批南渡浙东,支援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派原浦东地区游击队12人返回浦东成立浦东支队,开展反“清乡”斗争。1944年下半年,浙东区委成立淞沪地委,命名浦东支队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1945年1月淞沪地区行政公署成立。8月支队一度攻占南汇县城,在青浦一带开辟泗(泾)(七)宝游击区。

    六、争取和平、反对内战

    组织起来,保护群众利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精神,工作转向深入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维护群众利益,开展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8月底开始,沪东、沪西各纱厂、电话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铁路以及金融业、百货业职工,先后开展要求补助费、维持费、胜利费的斗争。9月19日,国民党控制的市总工会要工人到外滩参加欢迎美国第七舰队,上海地下党组织沪东、沪西2000余工人在欢迎队伍中高呼“要饭吃”、“要工做”、“要生活维持费”等口号,把欢迎变成示威。此后几天,数万工人到国民党市党部、市总工会请愿,政府当局被迫同意分批复工。1946年2月26日,全市47家纺织厂13万职工举行总罢工,提出调整底薪、实行按生活费指数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21条要求,迫使资方与工人签订保证工人生活待遇的协议。电信、纺织、酒菜、土木等行业职工加入斗争,迫使政府当局同意在全市实行按生活费指数计薪。1945年9月起,机器、纺织、市政交通等企业筹建工会,在沪东、沪西成立地区性联合工会,在六大公用事业单位建立工会联谊会。商店职员建立行业性职工会和联谊团体。1946年上半年成立产业工会、厂工会141个、职业工会93个,会员20多万人,其中多数工会由中共地下党员领导。教育界成立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简称小教联)、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简称中教会)、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学生界成立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学团联)。妇女界成立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开展群众性检举汉奸,同时反对把沦陷区的学生、工人当伪学生、伪工人进行甄审。

    争取和平、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抵沪调处国共冲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圣约翰等43所大中学校学生4000余人在中央广场(今沙市路中央商场)集会,准备向马歇尔递交公开信,要求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政府内战。信由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罗伦转交。学生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游行。1945年12月1日,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文萃》、《民主》、《周报》等进步报刊撰文揭露真相。次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人士1万多人在玉佛寺举行公祭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于再烈士,通电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等8项要求,会后举行示威游行。2月10日重庆市较场口事件发生,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等60余人被打伤。次日上海各界紧急集会,通电全国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讨特务暴行,斥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6年3月8日,上海妇女联谊会在沪东、沪西分别举行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国际妇女节的庆祝大会,会后,在闹市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反内战独裁,要和平民主,美军撤出中国!”5月1日,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工委组织发动1.5万工人在胶州公园、汇山公园等处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上高呼“打倒官僚资本”、“改善工人生活”、“成立联合政府”、“撤退美国军队”等口号,会后冒雨举行游行示威。这一时期各界团体举行各种星期文艺晨会、文艺晚会、报告会、演讲会等,邀请民主人士、作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演讲,分析形势,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分析世界民主潮流和国内和平民主面临的危机,动员群众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1946年4、5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大城市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反内战。5月5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联合各民主党派及爱国团体52个单位(后扩大为91个单位)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开展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各项活动。沪西地区49家工厂成立沪西工人反对内战民主促进会,上海学生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妇女界发起反内战要和平的签名运动。6月中旬,蒋介石部署30万军队包围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上海工委)向周恩来建议,由上海市各群众团体选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得到周恩来同意。经各方面广泛协商,推选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9名代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推选陈震中、陈立复2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以马叙伦为团长。6月23日晨,工人、学生、教师、职员及工商、文化界群众5万多人齐集北火车站送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和中共中央青委领导人冯文彬到现场,会后游行。代表团到南京下关遭国民党特务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代表被打伤。周恩来闻讯到医院慰问。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集会,发表宣言,抗议特务暴行。

    反美斗争 1945年8月~1946年7月,美军车在上海辗死辗伤中国人1000余人。1946年9月22日,美国水兵饶德立克打死上海人力车夫臧大咬子,激起全市公愤,一致要求严惩凶手。12月10日,上海市地方法院检察处开庭审理臧大咬子被害案。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31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学委领导下,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1947年元旦,上海交通大学等27所大中学校1万余学生在外滩举行示威游行,高呼“美国兵滚回去”等口号。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告工友职员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46年起美货充斥市场,南京路各大公司美国货占80%,民族工商业岌岌可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提出“挽救工商业危机,反对美货倾销”,团结民族工商业者,使“民主爱国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1947年2月,三区百货业工会倡议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得到广泛响应。2月9日,假劝工大楼(今南京东路334号)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爱抵会)成立大会,特务打手二三百人手持鎯头铁尺捣乱会场,打死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重伤13人。上海工人协会向各界散发《爱用国货惨案宣言——揭发特务暴行真相》,揭露国民党特务阴谋。百货业职工上街义卖黄花,并到各工厂、学校报告惨案真相,控诉特务暴行。上海各界群众组成上海市二九惨案后援会,声讨国民党暴行。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1946年11月,市政府强行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连续捕捉、关押近千名摊贩主。11月30日,3000余名摊贩家属及摊贩代表聚集黄浦警察分局,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次日,又有5000余名摊贩及其家属包围黄浦、老闸警察分局。两天中,百余人受伤,30余人受重伤。12月1日,黄浦、老闸、邑庙几个区所有商店、公司、菜市、公交客运全部停止营业,并迅速蔓延至全市。当局被迫收回成命,释放全部在押摊贩,发还没收货物,撤销黄浦警察分局局长杜淳职务。1947年2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冻结生活费指数,禁止工人罢工。上海各业职工推派代表到市参议会、社会局等请愿,要求解冻生活指数。5月1日,市总工会假跑马厅举行纪念五一节大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3万余工人参加。社会部长谷正纲、市长吴国桢在会上讲话进行反共宣传,工人高呼“立即解冻生活费指数”、“打倒官僚资本”、“肃清贪官污吏”等口号。此后,京沪铁路员工,棉纺业、丝织业、机器业等职工进行罢工、怠工,上街游行,迫使政府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5月13日,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检,15%学生因营养不良患有肺结核。国立大专院校学生每人每天菜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提出“抢救教育危机”,要求增加伙食费;大学生一律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工待遇;教育经费从全国预算3.6%提高到15%。14日,上海医学院学生宣布罢课,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上海各国立院校纷起响应。平、津、江、浙等地学生也相继罢课游行示威。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南京市委、上海市委决定在南京组织反饥饿、反内战联合游行示威。5月20日上海和南京、杭州、苏州等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多人在南京联合大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增加学生公费,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及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时遭军警宪特镇压,被殴伤百余人,重伤19人,被捕28人,酿成五二○惨案。中共中央上海局立即决定,斗争口号加“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统一斗争口号。21日,上海学生抗议五二○惨案后援会成立。23日,上海全市学生总罢课。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大教联等组织校长、教授、知名人士发表谈话,要求严惩凶手,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各业职工举行罢工,声援学生。当局连续逮捕学生。对此,中共中央上海局提出改变斗争形式,采取复课与罢课带弹性的斗争策略。为加强领导,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不久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也在上海组成。学联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开展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签名运动,发动学生到地方法院,同法官展开公堂斗争。经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五二○运动历时1个月,席卷全国60个大中城市,上海百余所学校5万学生参加。5月30日,毛泽东发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9月19日,国民党武装特务搜查承印进步印刷品的富通印刷所,逮捕接洽印刷业务的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和三区丝织业工会干部,随即武装接管进步工会,通缉工会负责干部。面对敌人进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决定予以反击,指示工委发动上电、法电、英电、纺织、机器等业工人罢工。全市各业工会近200名理事长共同签名呼吁,反对当局解散工会、逮捕工人,要求保障民主和人权,当局被迫释放被捕人员。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为争取学生会组织的民主自由,反对校方无理开除学生,准备集体去南京请愿。29日,数千名武装军警特务包围同济大学,用马刀、枪托冲击学生队伍,包括前来支援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学生。砍伤、打伤学生69人,重伤3人,造成一·二九惨案。暴行激起各界普遍愤慨,各民主党派在香港通电抗议。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营救、慰问被捕学生,并开展法庭听审斗争,控诉当局迫害。1月31日,全市6000余名舞女与舞厅职工因市政府分期分批关闭舞厅,濒临失业危险,赴社会局请愿,要局长公开答复。局长拒不出场,舞女与舞厅职工无法容忍,捣毁社会局办公室,上海市政府被迫取消禁舞令。1月30日,申新九厂7000余名工人为反对年奖打8折分期发放,举行罢工。2月2日,千余武装军警到厂镇压,用装甲车冲开工厂铁门,工人筑成人墙阻挡,同军警展开搏斗,3人牺牲,百余人受伤,200余人被捕。“申九惨案”震惊全国。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为申九惨案宣言》。各业工人开展募捐、慰问、悼念等后援活动。2月中旬,成立申九惨案后援会,组织申九哭诉团,向各界报告申九工人英勇斗争情况,控诉国民党暴行。

    七、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调整组织 1948年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陆续恢复并建立工人协会(工协)、职业界协会(职协)、教育协会(教协)、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均简称新青联)等党的外围组织,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具体工作》。1949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决定按工、职、教、学等系统建立的党组织系统,改为按地区建立区委,由区委统一领导本地区各系统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对某些全市性部门,如公用事业、国家金融机构、市政公务机关、军警及文化部门工作,仍按原系统不变,成立准备接管的组织。4月8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出《解放军渡江和我们的工作》等指示,要求“里应外合、解放上海”。4月中旬,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决定将分散的、名称各异的护厂、护校组织集中领导,统一指挥,成立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6万多人,另建人民宣传队和救护队,共4万多人。

    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 1949年1月起,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统一部署全市各企事业、机关、大专院校党组织,保护工厂企业,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斗争。各厂成立护厂队、纠察队、巡查队、消防队,日夜巡逻值班。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各厂、江南造船厂、大隆机器厂等抵制当局搬迁物资、设备及各种图纸、技术资料,制止破坏,保护财产。中共金融业地下组织发动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抵制迁移库存物资和案卷、账册。海关中共支部组织职工武装护关。国立大专院校师生一面要求政府发放疏散应变费,一面分散转移、保存图书、食品、设备。法电、英电、上电、上话、自来水、煤气公司和邮局、电信局、公共交通公司等部门中共地下组织指派专人负责要害部门,严密戒备,确保全市在解放过程中“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党组织对上层爱国人士、专家学者宣传党的有关政策,鼓励他们留在上海,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副委员长吴兆洪,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瑔,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科技界茅以升、吴有训、吴觉农、侯德榜、卢于道,复旦、同济大学校长章益、夏坚白等自愿留沪迎解放。有的抵制当局搬迁设备物资,保管档案财物,为解放军提供情报资料,协助接管。

    情报策反 为配合解放、接管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布置各级组织调查各系统基本概况,收集重要机关、工厂、仓库、码头的人员、设备、资财等情报,统一汇总,送华东局汇编《上海概况》和《上海各团体》等30册,为南下干部顺利接管上海提供可靠资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针对国民党阵营分崩离析,通过民主党派等各种关系部署策反。1949年2月16日,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和策反委员会策反国民党军队一名上尉,引爆上海江湾军火库,所有库藏炸药、美制最新武器付之一炬。2月25日,在中共策反下,海军巡洋舰重庆号574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率领下在吴淞口起义,26日抵解放区烟台港。4月,伞兵三团3000余名士兵由上海乘大型登陆艇出海,直驶连云港起义。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机动车队起义反正。隐蔽在各警察局的500余名中共警委系统地下党员,向顽固分子投寄警告信,令其停止为非作歹。中共情报系统人员劝说上海监狱典狱长保护在押革命志士。情报系统地下党员从国民党上层人员处获取江防计划、上海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情报,转送解放军指挥机关。解放上海战役打响后,市郊中共地下组织派出向导为解放军带路,市区的人民保安队员带领部队避开国民党军队正面火力,穿街越巷。各厂人民保安队员向驻厂国民党官兵劝降,迫使他们放下武器。5月26日在解放军部队直达市区苏州河边时,中共地下组织派人与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联系谈判。刘昌义同意“停止抵抗,接受改编”。5月27日杨树浦一带的最后一股残敌被歼。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15.3万余人。全市水、电、煤气照常供应,电话畅通,公交客运迅速恢复,商店大多正常开门营业。

    八、接管上海、恢复生产

    接管上海,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5月初,接管上海的5000余名干部集中江苏丹阳受训,明确进入上海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做好三件工作:(1)安定人心,(2)接管工作,(3)恢复生产。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上海的工作。当天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接管人员与上海地下党人员会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以饶漱石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刘晓任副书记的新的中共上海市委以执政党地位领导全市人民进行接管、改造、建设新上海。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军管会)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市军管会为全市最高军政权力机关,统一指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理事宜。28日市军管会接管旧上海市政府,赵祖康代市长将旧市政府印信递交陈毅。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任副市长。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合署办公。1950年5月10日,市人民政府确定5月28日为上海解放纪念日。从接管旧市政府开始,接管工作全面展开。接管工作根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分为接收、管理、改造3个阶段。并根据机构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接收方法:对旧政府的军事、政治、官僚、特务机构,彻底废除,以新代旧;对技术性业务管理机关,实行部分改造;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对旧政权机构人员采取慎重负责、区别对待、量才录用、基本上“包下来”的政策。7月底完成接收任务。政务系统接收旧上海市政府系统各局处,员工4.5万余人;财经系统接收银行、工厂、仓库等411个单位,员工15.3万余人;文教系统接收大专院校26所、中等教育单位503个,教职员工共2.8万余人,接收文艺单位18个,接收和军管新闻出版单位47个;军事系统接收国民党陆、海、空军在上海的一批基地和物资;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并废除旧警察局建制,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8月3日市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之后,相继成立市人民政府各局。8月6日市委决定在市区建立9个区委,每个区委分别领导2~3个行政区党的工作。9月26日市委决定上海郊区分别成立10个区委。1950年6月12日,市委决定根据行政区划市区设立20个区委,16日市人民政府决定各区成立区人民政府。

    打击投机,稳定市场物价 上海解放初,银元、黄金、美钞投机倒卖猖獗,部分商店商品以银元标价,有的拒绝使用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6月9日,银元价格上涨2倍,导致全市物价上涨。6月10日,市委通过市军管会查封金融投机中心证券大楼,逮捕投机骨干分子238人,银元价格下跌近50%。到6月22日物价下降8%,人民币信用提高。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封锁上海口岸,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食紧张,掀起以粮棉为主的“七月涨风”,6月23日~7月30日全市物价上涨1倍。市委领导开展反对“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涨风斗争。通过行政机构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3项措施抑制物价,7月底物价转向平稳。10月,投机商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十月涨风”。10月上旬~11月下旬,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大米上涨3.3倍。在中央直接指挥和全国支援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粮食等主要商品,稳定市场物价。1950年春节前,投机商抢购粮食和棉纱,拟春节开盘后售出,以牟暴利。市委和市政府组织国营企业储存充沛物资,节后原价充分供应市场,投机商掀起物价涨风的企图失败。经过3次较量,上海投机势力基本被击垮。以上海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取得平抑物价的胜利,毛泽东曾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反封锁、反轰炸,克服困难,维持生产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1949年6月4日至年底,国民党空军空袭上海地区40余次,投弹扫射民用设施及和平居民,造成260余人死亡,失踪2人,受伤和致残1000余人,毁民房1500余间。江南造船厂、闸北水电厂等多次被炸,损失严重。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订反封锁6项任务:(1)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全中国;(2)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3)自力更生,为国内生产,为人民服务作为上海一切企业生产方针;(4)动员大批党员和干部到农村去;(5)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6)节衣缩食,精简节约。7~8月,陈云受中央委托,到上海召开全国五大区财经会议,决定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全力维持上海生产。上海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自力更生,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转变企业生产方向。杨树浦发电厂把燃油锅炉改成燃煤锅炉,公交公司以白煤车代替汽油车,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政府协助私营企业绕道天津、青岛搞转口贸易等办法,获得部分必需原料,共同克服困难,维持生产。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数十架混合机群分4批对上海连续轮番轰炸(称“二六轰炸”),炸死542人,炸伤830余人,炸毁民房1000余间。杨树浦发电厂2/3发电设备损坏,全市大部分工厂被迫停产。全市紧急动员,开展反轰炸斗争。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视察杨树浦发电厂,动员职工奋战修复,只用42小时恢复部分供电。此后,苏联一混合空军防空集团到沪协助解放军空中设防。

    贯彻财经统一,调整上海工商业 1950年3月,为贯彻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上海市委领导全市采取各项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国营商业机构,进行物资调运,调节供求;建立金库,统一现金管理。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与轰炸,使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困难。1950年4月下旬,全市1.2万家工厂、商店停业或歇业,失业工人16万人,包括家属在内,50万余人生活受到影响,劳资纠纷急剧上升。陈毅连续6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示报告上海情况。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指示,4月15~23日,上海召开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定调整工商业的具体措施:(1)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调整税收,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调整地区差价、批零差价,调整经营范围、国营零售店让出部分阵地给私商经营。(2)调整劳资关系:在私营企业中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救济失业工人。(3)调整产销关系:通过分行业召开产销专业会议,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实行公私企业供产销合理分工。上海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51年因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继续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土地改革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形成上海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是年私营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3%,盈余总额增长219%;私营商业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44%,盈余总额增长85%。

    九、维护治安、社会改造

    剿匪肃特,整治社会秩序 上海解放初,国民党潜伏特务、盗匪、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市委决定集中力量打击有现行活动的敌特分子。到1949年底,全市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破获抢劫案件665起,破案率达90%;捕获盗匪分子1667名,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同时收容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22063人。此外,市民政部门收容扒手、小偷、乞丐6293人,集中送往苏北海滨垦区参加劳动,接受教育,上海社会治安明显改善。

    改造妓女 上海解放前夕,全市登记注册妓院800多家,妓女5000多人,未登记妓院1200多家,私娼2万余人。1949年7月,市政府发布《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组织妓女自愿参加劳动技能的训练,不少妓女开始参加生产,自食其力。1951年11月,市委制订关于全市处置娼妓的计划,同月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定。至1957年,全市封闭妓院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920人,收容妓女7513人。对收容的妓女由民政局、市妇联举办妇女教养所进行教育改造:(1)开展思想教育,提高觉悟;(2)治愈性病;(3)组织学习生产技能。到1958年,全部妓女得到妥善安置,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禁烟禁毒 解放前,上海有制造贩卖鸦片、白粉者约3万余人,吸毒者10万人。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5月上海开展第一期禁毒工作,至1951年底,全市破获烟毒案6.8万余起,捕获案犯1.2万人,缴获毒品37万两。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7月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肃清毒品工作委员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第二期禁烟禁毒,重点杜绝毒源,打击制毒、运贩毒分子。到11月底,全市破获制、运、贩毒案件159起,缴获白粉、鸦片1.1万两,吗啡针数百支,查出案犯1.3万名,处决了首犯。同时,对吸毒者采取限期戒毒,铲除烟毒。

    禁赌 解放前,上海有跑马厅、跑狗场和回力球场三大博彩场所,南市、沪西等地区还有一批赌场,街头巷尾的赌台、赌摊不计其数。解放后,市委决定取缔赌窟,严禁赌博活动。跑马厅、跑狗场、回力球场分别改建为人民公园、文化广场和体育馆。1953年6月,市委决定在全市取缔赌博,整治取缔大小赌台和聚赌窝点、赌摊。对专门从事抽头聚赌的赌台主及赌棍予以收容教养或逮捕法办,同时开展禁赌宣传以及发动家属规劝活动,至1954年基本制止赌博活动。

    十、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1月2日起,全市各界广泛组织宣讲团,宣传保家必须卫国的道理,教育群众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11月18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全市500多万人次参加抗美援朝集会和爱国示威大游行,近450万人在斯德哥尔摩禁止原子弹的宣言上签名,409万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和投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全市16658名学生、青年工人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校;785名医务工作者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4366名铁路员工、1007名汽车司机分批奔赴朝鲜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市各界、各行各业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上海工人阶级努力生产,保证朝鲜前线物资供应,工业生产年均增长24.7%。工商界开展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爱国运动。宗教界开展自治、自强、自尊的“三自”革新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各界群众响应捐献飞机、大炮号召,共捐献8491万元,占全国捐献总额15.3%,折合可购买战斗机566架。同时组织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全市有1683人牺牲在朝鲜战场。

    镇压反革命 1949年5月~1950年10月,市公安机关和上海警备区紧密配合,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2万余人。根据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1月5日,市军管会颁布《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1951年4月,召开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4月27日,全市统一行动,逮捕一批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抗拒登记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共8359人,后又捕获一批遗漏人员,至5月5日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9010人。后又开展二期、三期镇压反革命(镇反)工作。镇反运动中,市委部署工厂企业、学校、街道里弄等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召开控诉、公审大会,举办镇压反革命展览会。市委规定逮捕反革命分子应经过区委、市公安局和市保卫委员会三级审查,工商、文教、民主党派涉嫌人员须经市委审查。审理案件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少数人外,对大部分实行劳动改造。至1953年底全市累计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54678人。

    土地改革 1950年,全市有10个郊区,57个乡,7个镇和3237个自然村,人口77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33.7万;土地约61万亩,其中农业土地55万余亩。1950年12月,市委制订《关于郊区土地改革的计划》,市、区两级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并选择新泾区诸翟乡、龙华区梅陇乡、江湾区江湾镇和吴淞区淞北乡作土地改革典型试验。根据中央《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条例》,1950年12月市政府公布郊区实施土地改革命令,颁布《上海市郊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和《上海市郊土地改革中地主多余房屋处理办法》,土地改革全面开展。土地改革中,严格区分地主、工商业者、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界限,市、区两级土改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组织大中学校教师、文艺工作者、民主党派人士等1000多人分批参加土改工作队。共没收征收土地18.41万余亩,其中农地17.39万亩;没收征收房屋8161间;收回外侨在郊区占有的农地、荒地及空地1468亩。25.5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耕地14.6万亩。1951年11月市郊土地改革结束。

    十一、三反、五反、民主改革

    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9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发布开展三反运动指示。1952年1月在市级机关首先开展,各单位成立“打虎队”,动员坦白检举。此后在国营、公私合营工厂开展。42万人参加运动。全市经定案核实共有贪污分子7019人,贪污金额1023万元。其中贪污万元以上的36人、1000~10000元的1012人。7月,全市三反运动结束。

    五反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1952年3月,市委领导全市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针对上海私营工商业面广量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大资本家多的特点,作出谨慎从事,区别对待,分期分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铺开的部署;强调贯彻五反和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市委直接掌握工商界上层人士经营的303户企业的五反运动,互助互评,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一般工商业户的五反运动由各区委掌握,按互助互评、启发交代要求进行,对不肯坦白交代的违法工商户派五反检查队入厂、店检查。运动分4期进行。运动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高级职员,作好资本家子女、家属工作。运动后期,依据中央“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进行定案处理。全市有7万名干部、72万名职工和16.3万名工商业者参加。定案结果,全市工商企业守法户占总户数39%,基本守法户占45.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1.98%,严重违法户占2.95%,完全违法户占0.47%。7月全市五反运动结束。

    民主改革运动 1951年上半年开始,城市厂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主要进行阶级教育,划清新社会与旧社会、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提高职工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动员主动讲清问题,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暴露和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帮会势力;加强工厂民主建设,建立企业新制度,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建立或改选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营企业是选举或改选劳资协商会议代表),改选工会,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1951年5月,上海市委首先在两个国营工厂试点,9月后其他260个国营工厂企业分4批展开,17.16万人参加运动。运动分3阶段进行,首先废除“拿摩温”(工头)制度,提高工人阶级主人翁觉悟。其次,开展忠诚老实教育,启发有历史政治问题的人自觉交代。最后进行组织建设。1952年上半年结束。1952年7月,市委决定在30名职工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展民主改革,执行“反封建、不反资本”的方针,团结资方一起搞好民主改革。全市6200余个私营工厂、33.30万人参加运动,1953年2月结束。1953年5月,市委部署在搬运、港湾码头、建筑、水上运输、小厂、店员、手工业和失业工人等8个方面开展民主改革,60万人参加,11月运动基本结束。

    十二、整风整党

    1950年党内整风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0年8月市委决定开展党内整风。针对上海完成接管任务以后,党内存在脱离群众现象,以及有的党员干部居功自傲,少数党员干部违反政策、破坏纪律,个别出现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情况,规定整风中心要求是加强群众观点,加强组织观念,加强政策教育,纠正狭隘的宗派主义,克服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切实纠正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情绪及腐化堕落倾向。整风的重点是全市科、处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的方法是结合中心工作,举办整风轮训班,召开整风会议,学习文件,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8月11日,市委举办整风轮训班,参加者占全市科级以上干部的35%,为全市整风起了试点作用。9月15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陈毅作整风报告,进一步明确整风与工作结合的精神以及改进工作的方向。18日,潘汉年在市政府整风会议作整风报告,市政府整风会议给各单位起了示范作用。之后,全市各单位开展党内整风,1950年底结束。

    整党建党工作 1951年3月,中共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4月,上海开始整党试点,10月,市委作出整党建党计划。机关整党,结合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到头的思想,反对贪污、浪费、腐化堕落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工厂企业党组织整顿,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和民主改革、生产改革进行。学校党组织整顿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清理干部队伍工作进行。1952年10月开始,全体党员学习共产党员标准8项条件,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出个人思想小结,进行党员登记填表、鉴定和组织审查处理。到1953年9月30日,全市1408个支部、23174名党员参加整党。整党中处理党员出党425人(包括开除党籍、劝退、自动退党、取消候补党员资格),占党员总数1.83%;给予其他党纪处分的149人,占0.64%;延长候补期或继续审查考察的316人,占1.36%;不予处分的1694人,占7.31%;尚未结束处理的845人。同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1952年下半年发展新党员10960人,1953、1954年发展67722人。

    十三、三大改造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解放初,全市有私营工业企业2.01万家,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83.1%;私营商店、行、号9.3万家,批发额占全市商业批发总额65.5%,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91.6%;私营银行93家,钱庄74家,私营行、庄存款额占上海银行存款总额的62.9%,放款额占放款总额的67.5%;私营陆上运输占全市货运量96.4%;饮食服务业全部为私营。

    私营金融业改造。1949年12月成立上海市公私营金融业联合放款处,形成公私营经济在业务上的联合。1950年7月,44家私营中小银行、钱庄,采取私私联营的办法成立4个联营集团。1951年5月5家公私合营银行建立统一的联合总管理处。其间,部分大银行纷纷要求合营。至9月,18家银行(包括原先5家)被批准公私合营,合并组成3个总管理处。1952年五反运动以后,行庄存款业务急剧下跌,私营金融业收不抵支,要求实行大联营。1952年11月30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12月1日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全市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私营工业改造。解放初,主要形式是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二次调整工商业中扩大加工订货额,扶持私营工业克服困难。1952年私营工业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58.8%。1954年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81.2%。同时,开始有计划发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前,全市有公私合营工厂企业65家,12月起经过14个工厂试点和两批扩展,至1954年底全市有公私合营工业企业244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0.3%。公私合营企业利润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股息红利“四马分肥”的形式进行分配。1955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精神,上海市委对私营工业企业改造实行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0月,全市轻纺工业中棉纺、毛纺、造纸等8个行业,重工业中船舶、轧钢、电器、染料等13个行业,按行业或产品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经过合并改组,全市有公私合营工厂375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0.2%。

    私营商业改造。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市以私营商业为主体的批发交易市场改组成公私工商企业参加的交易市场。对实行统购统销和统购专卖行业的私营批发商进行安排和改造。1951年1月开始,对棉纱和烟、酒、食盐等专卖商品零售商实行批购、经销、代销。1952年,全市私营商业批发额占批发总额下降为43.2%,私营商业零售额占零售总额下降为76.4%。1953年9月后,对私营商业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对私营批发商全面安排、逐步代替,到1955年,除经营中药材、小土特产等行业外,基本完成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对私营零售商主要实行经销、代销,到1954年底,粮、油、布、酒、糖、煤、百货、绒线等19个行业、占全市54.3%的私营零售商接受经销、代销。1955年3月,中央提出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以后,上海私营零售商业试行按行业和按地区实行合营。

    私营交通运输业改造。解放初建立联营组织,实行统一承揽业务,统一调配任务。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运价“三统一管理”,成立有国家干部参加领导、工人参加管理的联合管理处或管理组。同时,有计划扩展公私合营,1953年11月~1954年,组成公私合营中兴海运公司、上海轮船公司和浦东公共交通公司。1955年按不同航线及航运特点进行合并合营,组成公私合营上海港内驳船运输公司、南洋轮船公司和内河航运公司。

    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对资改造工作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2月,上海市一届三次人代会根据中央决议精神,确定在两年内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各委办局相应制定完成改造的规划。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14日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采用北京办法,在10天内完成全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15日市工商界举行临时代表会议,作出6天完成全市私营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申请工作的决议。1月20日全市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批准全市205个行业、106274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过清产核资,全市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资金共计11.22亿元,其中工业私股占82.4%、商业私股占12.2%。全行业合营后,对私股拥有者实行定息制度,按核定资金年息5%。确定1956年起为期7年,后又延长3年,至1966年9月停发。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试行)》,上海郊区迅速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秋冬,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户占全郊区农户29.3%。同时,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在各区陆续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4年上海市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至年底有909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28%,达到乡乡有社。1955年7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2月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1955年秋季后,上海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年底入社农户占总农户86%。1956年1月18日,全市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根据北京郊区7天全部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上海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全郊区179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合并一起转为34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完成全市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解放初期,全市手工业有5.84万户,从业人员12.8万余人,分布180多个主要行业。1951年6月,第一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制订《手工业合作社章程(草案)》,至1952年底全市有手工业合作社35个。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组织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1954年全市有217个供销生产小组和23个供销生产合作社。1955年初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手工业合作化。到年底,全市有手工业合作组织444个,其中供销生产小组234个,供销生产合作社54个,生产合作社156个;全年总产值6152万元,占全市手工业总产值19.4%。1956年1月19日,3.27万户个体手工业户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全部参加生产合作社,基本上实现手工业合作化。另外与大工业协作关系密切的,以及半工半商的1.26万户手工业户被带进工业、商业公私合营。

    十四、上海工业发展方针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工业采取合理利用,以改建扩建为主的方针,强调维持利用,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4.5%,低于全国18%的增速。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52年的19.8%下降为1955年的17.4%。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强调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并专门提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7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制定“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方针。基本内容是充分利用上海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改造和合理发展,重点发展重工业。机电工业要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制造中小型机械,特别是比较精密机械工业的基地之一。钢铁工业要成为生产小型钢材的基地。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电力工业应有适当发展。积极掌握技术、发展高级产品,恢复和扩大出口产品的生产。上海工业发展方针的执行,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的第一次工业改组,195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9%,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

    十五、整风反右、“反右倾”

    整风和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6日,市委召开全市1.3万名党员干部会议,作整风动员报告,上海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此后,市委连续召开10多次知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关改善党和知识分子关系、发扬民主、改善领导,以及开展“百家争鸣”等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批评和建议。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过程中,有极少数人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月15日和6月8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和《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和7月1日发表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7月9日毛泽东到上海了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情况,并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9月12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克服右倾思想,深入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上海反右派运动进入高潮,一批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初,市委部署在各条战线对干部开展“整风补课”,又有一批党内外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全市累计有15419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不良的后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1959~1964年为大部分人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9月开始,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对1957、1958年所有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进行复查清理,全市错划的共16297人,除2人之外,均予以改正。

    “反右倾” 1959年9月,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市委决定党内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至年底结束。全市10.8万名党员干部参加运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错误(包括严重干劲不足)的人,严重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者进行批判,错误打击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各级党组织反映实际情况和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运动中有4581名党员干部受到批判。据1960年8月统计,被批判的人中,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3711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883人。之后又在工厂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整风整社中,1521名工厂干部(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以及2.4万余名农村干部和富裕中农受到批判。“反右倾”斗争打断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再度泛滥,造成很大危害。1961年12月开始,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和处分的党员进行甄别,但甄别平反不彻底,到1962年11月,完全甄别平反的占76%,部分甄别平反的占11%;63%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取消处分,5%减轻处分。1984年,对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全部复查平反。

    十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 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8月15日,市委号召工业和其他各系统要“跃进再跃进”。同时,全市组织万人检查团,到基层单位检查“跃进”计划和措施。生产指标多次加码,确定195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176亿元,比1957年增长55%;钢产量120万吨,比1957年增长1.3倍。是年,全市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度近40万人参加,建低温反射炉、坩埚炉等2万多座,炼出废次钢铁。1959年,确定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55%,钢产量200万吨。1959年下半年贯彻中央庐山会议“反右倾”精神,1960年工业总产值指标比1959年增长45%,钢产量指标250万吨。基建投资1958年比1957年增长1.6倍,1959年又增长26.5%。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29.1%上升为1960年56.3%,轻工业的比重同期从70.9%下降为43.7%。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纺、食品工业减产,产品质量下降,物资消耗上升,亏损严重。同时,1958~1960年,由于突破对沿海工业发展的限制,继续执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方针,进行第二次工业改组,建立一批骨干工厂,扩大工业门类。扩建和新建上海第一、三、五钢铁厂,建立上海钢铁工业基础。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能力提高,制造成功2.5万吨合成氨设备,1.2万吨水压机,5万千瓦中压汽轮机,1.2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发展部分新产品和新兴工业,建立精密合金、高温合金、精密机械、汽车、拖拉机、石油化工、新型塑料、精密仪器仪表、手表、合成洗涤剂、合成纤维等新兴工业部门,新建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区和卫星城镇,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上海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农村的基层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机构,对工、农(包括林牧副渔)、商、学、兵实行统一领导。9月21日,全市第一个人民公社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成立,至9月30日全市796个高级农业生产社合并组成23个人民公社,全郊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成立初期,实行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公社统一核算,统负盈亏,自留地、自养牲畜、自营果树都收归社有,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共产风”。1958年10月~1959年第一季度,全市县社两级组织,向生产大队和社员个人无偿调用房屋19.12万间、各种物资折合4415万元、土地47503亩。1959年春,市委贯彻中央精神,调整农村政策和纠正“左”的错误。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本,超产奖励);发还社员自留地,恢复社员家庭副业,调整社队规模,但仍未克服平均主义。1959年8月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以后,农村“五风”重新盛行,全市农业生产又受到影响。

    十七、贯彻调整八字方针、建立工业科技基地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之后,根据“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搞好综合平衡”的方针,上海市委调整全市国民经济。第一,压缩基建规模和高指标。钢产量从1960年252万吨降为1961年的150万吨,1962年再降至120万吨;机械工业总产值从1960年128.51亿元降为1961年61.08亿元,1962年继续降到35.71亿元。第二,发展轻纺工业,加强支农产品、日用工业品和市场急需产品的生产。胶鞋、面盆、热水瓶等日常生活用品成倍增长。第三,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1961、1962年精简职工36万人。第四,调整商业,恢复供销合作社,发展集市贸易,改善市场供应。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961年,农村开始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开展以反对“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调整农村政策,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6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确定“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提出依靠上海科学技术力量向“高、精、尖”发展。1962~1965年,以专业化协作原则,进行第三次工业改组,调整生产结构,扩建一批骨干工业企业,对部分工厂实行关、停、并、转。开展工业技术改造,发展新兴工业和新技术。使上海工业形成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专业分工比较合理,协作配套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建立新兴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以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为中心,重点发展高温合金和精密合金、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硅酸盐材料、半导体和电子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等6个新兴工业,以及红外技术、激射光技术、真空技术、电子计算机新技术、电加工技术、氧气炼钢和连续铸锭、工业自动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半导体化等18项重大新技术。计划至1970年以前分两期实施,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其中一部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实施,到1965年上海初步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形成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工业区,以煤炭化工为主的吴泾工业区,形成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吴淞工业区,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高桥工业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彭浦工业区,以电子仪表工业为主的漕河泾工业区,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安亭工业区等一批新兴工业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52.04亿元,比1957年增长1.1倍;钢产量242万吨,比1957年增长3.7倍;其他各类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工业生产能力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钢约占1/5,钢材约占1/4,机床约占1/4,缝纫机约占2/3,棉纱约占1/4,手表约占9/10。科学技术实行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专业研究与群众革新相结合,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到1965年,原子能、电子、激光、半导体、计算机等新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有的应用于生产,不少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十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市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上海市郊10县进行整风整社,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肯定的“小四清”(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和打击不服改造的地富反坏分子的经验,以及5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市委先后在61个公社(占全市公社31%)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运动主要打击对象是“地富反坏”阶级敌人,清查基层干部经济问题,要求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并转发桃园大队“四清”试点经验。1964年11月,市委调配2.5万名工作队员,到金山、奉贤2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主要是解决所谓领导权问题,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中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许多干部受到伤害,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196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一些具体做法上部分纠正前段时期的错误,解放基层干部。同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5月金山、奉贤2县运动基本结束。1965年6月开始,其他8县全面开展四清运动。运动中,先搞上面,后搞下面,上下结合、分批进行;先清经济、清政治,再清思想、清组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陆续结束。

    城市五反、四清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1963年4月,上海市委部署在全市机关以及分批在工厂企业开展。机关五反着重在反官僚主义、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工厂企业运动侧重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124.4万人参加运动。1964年8月,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署在城市开展四清运动。分3批进行,第一批抽调1.5万人组成工作队分别进入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等部门130多个单位,19.7万人参加运动。第二批1965年5月开始,按局按系统进行,抽调3万多人,组成9个工作团,进驻700多单位,44万人参加运动。第三批1966年春节后工作队陆续进驻,有35万人参加运动。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大体经历揭露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开展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挖“打进来、拉出去”“和平演变”的人;整顿阶级队伍等3个步骤。第三批单位运动开展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队陆续撤出,四清运动停止。

    十九、拨乱反正

    揭批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25日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宣布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党内外一切职务。市委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利于大局的稳定”的指示,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1977年1月,市委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立案审查,并结合中央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3批材料,先后召开5次全市性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余党大会,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余党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结帮篡党和破坏经济建设,坑害青少年,插手外地搞分裂;迫害干部、知识分子、镇压公安干警,破坏档案销毁罪证等罪行;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同时,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帮派体系进行清查。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经过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清理打砸抢分子、“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清理打砸抢分子补课和处理突击入党,共查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错误或罪行以及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共10747人,其中属打砸抢分子判刑741人,“两案审理”判刑162人,突击入党又不符合党员条件而出党的4783人。初步查清有关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基本摧毁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初步查清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全市有30万人被立案审查,加上受株连的家属亲友约100万人。其中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级干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走资派”、“假党员”等的有900余人。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知名人士被诬陷迫害的有298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大量集团性案件,如上海地下党冤案中的“工业系统十大专案”、政法系统“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案、科技系统“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文化系统“演剧九队”案等。1977年4月,市委成立复查小组,11月成立复查办公室,各部委办、区县局和大专院校党委成立复查工作机构,全市开展冤假错案平反工作。1978年6月23日,市委、市政府为曹荻秋举行骨灰安放仪式,8月12日为金仲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市委为郑平、常溪萍、陈同生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全市各系统、各单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员平反。12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召开30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对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对参与策划“一月革命”并在以后继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逮捕法办。到1978年6月,全市共复查结案2.4万余人。下半年,市委指示全市法院复查“三类案件”(即“防扩散”案件),部署抽查验收已复查案件。1979年上半年复查工作初步结束。至此,全市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处理的干部92687人,其中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干部案子全部属于冤假错案,全部平反,干部平反纠正率达92%。复查一般党员案件12800余起,复查非党群众案件19.8万余起,复查平反“上海地下党”和科技系统“两会一线”等“叛徒集团”、“特务集团”、“反革命集团”冤假错案715件。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上海市委原第三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上海市公安局原局长扬帆冤案得到平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101295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

    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开始市委领导对此态度不明朗。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6日~2月13日,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市委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态度作自我批评。会议推动全市拨乱反正全面展开。以后,市委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并部署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对上海全面拨乱反正起了促进作用。

    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 1978年11月,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6297人复查改正。1979年1月,为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1979年11月,把6.16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划分出来。还落实党的老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主党派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侨务政策,对台政策等。

    二十、上海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12月,市委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全面规划,综合平衡,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提高的要求,经济工作着重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同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和试点。首先推行以责、权、利结合为特点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又分期分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在少数单位进行以税代利的试点。1983年按国家规定,全市国营企业全面实行以税代利。1982年在农村逐步推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80年代,上海发展受到资金不足、资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矛盾制约。1984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确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与上海一起调查研究,提出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9月,国务院调研组抵沪。10月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草拟《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1985年2月获国务院批准。《汇报提纲》明确20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上海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1)应当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2)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的中心城市的作用。(3)近期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改革、开放和理顺经济上。(4)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保证。同时提出,上海要为全国国民经济“翻两番”作最大的贡献。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6条方针和任务是:(1)对国内外都开放,起沟通内外桥梁作用的方针;(2)广泛采取先进技术,有重点地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的方针;(3)主要采取逆向发展新技术,开拓新兴工业的方针;(4)发展第三产业,为全国服务的方针;(5)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的方针;(6)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方针。《汇报提纲》还提出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3月,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对进一步落实《汇报提纲》作出决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积极利用外资和增加出口创汇,扩大内外经济技术交流;加快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促进传统工业改造、生产稳定增长和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坚持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一代新人,开创一代新风。市委根据《汇报提纲》分析全市面临的问题,提出《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强调逐步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制订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出发点。《建议》提出,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积极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比例;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把提高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结合起来;进一步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更好地把全市的生产建设同扩大内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有重点地加快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和新兴工业的发展;有计划地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6~1992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7%以上,1992年超过1000亿元。第三产业在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26%提高到1992年32%。1992年全市外贸出口达64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90%。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试点,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发展企业集团等形式的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对外开放迅速扩大,以浦东为重点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二十一、整党、反腐倡廉

    80年代整党 根据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市委部署全市整党。1983年11月开始到1985年5月基本结束,分二期7批进行。第一期分2批,含市级机关和部、委、办、区、县、局等单位共203个,加上部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先行试点,参加整党的党员6.5万余人,历时16个月。第二期分5批进行,第一、二批大部分是相当于局级和处级单位,市级公司、大中型骨干企业、县属局以及城市街道、农村乡镇机关等9千多个单位,40万党员参加,历时6~9个月。第三、四、五批都是基层组织,1.6万个单位,40多万党员参加,历时3~6个月。在整党中进行了:(1)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核查“三种人”,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全市定为“三种人”的300余人,定为严重政治错误的3000余人。(2)加强党性教育,纯洁党员队伍。开展以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党的宗旨教育,开展争做合格党员的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边整边改”、“未整先改”贯穿于整党过程。纯洁党的队伍,进行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工作,全市开除党籍的619人,不予登记的1134人,缓期登记的1752人,受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的3687人,受处理面占参加整党党员0.8%,出党占0.2%。(3)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实现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班子群体结构。其间发展新党员143362名。

    反腐倡廉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惩治腐败。市委要求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与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坚决清除腐败分子。1991年12月,中共上海市五届十二次全会提出,重点查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案件。1993年8月,遵照中共中央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部署,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大会,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3项工作。各级纪检机关严肃查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案件以及证券期货市场、土地批租、房地产交易、工程承发包等新领域的经济案件。检查和纠正党政机关干部收受礼券、公款出国旅游等不正之风。对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提出廉洁规定,自律自查自纠,1995年规定延伸到国有企业党政领导干部。1994年12月市委六届三次全会要求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肃执纪,进一步从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上探索新路,减少和消除产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1993~199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党纪、政纪案件5089件,其中大案要案1394件;受党纪处分共3466人,其中开除党籍1534人,留党察看428人,撤销党内职务54人,严重警告660人,警告790人。

    二十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年下半年,北京等地出现学潮。11月10日,上海部分大学生罢早操,贴大字报,组织队伍上街游行。此后一个多月,学潮逐步扩大,上街游行持续6天,2.9万余人次参加。12月5日,市委召开部分高校负责人会议,要求改进学校工作,澄清模糊观念,规劝学生不要上当。市长江泽民多次与学生对话。12月20日,市委召开万人干部大会,对进一步稳定大局作部署。12月22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市政府发言人答记者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上海市公安局布告》。讲话和布告要求学生认清形势,明辨是非,共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6日市公安局公布《关于游行、集会管理暂行规定》。各高校教学秩序趋于正常。

    1989年4月北京部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17日上海高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5月22日上街游行的部分学生堵塞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和江湾五角场等地区交通。6月4日,上海有些人继续设置路障,阻碍交通。6月5日晨,市区公交线路全部中断,其他汽车运输基本停止。6月6日晚,光新路铁路道口发生歹徒焚烧列车事件。面对严峻局面,上海市委、市政府依靠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为维护上海稳定,展开坚决斗争。4月26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市委书记江泽民根据中共中央精神,要求全市人民行动起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顺利贯彻,同一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5月30日市政府发布《关于恢复和维护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6月1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中办、国办关于尽快恢复正常秩序的通知》。6月8日晚,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6月9日市委、市政府组织10万工人纠察队员和部分机关干部清除所有路障,恢复公交线路的运行,全市恢复正常。

    二十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6年3月3日,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一代新人,开创一代新风”,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要求和任务。10月初,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提出上海精神文明建设要做好的12项工作。1988年7月,市委五届七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1991年1月,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列为当年三项重要工作之一。12月,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1992年3月9日,市委、市政府召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员大会,贯彻落实《实施意见》。强调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切实克服形式主义,讲求实效,要抓领导、抓队伍、抓典型、抓导向、抓基层等。1995年3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会,制定《上海市1995~1997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要求抓住“提高市民素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这一特色,做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互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市民热爱上海、建设上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市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重视开展各种群众性文明建设活动,提高“窗口”单位的服务质量,开展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的“七不”规范宣传教育,开展文明小区的创建活动。1990~1995年,全市评出全国劳动模范134人,市劳动模范2699人、先进集体1219个,全国三八红旗手7人、先进集体5个,市三八红旗手2682人、集体557个,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6人,市新长征突击手2027人、先进集体594个。1995年全市评出市级文明小区96个,区级文明小区170个,全国文明住宅小区3个。1991~1995年有26项作品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

    二十四、开发开放浦东

    1984年,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开发浦东。1987年后,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和领导小组,多次举行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1990年2月26日市委、市政府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28日~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委托,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沪,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视察。4月18日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浦东、开放浦东,原则批准在浦东新区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市委、市政府,原则同意上海5月4日报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开发浦东的指导方针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引进项目的起点和产品结构的层次要高一些;以外向型为主,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国外资金;把浦东开发和浦西地区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6月中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决策。市委抓紧动员和部署,强调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大力推进浦东开发,要求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硬环境;花大力气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快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开发建设;充分用好国务院批准给予浦东新区的各项政策,加快引进外资、内资,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全面启动。1991、1992年,上海继1990年公布《上海浦东新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等9个政策法规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又公布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扩大有关项目审批权限,确定有关配套资金的筹措权。1992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遵照中共十四大精神,对加快浦东开发作系统部署,提出力争在90年代实现浦东新区生产总值翻三番,达到500亿元,新区的城市化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初,要在浦东建立全国第一流的市政基础设施,最大的商务活动中心,高度开发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区,先进的出口加工基地,现代化的城郊型农业和配套服务条件完备的高质量生活区。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浦东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1993年1月1日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挂牌。1995年9月上海制订、公布允许在浦东新区试办中外合资外贸企业等加快新区功能开发的新政策。12月市委六届四次全会通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浦东开发要坚持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按照2010年要把浦东基本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的要求,新区的基础开发要重点建设好新一轮浦东航空港、深水港等10大基础设施骨干工程,基本完成五大综合分区(四个重点开发小区和六里现代生活园区)的开发建设,到2000年形成60平方公里的新建城区,外环线以内的城市化地区达到100平方公里。功能开发的重点是,拓展金融贸易的服务功能、保税区的口岸功能、高科技和外向型工业的生产功能。

    二十五、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1992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十四大提出的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按照建设国际中心城市功能的要求,决定实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上海经济发展的顺序从“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同时,对三大产业内部作相应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以金融、贸易、交通通信等六大行业为重点。第二产业的发展从过去主要依靠传统工业支撑转向主要依靠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撑。第一产业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实现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的转变。1995年12月,市委六届四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上海各次产业发展的重点。即第三产业突出金融保险、商品流通、交通通信、房地产、旅游和信息咨询六大重点行业。第二产业突出汽车、通信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和钢铁六大支柱工业以及现代生物及新药、计算机及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第一产业要走出一条具有生态平衡、观光休闲、科技示范、出口创汇等多种功能的都市型农业发展新路。

    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三、二、一”产业方针全面实施。以金融、商贸、交通通信等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30.8%,提高到1995年40.1%。工业保持快速增长,汽车、家用电器等六大支柱产业发展迅速,传统工业改造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9%,支柱产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90年的34.5%提高到45.1%。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菜篮子”、“米袋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7%。

    二十六、上海“九五”计划、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4年12月26日,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上海新三年的奋斗目标是: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浦东新区功能开发实现重大突破,上海服务全国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全面发挥;基本建成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框架,有重点地加快城市功能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各项事业与经济建设保持同步协调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上海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控目标为年均增长10%左右,到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0亿元,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4%左右;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40%左右;居民消费品价格总指数的涨幅降低到10%以内,职工工资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5%以上。1995年12月市委遵照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跨世纪宏伟纲领的精神,在上海新三年发展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形成《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是月市委六届四次全会原则通过这一《纲要(草案)》。《纲要》提出,到2010年上海的奋斗目标是,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主要标志是:基本形成世界大都市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基本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心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国内外广泛经济联系的的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形成现代化国际城市基础设施的构架,基本形成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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