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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基督教

2007-3-23 15:03:14

概述

18世纪后期,欧美基督教各宗派先后成立传教组织——差会,向海外传教。清嘉庆二十年(1807年),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为英国伦敦会所差派。道光十一年(1831年),第一个来上海的传教士郭士立,乘坐鸦片走私船3次登陆上海,窥察上海的港口、城池等情况。当时的清政府对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的进入,采取闭关锁国政策。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传教大门遂被打开。道光二十三年英国伦敦会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最早来到上海,他们藉助不平等条约建立教堂、开办医馆、印刷所等,并建造住宅。他们也是基督教在上海第一个教案——青浦教案的肇事者。其后,英国圣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浸礼会、美国监理会等基督教各宗派先后来沪建堂传教。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英、美基督教的主要派别便在上海建立了传教的立足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基督教原先没有成立差会的较小的宗派,如内地会、基督会、宣道会、公谊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也派遣传教士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社会服务团体和慈善救济团体也进入上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势力得到发展,影响日益扩大。在华传教士分别于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十六年和光绪三十年在上海举行3次由各宗派代表参加的在华传教士全国性大会,传教差会已把上海作为对华传教事业的基地。这一时期英美基督教差会开办的学校、医院、文字出版机构等,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影响下,光绪二十九年初,夏粹芳、宋耀如等13人发起成立中国基督徒会,创办《中国基督徒报》。光绪三十二年,上海闸北堂牧师俞国桢宣布脱离美国北长老会的管辖,成立了由中国人自办的耶稣教自立会,4年后成立全国总会。全国不少地方的基督徒纷纷响应,形成了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20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主流教派的全国组织都冠以“中华”的名称,并推定中国教牧人员为第一负责人,以图改变“洋教”的面貌。民国11年(1922年),西方传教士进一步提出教会本色化的主张,中国基督教人士为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在同年5月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本色化教会的口号。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后,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受到很大的挫折。大革命时期出现的600多处自立教会,有的停顿,有的解散,有的复归差会控制。民国24年只剩200多处。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对提高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意识起了推动作用。

民国37年,吴耀宗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基督教的时代悲剧》等文章,提出基督教已经是帝国主义思想、文化侵略的工具,成了社会变革的阻力,中国教会应该从差会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关怀启发下,吴耀宗联合基督教内一批领袖,于1950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同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吴耀宗等人起草的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这个宣言指出中国基督教必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认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三自革新运动得到了全国基督徒的热烈响应。1954年7月22日~8月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正式成立以吴耀宗为主席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导全国基督教信徒开展三自爱国运动。

1955年4月25~29日,上海市基督教举行第一届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陈见真当选为第一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教堂聚会的人数减少、奉献收入下降,不少传道人无事可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全市教堂、聚会点由208所合并为23所,实行联合礼拜,大部分教职人员转业退休,只留下74位教职人员继续参与教会工作。联合礼拜对不同的信仰观点和礼仪实行互相尊重,改变了宗派林立的局面。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严重破坏,所有教堂关闭,宗教活动停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迫害的宗教界教职人员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9月全市率先恢复沐恩堂、清心堂、沪北会堂的宗教活动。1981年在上海市基督教第四届代表会议上成立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该会与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合称为市基督教两会。此后数年中,全市的教堂陆续修复开放,市区各区先后召开了基督教代表会议,相继成立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区堂务委员会(简称区基督教两会)。80年代初起,上海市基督教两会编印出版各类宗教书籍,出售《圣经》、《新编赞美诗》等,还经常对教职人员进行三自爱国教育。自1985年四省一市在上海开办华东神学院,至1998年,已为华东地区培养出神学毕业生360余人,其中分配到上海工作的有50余人。1998年12月,全市教职人员276人,信徒15万余人。1998年底市区和郊县开放的基督教堂103所,以堂带点48处。

1978年以后,中国教会恢复与世界各国教会组织的友好交往,加强与各国教会的联系,基督教界与国外的交往逐渐增多。通过教会组团出访,向海外介绍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了解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来访的及上海教职人员出访的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芬兰、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南非、肯尼亚等,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随着基督教传入上海,上海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近代上海集中了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在英、美等国留过学,或由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所办的教会学校中受过系统教育,为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造就了一批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人物。由于上海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文化和教育相对发达,又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西方传教士,因此,各种差会、教派均在上海设立总部机构,使上海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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