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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天主教

2007-3-23 14:21:52

概述

天主教是在明末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帮助下传入上海地区的。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邀请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来到上海传教,在宅第西侧建立了上海第一座教堂。徐氏家属亲友等200余人受洗入教。天启元年(1621年),徐光启弟子孙元化又邀郭居静前往嘉定传教,在那里建立了住院,前后约10年。天启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毕方济合译的《灵言蠡勺》在上海刊刻。孙元化、徐光启相继去世后,上海的传教活动没有大的进展。崇祯十年(1637年)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来到上海建立住院,并往崇明传教。崇祯十三年,潘国光购得豫园世春堂旧址改建成敬一堂,为上海第一座公众的教堂。明清易代以及清康熙三年至八年(1664~1669年)的汤若望案,上海的传教事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据教会史记载,潘国光在康熙四年离开上海时,已发展教徒四、五万人,而全国的天主教徒总数则从崇祯末年的十五万下降到十三万人。康熙十年后,传教士在朝廷获得康熙帝的信任,全国天主教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康熙三十九年已达30万人之众。但从上海教务的情况来看,潘国光之后进展不大,信教的士大夫阶层中出现远离教会的倾向。

自从“中国礼仪之争”引发康熙禁教后,传教士非法进入内地传教十分艰难。加以葡萄牙与罗马教廷之间在“保教权”问题上争执不休,上海地区经常没有主教主持教务,外国传教机构不得不加紧培养中国传教士,另一方面则促进基层的教徒自己来维持宗教生活和接待不定期来巡视的传教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上海地区的教务主要由7名中国传教士主持,基层堂口则有教徒自己管理,中国传教士和教徒在本地区教会中享有较大的自治权。

鸦片战争后,上海天主教在法国外交官的保护下,逐步形成了殖民地性质的教会。在上海的法国传教士也以为法国的对华政策服务作为回报。咸丰三年十月至十一月(1853年11~12月)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前往天京访问太平天国,法国耶稣会士南格禄和葛必达作为陪同人员同行。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期间,英法组成联军镇压太平军,时任耶稣会会长的梅德尔随军出征。耶稣会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传教修会,曾在上海创办了天文台、博物院、藏书楼、医院、学校等科学、文化、卫生、教育事业。但这些事业首先为法国服务,被认为是“法国的事业”,同时为殖民地教会的发展服务。从修道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神父,大多数只能在外国神父领导下,出任农村的本堂神父。马相伯是上海天主教著名爱国人士,徐汇公学毕业后,修道成为神父。因无法忍受在教会内的屈辱地位愤而离开教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亲任总教习,次年继任总教习的外国传教士篡改原来的办学方针。马相伯愤而率领全体学生退学,另创复旦公学。这是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徒与殖民地教会体制的第一次抗争。民国8年(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震旦大学、徐汇中学、中法中学等教会学校的爱国学生都投入这一运动。教会当局下令开除参加罢课的学生,震旦大学参加罢课的学生拒绝离校,被法国巡捕驱赶出校门。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权利被殖民地教会当权者剥夺殆尽。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上海的天主教徒表现了空前的爱国热忱。上海沦陷后主持上海代牧区的法国主教惠济良却与日本侵略当局关系默契。民国31年,由惠济良主礼,日本侵略者参礼,在洋泾浜天主堂举行了隆重的“日本阵亡将士追思弥撒”。

民国35年,梵蒂冈宣布在中国撤销代牧制,成立所谓中国教会体制,所有的代牧区都改称主教区,而原来的外籍代牧则改任正权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仍旧由原来的代牧法国耶稣会主教惠济良继任。上海天主教会的殖民地状况依旧。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处于解放区的传教士纷纷撤到上海,民国37年,黎培里在上海建立了天主教全国性机构中国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解放前后,各个外国传教修会在梵蒂冈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号令下,结集在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朝鲜战争开始后,外国传教士认为期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因而在反对新中国的活动方面更加猖狂。1950年11月,全国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时,上海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教会内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制下,起步十分艰难。1953年,清除了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后,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继续效忠帝国主义势力而与人民政府为敌。直到1955年肃清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后,上海教区的神职人员才逐步站到反帝爱国的阵线上来,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

从1956年开始,上海教区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问题上,团结一致和梵蒂冈的无理干涉进行斗争。1958年后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天主教界人士的爱国主义觉悟。1960年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并以民主方式自选自圣张家树为上海教区主教。

1962年后,上海天主教工作受到“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至“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完全停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天主教上海教区和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恢复工作,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教堂逐步收回,宗教生活恢复。1982年开始,培训神职人员的修道院和培训修女的女修院先后恢复。1983年,教区从事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光启社恢复工作。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后,知识分子教徒在社会上所作出的贡献得到教会重视并获得广泛好评。1985年开始,上海天主教界开始组团出访,与海外的天主教界开展友好交往。上海天主教会也接待了海外许多著名的宗教领袖的来访。上海天主教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各方面作出的成绩也为国际天主教界所赞赏。

进入90年代,上海教区以建设教会为工作重点,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下,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教会的各项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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