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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佛教

2007-3-21 10:24:11

概述

佛教在上海的传播可追溯到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相传龙华寺和静安寺均在这一时期创建。明、清时期的志书中追溯吴淞江北岸的一些寺院历史有建于南朝梁武帝时期之说。随着上海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扶持,上海佛教不断发展。隋、唐时期(581~907年),上海佛教显露兴旺景象,新建寺、塔逐渐发展到吴淞江南岸一带(今青浦、松江、金山),尤以青龙镇一带为多,曾有“七塔十三寺”之称。青龙寺、隆平寺等更是“重楹复殿,观雉相望”。宋代(960~1279年),青龙江海上贸易更加发达,青龙镇舶商云集,街市繁华,梵宇壮丽,风光秀美。宋室南迁,上海人口激增,市场更加繁华。虽然青龙江逐渐淤塞,青龙镇日益衰落,但是,长江口南岸新兴的黄姚镇(今宝山月浦附近,清初坍入长江中),“海舶辐辏,人烟浩穰”。上海佛教空前发展,新建寺院达120余所,其中南宋时期(1127~1279年)所建就有80余所。元代(1279~1368年),上海改镇设县,佛教继续发展,新建寺院有100余所。明代(1368~1644年),大力整顿佛教,裁并小庙,沙汰僧尼。但是,上海佛教持续发展,新建寺院也有140余所。清代(1644~1911年),上海佛教和全国各地佛教一样渐趋衰落,尤其在清代末叶,江南一带战乱频仍,上海历代知名寺院不少毁于兵燹,新建、重建寺院虽有110余所,具有规模的寺院只有留云禅寺、国恩禅寺、玉佛禅寺等少数,冠名为“庵”、“堂”的小寺小庙,就有80余所。

上海地区历代所建众多寺庙中,不乏“布局完整,殿宇壮丽”具有规模的大寺庙,也留下一些高僧大德的足迹。如唐代有心鉴禅师、船子和尚等高僧;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有日本泉涌寺僧不可弃俊芳(大兴正法国师),到华亭县超果教寺从北峰宗印学天台宗8年的记载。但总的来说,上海佛教在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清末,上海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因而上海佛教出现了带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景象。当时全国著名高僧大多卓锡上海,或经常莅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创办佛教院校,采用近代教育方式培育僧才,不少寺庙由剃度世袭制改为十方丛林制或恢复十方丛林制。同时,一大批知识渊博、信仰虔诚的佛教居士在上海创立佛教团体,创办佛教出版机构,铅字排印《频伽藏》,出版佛教书刊,利用电台传播佛教,灌制佛教唱片,设立佛学图书馆等,佛教居士逐步成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力量。上海佛教还通过举办社会慈善事业,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提高佛教的地位。经上海佛教界的种种努力,不仅促使上海佛教的高度发展,而且推动了全国其他地区佛教的发展。

上海地区的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等。近现代上海地区的佛教传播不拘泥于一宗一派,而是融通各宗,“教在华严,行在禅宗”,“台贤并弘,禅净双修”,“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等多为沪上著名高僧所主张并身体力行,一些知名居士更是各宗兼弘。

上海佛教界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辛亥革命期间,各界人民积极参军、助馈。佛教界的清凉寺住持清海、海潮寺住持应乾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从清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腊月初八日起,设水陆道场49昼夜,所得礼佛香金,悉数捐派军饷。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佛教界人士组织救护队、掩埋队、担架队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场,救护抗日战士,掩埋遇难同胞尸体,同时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救灾济贫。圆瑛法师携徒明旸两下南洋募款资助抗日救国,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逼供之下,仍然威武不屈,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表现了一代高僧的高尚人格。

解放后,上海佛教法师与居士通过时事政策的学习、民主改革及各项社会运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从佛教义理中吸取有益于当代社会的积极因素,爱国爱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市佛教协会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积极引导广大佛教徒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努力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践中国佛教“一种思想(人间佛教思想),三个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要求广大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利益人群,自觉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同时积极开展上海佛教界与境外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发挥民间外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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