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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家主要报纸

2001/12/14 13:12:07

《解放日报》(1949~ )

上海《解放日报》于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日,在汉口路309号申报馆原址创刊。

《解放日报》原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该报撤出延安,于同年3月27日停刊。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已横渡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将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命名为《解放日报》,并沿用毛泽东题写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报头。办报的新闻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在江苏丹阳荆村桥(荆镇桥)集中,同时宣布《解放日报》编辑部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名单,报社成立编辑部、采访部和社会服务部。社长兼总编辑范长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恽逸群,副总编辑魏克明。

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申报馆,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由史量才独资经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申报为敌伪劫持。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报被国民党CC派把持,大部分为官僚资本。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上海解放时,对申报馆实行军管,没收其官僚资本部分,保留私人资本;利用其原有设备出版党报,并委任史量才之子史赓的代理人为副经理。1954年6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政务院指示精神指出:党报不应有私股,可将私股股款发还或暂交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保管,再协商解决。解放日报社随即作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并按地方国营现代工业企业的规定向上海市财政局上缴利润。

解放初期,《解放日报》总的方面由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有关上海工作则受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因为华东局首先通过上海的经验指导华东各地工作,该报对上海的宣传报道占较大比重。华东局设党报委员会,由中共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舒同兼任书记。1951年9月3日,该报因后勤部门值班人员疏忽,漏登斯大林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致毛泽东的复电,舒同领导该报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各项制度。1954年3月,华东局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草案)》,对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报社内部的领导与工作的整顿,提出了具体要求。报社实行社长制,设社务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范长江、恽逸群、张春桥先后任社长兼总编辑。《解放日报》是以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社会和党的生活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日报,具有较高的政治性、思想性、群众性、可读性和权威性。创刊时日出对开八版,不久因纸张供应不足改为六版,以后又压缩为四版(1958年3月起“大跃进”时期,扩大为每周六天出六版,1961年2月,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又压缩为四版)。创刊号发行10万余份,居上海日报之首。

该报创刊后即致力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面对新解放区的广大读者,一度辟文献专版,刊登有关党的政策、决议等文件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仅1949年6月即刊登40余篇。

上海解放之初,面临恢复生产、改造社会和粉碎敌人封锁、轰炸、破坏的艰巨任务。该报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在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中提出三大任务: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群策群力保护全上海市民的民主自由;顺利完成接管;迅速恢复生产。7月27日又发表社论《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提出了克服暂时困难的六项任务,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上海和华东各地工作的指导方针。随后在宣传恢复国民经济、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工作中,以及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面,都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报道。1949年10月,该报刊登的关于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道及社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什么经验?》,毛泽东指示新华总社播发全国,希望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加以注意。“五反”运动中,揭露奸商王康年卖假药危害志愿军的报道,影响遍及全国。“五反”运动时期,针对出现的“左”的思潮,发表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长篇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全面论述应当如何看待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此文受到毛泽东的赞许,亲自修改并加按语后,在《学习》杂志重新刊出。随后,《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

1951年1月,解放日报社在省市地方党报中,率先派编委刘时平为特派记者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以后又陆续派记者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直至朝鲜停战。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撤销,《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同年12月16日,上海市委作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办好〈解放日报〉的决定(草案)》,要求该报应以更加地方化、群众化作为自己的工作方针,以上海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在教育、团结和组织上海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55年2月,报社改社长制为总编辑负责制,撤销社务委员会,保留编辑委员会。张春桥、杨永直、杨西光、魏克明先后任总编辑,王维任第二总编辑。

在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该报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源地、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大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形势和波澜壮阔的声势;宣传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方针的正确性、必要性。同时,宣传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宣传了工农业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各项重大成就,发现和报道了一批有影响的重大典型和先进人物。名闻全国、至今传诵“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经该报率先报道,引起领导重视,中央隆重命名,毛泽东为此撰写了《八连颂》,志成兴钢铁制品厂白手起家闹革新的“一把菜刀闹革命”,建设机器厂搞技术革新“蚂蚁啃骨头”精神,吴佩芳创办民办小学“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工人王林鹤经过了371次失败,终于试制成功高压电桥,广慈医院治疗大面积烧伤的炼钢工人邱财康,以及被誉为“一把锈锁开七年”的和平丝绸厂中共党支部书记沈玉英,第六人民医院医生陈中伟的断手再植成功等先进典型,都产生过广泛和重大的影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也是该报首先宣传的。

1954年,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参加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全面推行《真理报》的经验,改变了该报创刊以来较为注意探索城市办报经验,重视宣传报道的思想性和群众性的做法,以致报纸的信息量减少,业务性专业性增强,脱离生活的大块文章占据版面,编排呆板,内容枯燥乏味,引起读者和报社同人的不满。

1956年,报社编委会在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改版以及党提出的文化政策的推动下,从元旦起报纸改版,同时提出整顿文风,使报纸具有字大、画多、文章短、标题醒目等特点,并公开征求读者意见。3月,编委会向编辑部作题为《改变报纸枯燥无味的状态》的动员报告,就经济宣传、记者工作、编辑工作、领导问题等方面提出改进意见;4月,又作加强群众工作的报告,要求恢复全党办报的传统。随后,又深入总结以教条主义方法学习《真理报》的教训,提出要研究和发扬中国报纸的传统。经过一年努力,报纸有较大的变化:信息量增加,报道面扩大,文章短小,文笔较为生动,读者关心的问题放在显著地位报道;副刊有了新的发展,注意到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比较重视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7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座谈会,该报总编辑杨永直与会,亲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会后,报社编委会反复学习、研究,起草了《解放日报》改进方案(提纲),总结一年来改革经验,分析当时形势,探索《解放日报》的性格和办报规律,对今后报纸内容、版面分配、各部组工作提出具体规划。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改革中断,“提纲”未及实施,还受到批判。在反右派斗争中,该报的有关宣传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社内部也错划了一些右派分子,这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后来都得到了改正。

50年代后期,《解放日报》在宣传报道中,也犯过“左”的性质的错误,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宣传了高指标,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之类的错误口号,一度对所谓“观潮派”、“促退派”、“算帐派”等进行批判,起了不好的作用。1960年6月,《新闻日报》与《解放日报》合并,《新闻日报》停刊。《解放日报》编辑部等主要部门迁往汉口路274号原新闻日报社大楼办公。

1961年~1962年,总编辑魏克明主持检查了“大跃进”时期的报纸宣传,清理了错误口号,作了《大跃进以来宣传的总结》,并带头下基层调查研究,纠正宣传报道中的缺点错误。1962年6月,又主持制定了《二版改进草案》,提出第二版“应当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亟需破除指手划脚、态度生硬的‘指导性’,破除只有少数人理解的业务性、技术性”,加强生活气息,做到平易近人,有声有色,从而更好地进行宣传,发挥党报的应有作用。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个改版方案也未能付诸实施。

1962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该报在报纸上发起名为《我和祖国》的征文,希望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比新旧社会的感受,以此来迎接1962年的国庆节。来稿十分踊跃,两个多月共收到各地寄来的应征稿件3600多件,内容生动,感情真挚。接着,增设《回忆对比》专版,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1963年初,开辟“新道德新风尚”专栏,发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爱护公物、互让互帮等好人好事,提倡先公后私,助人为乐;又辟《大家谈》专栏,让群众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讨论解决,都受到读者的好评。毛泽东赞扬《解放日报》这一时期的宣传报道“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

196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重建。从1963年开始,《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在华东各省设立记者站,确定对华东地区的宣传报道,掌握“少而精”的原则,着重于发表社论,报道重要的典型和经验。1964年5月,报社学习《解放军报》的经验,撤销编委会,建立党委会。魏克明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任党委副书记兼第二总编辑。1965年11月,马达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魏克明调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王维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此期间,该报宣传了农村的自力更生、改造自然的山东下丁家大队,以及在芦席棚下大闹技术革新的卫海铁工厂,“心贴布、布贴心”、一心为国家多织布织好布的纺织女工杨富珍,有赶超先进、艰苦进行科学实验的工人技术人员蔡祖泉,肩挑小扁担热情为轮船乘客提供方便的服务员杨怀远等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和重大的影响。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该报的宣传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特别是1965年11月继转载《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1966年5月与《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6月11日又报道了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消息,并发表社论点名批判文化学术界的一批知名人士,随后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该报受到冲击。1966年11月30日凌晨起,“造反派”强行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报纸发行,历时八天九夜,震动全国,被称为“解放日报事件”。这是上海“造反派”继“安亭事件”之后制造的又一重大事件。

1967年1月5日,继《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后,《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也在社会上的造反组织支持下夺权。该报被夺权后,先由“联合司令部中心组”掌权。1968年2月成立解放日报革命委员会,一名党外群众任第一召集人,为党报史上所未见。1972年12月,因造反派内部倾轧,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党羽决定走马换将,成立该报第二届党委会,由王景任书记。被夺权后的《解放日报》堕落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向党夺权,并大量刊登攻击诬蔑中央和上海领导人的文章。

1976年10月,继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毁灭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解放日报》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手中,恢复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1983年,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成立后,《解放日报》曾同时作为上海经济区的报纸)。该报经过清查整顿,1978年3月组成新党委会,王维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1981年11月,报社成立编委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该报对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宣传精神文明建设,都作出了贡献;新闻改革和报业管理也不断取得进展。

1979年初,《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阐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其中有几篇或由新华社摘要转发,或被《人民日报》转载。关于《正确认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谈谈我国当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评论员文章和署名文章,受到胡耀邦的赞扬。安徽凤阳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该报率先报道,主张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文章也是该报最早发表。1980年10月,关于“上海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的讨论,摆出在长期计划经济束缚下的上海面临的严重困难,提出了上海振兴的急迫课题。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该报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造谣新闻,重申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在讨论真理标准的过程中,该报提出要清理办报思想中“左”的影响和改变那些脱离实际和不讲宣传效果的做法。该报首先提出“报纸的共性是思想性,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要加强新闻报道”,1978年11月3日开始,在第一版特辟“短新闻”专栏,刊登昨日与前日发生的短新闻,长者百余字,短的数十字,以此来改变新闻的“长、空、少、慢”的状况。以后又把这样的新闻扩大到其他版面,从而推动整个版面的改革。接着,又提出“加重、搞活”的方针,即既要提出重要问题,增加报道分量,又要讲求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随之抓了经济新闻的改革,提出经济宣传也应讲“效益”,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努力寻找“最佳交叉点”。1979年,该报又提倡社会新闻,并把它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1979年8月12日,在一版报道了《一辆二十六路无轨电车翻车》的消息,改变了过去事故新闻不上重要新闻版面的观念和做法,以后逐步发展到每天有固定的版面发表社会新闻。为了探索新闻改革,该报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刊登连载小说,并创办《报刊文摘》,集各家报刊之新,为读者提供方便;创办《上海经济信息》报,为企业面向市场服务;创办不搞催耕催种,着重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的《解放日报市郊版》。在这同时,该报对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十分重视,总编辑亲自抓,在一版头条地位发表《公物招领》的来信,进行爱护公物的宣传教育,受到广泛注意;发表《工人一封信,书记酒中醒》等三篇根据来信采写的通讯,引起各方面热烈反响。

该报还积极倡导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7月到10月,倡议并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一起,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和豫园商场,开展由消费者投票评选最佳商店、最佳营业员和服务员的活动,即“三街一场双佳活动”。1982年4月,该报又倡议并和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共同发起“上海市职工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万人。他们通过读书活动,接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实现岗位成才,收到显著效果。

1983年9月,解放日报社党委会和编委会实行年轻化,陈念云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

该报1986年就开始积极支持经济理论工作者、政府研究部门和海外学者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探讨,在专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为黄浦江另一翼的腾飞大造舆论。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内外环境的困难大声疾呼,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满腔热情地给子支持和鼓吹。对于濒临倒闭的上海一〇一厂内部职工奋起应聘、生产自救的过程进行的连续追踪报道,一时成为新闻传媒的热点。1986年5月,该报连续发表《“口不离”瓜子引起的风波》和《“星条衬衫”引起的风波》,并就这两个“风波”开展了“更新观念,推进改革”的讨论。该报报道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上海金陵无线电厂等一批深化改革、转换机制的企业典型和黄关从、陈新国等一批投身改革的企业家,以及报道上海第一家个体户、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个证券业务柜台、第一个合资企业、第一块向外商批租的土地等典型,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闻改革又有新的进展,主要致力于宣传报道的指导性和可读性的结合,要求报纸从内容、形式到风格,尽可能同社会现实、同广大读者靠得近些更近些。1984年12月创办《周末增刊》,加强了报纸对读者的吸引力和亲近感,对党的机关报既要扎根机关,深入企业,又要面向社会,走进家庭作了探索。1988年,该报从每天一大张、4个版扩为两大张、8个版,提出“增加信息量,提高可读性,增强群众性”的扩版方针,要求把《解放日报》办成为一张“信息密集型”的报纸;还大力提倡社会新闻,提出侧重经济和社会新闻是《解放日报》宣传报道的主要特色;还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一张开放型的报纸,立足上海,兼顾上海经济区(后改为兼顾华东),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大力开拓华东新闻,加强国际新闻,从而把报纸改革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扩版后,该报每天有5个以上的版面直接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并设置了21个专刊、副刊,以适应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读者的不同需求。

1989年1月以后,解放日报社党委会和编委会又经过两次调整,周瑞金、冯士能先后接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丁锡满、秦绍德先后接任总编辑兼党委副书记。

1991年,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邓小平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引起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热烈议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对姓“社”姓“资”问题作了结论,兴起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该报及时发表了《党的基本路线要讲一百年》的春节评论,传递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春天信息。这些言论受到了全国各地的重视,在海外也引起巨大的反响。邓小平要求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以后,上海重大建设工程气势恢宏,该报深入报道了从延安东路隧道、上海新客站到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上海地铁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巨变。

1992年,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关心下,报纸上开展关于“九十年代上海人”的大讨论,发表了27次(篇)座谈会记录和讨论文章。1993年又利用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办的机会,以“怎样塑造九十年代上海人的形象”为题,开展第二轮讨论,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改善城市环境。1994年初,在一版头条发表一位外商给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一封信,对“窗口”单位的服务态度提出批评,再次提出“提高人的素质,改善企业形象”,接着展开以改善企业形象为主题的“关于九十年代上海人的形象”的第三轮大讨论。历时三年,上海各行各业都参加了讨论,起到了扩大教育面、教育持久化的作用。同时,该报先后报道了气垫专家华怡、“焊神”曾乐、“抓斗大王”包起帆以及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的水电修理工人徐虎等典型,树立了上海人民在新时期发挥奉献精神的学习榜样。

1993年,该报提出加强“信息性、社会性、服务性”的扩为十二版的思路,在加强指导性即正确引导舆论的前提下,努力使报纸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读者服务。每天有7个新闻版,刊登重要新闻、典型报道和评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同时,大量报道群众关心的经济信息、热点新闻、问题新闻和引人入胜的社会新闻。26个专刊、副刊轮流刊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科技、法制等各个方面。1996年元旦又推出《双休特刊》,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1994年以来,该报还积极参与支持高雅的文化艺术的演出、兴建“希望小学”等公益活动。

1996年,该报组织记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重访长征路,采写老红军,再现红军将士的传奇经历、战斗历程和高尚情操,并反映九十年代长征路上的新景象。这次采访的活动历时100余天,采写了81篇系列通讯报道,在新闻界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组织记者采访了现在上海的部分红军老战士,把他们的人生经历、革命精神和战斗历程生动地再现出来。这两次不同寻常的采访纪录汇编出版了两本书:《长征路上访红军》和《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该报在加强报业经营管理方面有了较快发展,在建设报业集团方面也在积极创造条件。1981年期发数最高时达到93万份,近几年有所下降,在60万份上下。报社已由单一的机关报发展为拥有多种报刊的新闻母体,报业也进一步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在50年代,《劳动报》、《青年报》和初级党刊《支部生活》均曾由解放日报社编辑出版,后来或迁出或停刊。为集中力量做好《解放日报》扩版工作,《解放日报市郊版》和《上海经济信息报》均于1987年底停刊。到1996年年底,该报拥有《支部生活》(1980年10月复刊)、《报刊文摘》、《上海小说》、《上海学生英文报》、《新闻报》等系列报刊,还在香港出版《解放日报·中国经济版》随香港《星岛日报》发行,其中一些版面由《星岛日报》摘编后电传悉尼、纽约、伦敦的中文报纸刊出。国外发行日、美、法、俄等20个国家和港澳地区。该报在北京、广州先后设立了办事处,在北京、苏州、无锡以及崇明等地设有分印点。在华东一些省市设立了特约记者站或通联站。报社排版印刷业已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实现电脑排版、胶版印刷和版面传真。报社致力于开拓报业,发展多种经营,先后成立了解放实业总公司、解放广告公司、解放出租汽车公司等一批经营实体。1994年在报庆45周年之际,自筹资金建造的新闻业务大厦在汉口路上落成。这座二十七层高、三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物,状如巨笔直指蓝天。现代化的印务中心也在普陀区西谈家渡路兴建落成。数十年来主要依靠解放前遗留的旧设备办报的落后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得到了根本改变。

该报社址:汉口路300号。

《文汇报》(1938~ )

《文汇报》于民国27年(1938年)1月25日创刊,日出对开4版一张。同年7月1日起改出对开三张半或四张,由严宝礼等一批爱国人士集资创办,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时上海四周已沦陷,市区租界成为“孤岛”。为拒绝日方检查,该报利用洋商作招牌,以《文汇报》(The Seanard)名称向英方注册,聘英国人克明做名义上的发行人兼总主笔,成立“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并建立董事会。中国方面董事有五人:严宝礼、胡雄飞、沈彬翰、徐耻痕、方伯奋,英方董事有克明、劳合、乔治、萨埃门、小克明。严宝礼任经理,馆址设福州路436号。总编辑胡惠生。徐铸成为主笔,是编辑部实际负责人。报名为书法家谭泽书写。民国27年(1938年)12月1日又创办《文汇报晚刊》。该报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和宣传抗日的编辑方针,发表《战局分析》、《对抗战现局应有的认识》等社论;登载毛泽东对美联社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告全国同胞书;刊登介绍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刘伯承、林彪、任弼时的访问记和报道。《世纪风》副刊连载史沫特莱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行进》,译载勃脱兰的长篇通讯《与中国游击队在前线》等文。《文汇年刊》还全文登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抗日宣传,在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发行量接近5万份,成为当时上海报纸发行量最高的一张大报。由于该报积极宣传抗日,招致日伪嫉恨,先后对营业部投掷手榴弹,两名职员被炸伤,一人殉难;向编辑部写匿名恫吓信,送腐烂了的人手和带毒液的水果,进行威胁;还武装袭击报馆,打伤一名门卫和一名路人,妄图破坏出版发行。民国28年(1939年)5月,克明被汪伪汉奸收买。同月18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与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迫使该报停刊(《文汇报晚刊》同时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4年(1945年)8月18日至9月5日《文汇报》以号外形式复刊,日出8开一张,共出报19天。由新闸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家印刷厂承印,报馆设在印刷厂内。9月6日改版(编号与停刊时的号数相接)正式复刊,日出对开4版一大张,报馆迁至圆明园路149号,由中央日报社承印,发行全国各地,重点在上海、北京和江浙地区。《复刊词》声明“为无党派色彩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矢志保持高尚的报格”。发行人仍为严宝礼,总主笔储玉坤。在复刊后的几个月内,由于编辑部负责人站在国民党立场,与官方报纸几乎同调,引起读者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进入编辑部工作。陈虞孙、宦乡任撰写言论的副总主笔,马季良(唐纳)任总编辑,孟秋江任采访主任,朱云光、金慎夫任编辑主任,柯灵任主笔兼副刊主任,徐铸成也于民国35年(1946年)春回到报馆任总主笔,对报纸版面实行改革,言论、新闻报道的面貌逐渐发生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该报高举民主、进步的旗帜,积极支援工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对当时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如重庆较场口事件,上海各界人民和平请愿代表被打的南京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害事件,美国兵打死三轮车夫臧大咬子事件,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上海摊贩集体请愿事件,百货业青年职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演讲会遭暴徒殴打的劝工大楼血案等,该报都以大量篇幅作了报道,并用多种形式的言论,声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罪恶行径,反映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在当时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该报大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除刊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声明等外,还经常发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对时局的谈话,让蒋管区的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

民国34年(1945年)该报复刊后,除由柯灵等主编的副刊《世纪风》(后改《笔会》)、《读者的话》、《浮世绘》等外,从民国36年(1947年)春起增出如下周刊:《新思潮》由侯外庐、杜守素、吴晗主编,《新文艺》由郭沫若、杨晦、陈白尘主编,《新社会》由平心(李平心)主编,《新科学》由丁瓒、潘菽主编,《新经济》由张锡昌、秦柳方、寿纪明主编,郭沫若、马寅初、马叙伦、唐、曹未风、杨培新、章伯钧、周建人等著名人士都是这些副刊、周刊的主要作者。

民国36年(1947年)5月中旬,上海40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南京制造的“五二〇”血案。该报作了如实报道。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以所谓”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勒令该报停刊。该报被迫停刊后,部分记者、编辑、职工去香港,参加香港《文汇报》的创办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文汇报》于当年6月21日复刊,出版对开4版一张。社长兼总主笔徐铸成,副社长兼总编辑、副总主笔柯灵,副社长兼总经理严宝礼,先后任副总编辑的有郭根、刘火子、张树人。娄立斋曾在复刊初期的半年间担任过总编辑,后由柯灵接任。社址仍在圆明园路149号(1990年7月迁至虎丘路50号自建的文汇大厦)。

该报复刊社论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要“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尽其绵力”。周恩来为《文汇报》1950年元旦增刊题词:“努力为人民服务”。解放初期,该报属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公私合营。报纸销数约2万8千份。50年代初期,按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精神,该报以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宣传党的文教政策,大量刊发教育报道,介绍教学工作的具体经验,对当时教育方面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受到正处于从为旧社会服务到为新社会服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同时实行版面改革,从1952年4月1日起,从大张改为小张,出4开8版两张:正张刊登新闻;副张系各种副刊、专刊,可单独订阅。报纸销数逐渐上升,发行量最高时达到27万份。

1956年5月1日起,按国家安排,文汇报社迁往北京,参加创办教育部机关报《教师报》,《文汇报》停刊。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毛泽东关怀下,经中央决定,《文汇报》迁回上海,于10月1日复刊,徐铸成担任社长、总编辑,严宝礼任副社长兼总经理,钦本立、刘火子、浦熙修、唐海任副总编辑,柯灵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复刊后,该报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比较充分的宣传。除刊登知识分子访问记和报道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组织记者赴全国各地采写独家报道外,以“电影的锣鼓”(即《国产电影片为什么这样少?)发端,开展了各种问题的讨论,学术争鸣空气活跃。从怎样理解国内的主要矛盾到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从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探索到麻雀究竟是益鸟还是害鸟的争论;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到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意识的问题等等重大理论学术问题讨论,该报都有所反映。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一些新闻工作者座谈时,称赞《文汇报》“放(按:指百花齐放)得好”。

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该报首当其冲,受到不公正待遇。先是《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7月1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断言该报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执行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是“资产阶级方向”(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论断不符合客观实际)。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该报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等5名编委、16名编辑、记者、职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少社外编委、作者和特约记者同遭厄运。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报社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指示,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其成员分工负责编辑部各部门工作。社长金仲华,副社长兼总编辑陈虞孙,副总编辑陆灏、梁柯平、刘火子,副社长严宝礼、柯灵。

60年代初,该报辟学术版,对一些全国关注的重大理论学术问题开展讨论,受到各方面重视,中共中央1961年1月30日专门转发文件给予通报表扬,指出“《文汇报的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一文很好”(该文系内部材料)。从此,学术讨论更加红火,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生产力性质和按劳分配问题,道德继承问题,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评价问题,美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孔子的思想体系问题,洋务运动问题,曹雪芹和《红楼梦》评价问题,以及喜剧、悲剧、鬼戏、历史剧、轻音乐等艺术创作问题,都开展讨论争鸣。最初两年,仅在学术版上发表的争鸣文章,就达750万字,影响遍及全国。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该报还组织一系列典型报道和评论,突出报道了广慈医院治疗大面积烫伤工人邱财康、市六医院陈中伟医师断手再植成功、工人王林鹤试制高压电桥成功等重大事件,树立朱冼、彭加木、吴佩芳、刘元璋等一系列优秀人物典型,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从农村茶馆到大学生宿舍,从三千勇士扑灭烈火到山阳公社群众文艺,以及调查总结了育才中学教育改革经验,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举办《歌唱新社会》和《祖国一日》专栏征文,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热情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积极宣传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

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发展,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过火的政治批判,在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江青和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和张春桥的授意下,《文汇报》组织了“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和对德彪西音乐理论的批判,江青说这是“一手打鬼,一手灭洋”。该报还积极参与对电影《早春二月》等全国性的所谓“四大批判”。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奉命刊登由江青、张春桥一伙策划、毛泽东认可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3日,该报被“造反派”夺权,翌日重新刊登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月5日,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上海11个造反组织的《告上海人民书》。第二天,《解放日报》也被“造反派”夺权。两报的夺权,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月9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上海造反派《告上海人民书》,并刊发《编者按语》,称“……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证明,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文汇报》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下,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版面上“假、大、空”的造谣新闻,比比皆是。夺权以后的《文汇报》,完全成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社负责人几易其人,王景以“编辑工作小组”组长,艾玲、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分别以文汇报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田志强、王成龙、沈国祥分别以中共文汇报党委正、副书记名义,先后主持过编辑部和报社工作。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文汇报》回到党和人民的手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该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积极反映丰富多彩的经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为其办报方针。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框框,在上海率先发表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即“复旦大学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举办干部读书班”的新闻,以及虞丹《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剧本《于无声处》和《天安门诗抄》、小说《伤痕》等文学作品,以及大量拨乱反正的文章。从1979年初到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该报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从各方面阐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有些重要评论,还由新华社转发,为《人民日报》或各地报纸转载。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后,该报发表系列评论,作了突出的宣传。

从1977年开始,报社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马达、张启承先后担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1995年8月后,领导班子陆续调整,王仲伟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石俊升任党委副书记兼总编辑。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该报坚持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79年1月14日,发表丁允明的《为广告正名》的署名文章,促进了上海广告业的恢复和开拓。同年3月15日,该报刊登来沪外商的商品广告是全国第一家,被视为中国开放的一个标志。1991年1月26日刊发经济学家刘国光访谈录《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在全国报纸中第一次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目标模式是“市场取向”,90年代改革要从放权让利到注重经济机制的转换,辩证地处理好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以及认为企业改革要逐步实现四个“分离”,最早提出“法人所有权”的理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

该报充分利用在上海出版、向全国辐射的优势和海外影响,为贯彻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更好地发挥新闻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为振兴上海服务,进行多次重大的新闻改革,版面革新,努力拓宽报道面。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在广度上,不断扩大反映社会生活、适应读者共同需要的信息,并通过国内设立各地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和派驻国外记者,加强独家新闻;在深度上,通过人物新闻、专访、通讯、分析性新闻以及“记者见闻”等形式,反映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新气象、新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先后创办了《周末》、《法庭内外》、《文荟》、《向科学进军》、《市场信息》等专刊副刊,丰富了报纸的内容。1980年首先为开发浦东提出了“浦西浦东能否一桥飞架”的讨论,激起强烈反响;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环卫专家为何报国无门”的尖锐问题;“征用一块土地要盖39颗图章”的新闻,《原子核在“内耗”》的通讯,以及上海第一家个体经营的餐馆遇到种种阻力的连续报道,为改革鸣锣开道。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90年代,推出了闵惠芬、范大雷、金绍朱、华怡、洪国藩、王沪宁、杜芸芸、陈安乐、夏凯令、朱正仙等一大批先进人物的宣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院校教学改革的典型。“焊神”曾乐的先进事迹报道后,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各条战线发出通知,号召向曾乐学习。

该报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采用专栏和举办社会活动的形式,先后在头版开辟《献身四化的人们》、《精神文明之花》、《献身四化的共产党员》等十多类人物专栏,以及《外地来客说上海》、《海外人士看上海》专栏。在文学、电影、音乐、教育、体育、卫生、财贸等领域。组织30多次全国和全市范围的评优竞赛活动。其中同有关机关、团体首先发起评选和颁发优秀人民教师、文汇园丁奖、优秀护士、优秀电视剧、新歌创作、新时期十年电影奖、电影金翼奖、优秀体育教师、青年文艺新秀、优秀交通民警、优秀里弄干部等社会活动。

在数十年的办报实践过程中,该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这主要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既侧重宣传上海,又加强外地(主要是大中城市)报道,成为沟通上海与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一座桥梁;内容侧重知识界,又面对广大读者,在刊发新闻报道和各类文章时,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副刊专刊丰富多彩,经常保持有20多个专刊副刊轮流刊出。副刊专刊的设置,作为新闻报道的延伸发展和深化,坚持新闻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努力各具特色,以宣传、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己任,办报思想活跃,问题讨论不断。仅1979年至1988年的统计,该报就150多个文艺和理论学术问题开展过争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版面编排求“雅”出新,1956年复刊时,首创“横排八栏编排法”,即每版由四栏分为八栏,同时创造“楼梯式”标题制作艺术,冲破全盘仿效“苏联模式”。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又废弃“文化大革命”中千版一式、粗眉大眼的编排方法,刻意求新,做到既有一定格局,而又不拘一格,从版式设计到标题制作,从色彩运用到线条搭配,从图片设计到题式美化,在常变常新中显露自己的特色。

改革开放使该报事业不断得到发展。该报除在上海实行电脑排字、胶版印刷外,在1985年实现了电脑整版图文的异地传输。设立在北京、成都、广州、长春、西安、武汉、济南、合肥等地的10个分印点,全部卫星传版,从1991年1月起,每周加出“扩大版”一张;1992年1月起,由对开4版一张扩大为对开8版两张;1995年1月起,又扩大为对开十二版三张;1996年1月起,每天出彩报。除了正张以外,还推出了《科技文摘》、《神州广角》、《文汇财经》、《文汇特刊》等“报中报”。文汇报社已由过去单一的出版《文汇报》,发展成为有千余名职工,多种系列报刊和附属企事业的新闻文化联合体。该报先后曾主办《新闻记者》杂志和《文汇经济信息报》、《文汇电影时报》、《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月刊》和文汇出版社。该报发行遍及各省市城镇乡村,1977年期发数87万多份,1982年升为154万多份(上海为35万,外地为119万份),1983年期发数达到171万多份,为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纸张价格上涨,报纸扩版订价提高等多种因素,近年来发行数额有所下降,1995年期发数为58万份。国外发行,从1979年开始,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墨西哥、泰国、新加坡、尼泊尔、菲律宾、苏联,东欧各国和香港等地区。

文汇报社从50年代起,先后设立了北京、天津、广州三个办事处,在南京、杭州、无锡、苏州等地分别设立了江苏、浙江记者站,并在徐州建立了徐州采访部和宁波、绍兴、嘉兴通联站。从60年代开始,在日本派有常驻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又在联合国和美国、法国、日本、墨西哥、菲律宾、尼泊尔、乌克兰、印度、伊朗及澳门等10个国家和地区派有常驻记者,以加强驻在国和地区的独家新闻采发。同时,报社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加。1983~1996年,该报领导和记者、编辑先后有98批共196人出国访问,报道了大量的国外见闻。有387批共899位海外来宾访问了文汇报社。

该报社址:虎丘路50号

《新民晚报》(1946~ )

《新民晚报》的前身是民国18年(1929年)9月9日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民国35年(1946年)5月1日创办上海《新民报·晚刊》,4开一张,是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五个地方版、八个日晚报中的一个。同年7月1日曾改名为《新民晚报》,对开一张。1948年12月1日恢复《新民报·晚刊》名称。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抗日战争时期该报迁往重庆出版。在郭沫若、夏衍、石西民等人的协助下,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先后加入该报工作。陈铭德也在大后方广揽人才,罗致流亡的文化工作者到报社任职,包括有“三张一赵”之称的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和赵超构在内,先后有谢冰莹、姚苏凤、秦瘦鸥、凤子、黄苗子、郁风、吴祖光、陈白尘、聂绀弩、陈迩冬等数十人加入该报,由罗承烈任总主笔。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该报由于办得较有特色,政治上倾向进步,报业获得迅速发展,除在重庆、成都各出日晚报外,民国35年(1946年)又出南京版日晚报,北平版日报,上海版晚报,号称“五社八报“,每日总发行量十余万份。

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革命高潮中。《发刊词》说:“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我们相信,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为了国民的幸福,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为了国家的富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发刊词没有提国民党统治区一般报纸必有的“服膺三民主义”之类陈词滥调。

该报编辑部工作由新民报副总主笔兼上海版晚刊总编辑赵超构主持。一年后由程大千继任,赵超构任总主笔。要闻版(一版)由副总编辑梁维栋主编,社会新闻版(四版)由编辑主任张林岚主编。综合性副刊《夜光杯》由主笔张慧剑主编,继任者有吴祖光、李嘉、袁水拍等。社会政治副刊《十字街头》由柯灵主编,文化娱乐副刊《夜花园》由李嘉主编。各个副刊均每日见报。采访部由主任韩鸣、副主任唐海主持日常工作,编辑、记者十数人。

该报创刊初期有四大特色:一是要闻版和本市新闻版都绝少采用中央社统发稿,而用自己采写的新闻稿。外国通讯社电讯稿也由自己收报。第一版要闻,一部分根据延安新华社广播改编,作为“本报专电”刊出,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第四版本市新闻,注重政治性的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以这一类社会动态的报道反映民主运动。首创《内幕新闻》一栏,撰稿人多为民主人士、进步记者,也由《文萃》、《华商报》、《联合晚报》和《展望》等刊物提供部分稿件。对新闻人物的评述和对时局的剖析,往往鞭辟入里,深受读者欢迎。二是杂文式的小言论,每版都有。其中有赵超构以“沙”为笔名的《今日论语》,夏衍以“朱儒”为笔名的《桅灯录》,每篇五百字左右,尖锐泼辣,幽默风趣,经常为该报各地方版所转载。三是文化新闻巨细不遗,文化气息浓郁。设《艺文坛》小专栏,三言两语报道文化界动态;文化新闻专栏《文化走廊》聘袁鹰(田钟洛)为特约记者,负责供稿。《夜花园》副刊每天介绍、评论新影剧作品和文化娱乐活动。由于与文艺界的传统关系,副刊《夜光杯》有较大社会影响,全国不少著名作家都经常为之撰稿。该报刊登漫画之多,也为各报罕见,由于天天发表政治讽刺漫画,因而也团结了大批进步漫画家。四是新闻标题富有文学特色。所制标题有诗词联语式的,有民谣俚语式的,可以雅俗共赏,令人过目不忘。例如“小天使寄人篱下,大将军不让空房”,揭露了国民党接收大员霸占托儿所的恶行;“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讽刺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的现状。

该报自民国35年(1946年)创刊到次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一年中,面临人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高潮,对于发生在上海、重庆、北平、昆明、南京等地的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臧大咬子事件、摊贩事件、李公朴和闻一多血案、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劝工大楼惨案、南京下关惨案等以及波澜壮阔的工人、学生运动,都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日益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民国36年(1947年)2月22日因副刊《夜光杯》刊登讽刺国民党的《冥国国歌》一诗,国民党市党部主委方治逼令陈铭德“自行停刊谢罪”,交出作者,要在跑马厅开公审大会。经陈铭德等赴南京活动,请国民党政要张群、孙科、吴铁城等人为之缓颊,始得以“停刊一日,刊登道歉启事”了事,但5月25日该报终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复政府”的罪名,与《联合晚报》、《文汇报》一同被封。其后国民党又到报社搜捕,记者张忱被捕。停刊两个月后,经陈铭德夫妇奔走,于7月底复刊,记者张忱获释,条件是撤换总编辑,由国民党中宣部与方治、潘公展派王健民接任,并派带枪特务分子二人公然驻报社监视记者编辑行动(王为一失意政客,兼任上海师范专科学校训导主任)。赵超构经陈铭德力保留任,程大千调编《夜花园》副刊。编辑部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记者组织下,团结一致,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特务分子完全陷于孤立。1949年5月报纸不停顿地进入新社会,记者编辑和报社职工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出版了上海解放第一天的晚报。

《新民报·晚刊》作为新中国最早的晚报,从1949年5月起,对新社会的晚报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南下接管上海的新闻工作干部作了指示,认为“我们初步的意见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间报)。”1949年9月中旬,《新民报》北平、南京、上海三个新解放城市的地方版代表聚会北平(北京)。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到会讲话,对晚报如何适应新形势,完成宣传任务,提出意见:“新民报可以根据过去的传统与工作经验来联系它所联系的某一部分读者,引导这批人进步。对新华社所发的新闻稿,不妨在文字上加以删改,使它更通俗。还要注意社会新闻,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报纸内容,可以日常生活和通俗文艺为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也在会上说:“《新民报》不妨以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为对象。耐烦地向较为落后的分子宣传,那也是必要的工作。那是些什么人呢?就是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宣传领导部门的指示,虽然为《新民报·晚刊》指出了方向,但当时编辑部认识不清,思想拘谨,版面内容大而空.1950年至1951年出对开一张,大都照抄党报的会议新闻、工作指示和生产报道。再加上解放初期连遭美蒋封锁、轰炸,生产尚未恢复,人民生活困难等主客观因素,报纸发行量不断下跌,至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只剩下三千份,经济拮据,以致发不出工资。

1952年报纸改版,由对开一张改为4开一张,以里弄居民为对象,进行通俗时事宣传。一方面花大量人力下里弄,组织居民读报,吸引他们学习时事,学习政策;另一方面由一些老编辑将新华社重大新闻,市委、市府指示,改写成为口语化的通俗讲话、说唱,供里弄读报组、黑板报采用。但这条路没有走通。

经过1952年的新闻界思想改造,上海《新民报》于1953年实行公私合营,由赵超构任社长,蒋文杰任总编辑,陈铭德改任副社长,后任顾问。报纸编辑方针改为“以开展和提高市民文化生活为主,报道市区建设为辅”,报纸发行量增至1万多份。此时上海解放初期创办的小型报《大报》、《亦报》先后停刊,唐云旌(大郎)、沈毓刚等部分编辑记者参加《新民报·晚刊》工作。这两张小型报出版时间虽然不长,但因内容较为生动活泼,贴近市民群众生活,他们加入《新民报》后,报纸内容较前可看,发行量增至2万份以上。1954年新闻界学习《真理报》时,晚报曾开展学习《莫斯科晚报》的经验活动。1953~1955年该报日出4开一张半(6版),内容作了调整充实。着重文艺、体育方面的新闻报道,副刊偏重知识、趣味内容,受到读者欢迎,大家增强了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信心。1955年下半年,该报发行量上升至4万余份。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作出了正确估价,要求全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同年6月,总编辑蒋文杰调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该报社长赵超构兼任总编辑,对1953年以来的编辑工作作了总结,认识到《新民报·晚刊》不是通俗报,也不是专业报,只能是综合性的“通用报”。不能只面向一部分读者,而要“面向好几个阶层群众”。根据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要求,从读者的视角来采写新闻。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时间性,办出本国、本地特色,不能老是抄袭日报。1956年开始的新闻改革从扩大新闻报道面着手,突出晚报三大优势:一抓新闻的时效性,当天(上午)新闻当天见报,国内外大事都登要闻版;二抓地方性,立足上海,增加本市新闻、社会新闻;三抓娱乐性,文化艺术版不搞专业化,面向一般群众。赵超构针对当时报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关于“软”字,他说:“所谓软,是指思想既要正确,又要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对读者亲切一点;不是不择手段的软,也不是片面追求趣味的软;只是反对老是板着面孔教训读者的作风。”“版面要春风满面,议论风生,雅俗共赏,有益有味。从少先队到文史馆老先生,都看得下去”。短、广、软的口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补充。毛泽东说:“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软中有硬。”1956年到1957年的改革,初步获得成功,该报发行量增至13万份。

1957年4月16日开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下召开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励“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该报响应号召,大量刊登各方面人士的鸣放报道。赵超构也接连在个人署名的一版评论专栏《随笔》上发表文章,对党和政府工作、新闻工作发表不少批评意见。同年6月初,反右派斗争展开,该报编辑部和赵超构由于主动检查错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赵超构,慰勉有加。7月3日、25日,赵先后在北京、上海的新闻界座谈会上检查办报思想,并在《人民日报》和上海各报全文发表。反右扩大化的结果使编辑部不少工作人员受到批判,其中编委2人、编辑记者4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为加强领导,派束纫秋到该报主持工作,担任党组书记、副总编辑。翌年赵超构辞去总编辑职务改任社长,束纫秋任总编辑。编辑部就“坚持共性,发扬特性,办好社会主义晚报”的问题继续深入讨论,整风运动转入整改阶段。从12月起,报社干部职工分期分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1958年4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正式更名为《新民晚报》。

1958、1959年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该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大量篇幅宣传群众中的所谓“冲天干劲”,发表了“共产主义迎面而来”、“稻谷每亩6万斤”一类的“豪言壮语”和浮夸报道。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编辑部组织人力采写以《歌唱祖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逐日刊登歌颂各方面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特写、通讯、诗文等100篇,约20万字。在其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该报遵照中共上海市委指示,宣传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思想,鼓舞人民群众与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1960年因纸张供应紧张,限制发行,该报由4开6版一张半改出4开4版一张。同年6月,《新闻日报》与《解放日报》合并,《新闻日报》停刊,该报冯英子等一部分人员调入新民晚报社工作。

1961~1962年,报社工作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有了新的发展。总编辑束纫秋组织编委会起草了6万余字的《新民晚报编辑工作基本经验》(草稿)一文,对社会主义晚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新民晚报》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等,进行重新认识。《基本经验》提出:《新民晚报》必须适应形势要求,适应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读者多方面需要,加强思想性。在做好党报助手的前提下,从内容到方法,坚持浓郁的文化气息,着眼社会生活,介绍多方面的知识,加强地方特色,关心群众业余生活,内容应包罗万象,深入浅出,以小见大,编排活泼,图文并茂。《基本经验》总结继承该报优良传统,发展了建国以来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比较系统全面,为其后愈来愈多的兄弟晚报所借鉴,报纸发行量也逐渐上升,增至20余万份。

1962年下半年,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报纸又宣传“左”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参加全国性的所谓“四大批判”,并连篇累牍地转载了许多批判文章。1964年起,报社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分期分批下放农村、工厂参加“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8月22日,报社“造反派”声称“《新民晚报》是一张封、资、修黑报”,砸掉报社大门上的报名横额,并当众焚毁,宣布社长、总编辑、编委等干部十余人“靠边”,《新民晚报》停刊,另行编印《上海晚报》。后因报社造反群众分裂为两派,争斗不已,经张春桥、王洪文批示:“上海晚报停刊,报社房屋、设备归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1968年9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报社,制止两派武斗,领导“斗、批、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迫害报社干部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该报216名干部职工中被立案审查的达66人,半靠边的十数人,身心备受摧残。画家董天野被迫自杀;另有二人自杀未遂;家属受株连者也被凌辱、殴打。1970年,报社干部职工转入设在奉贤海滨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1973年底,新民晚报社建制撤销,人员转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于1979年6月7日在全市宣传干部大会上,为遭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等报刊平反。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新民晚报》建制,由原社长赵超构、原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束纫秋负责筹备复刊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向各部、委、区、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驻沪三军发出通知,要求支持《新民晚报》调集采编人员和重建通讯网的工作。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代表市委表示,同意赵超构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十六字编辑方针。

《新民晚报》停刊16年,原圆明园路50号的社址几经易主,已无法归还。为使该报得以复刊,党和政府给予大力支持,首先由市文化局所属单位腾出九江路41号两层文物仓库楼面作为报社临时社址。市政府又贷款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购置了办公用品和设备。由于停刊日久,回社的主要采编人员已是接近离退休的老年人,中年人只是一小部分,该报不得不向社会招聘大批青年记者编辑,因此采编人员的结构出现了“爷爷带孙子”的局面。

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正式复刊,赵超构任社长、束纫秋任总编辑兼党组书记。赵超构在《复刊的话》中提出《新民晚报》要做“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复刊日发行58万份,大大超过“文革”前的最高发行量。同年12月1日行发量突破100万份。其后发行量年年增长。

1983年12月,在全国记协于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晚报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该报作了《建设精神文明是新民晚报的一个重要主题》的发言。1984年8月,第二次全国晚报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该报社长赵超构在会上应《新闻战线》记者邀请,就如何办好晚报等问题作了解答。该报的办报经验,受到了全国晚报界的重视。

1985年6月,该报试行干部聘任制。编辑部在原组、室基础上作了调整,共设8部2室。同时,宣布了调整后的中层干部名单。他们的平均年龄比复刊时的原中层干部下降了20岁,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占76%,从而形成新民晚报社新的骨干力量,一批老同志先后退居二线。同年8月,由《新民晚报》主办的《漫画世界》创刊,著名漫画家张乐平任主编。这是该报的第一份“子报”,发行量十万份。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该报于1986年1月,进行了第一次扩版,由4开6版扩为4开8版,除原有4个新闻版和2个副刊《夜光杯》版外,新设了11个专刊,充实了报纸的内容。扩版第一天,适逢跨年度的元旦,但仍然有133.9万份的发行量。为了让北京和东北的读者及早看到《新民晚报》,北京航空版随之诞生。

1987年2月,原《青年报》总编辑丁法章调《新民晚报》任副总编辑、党组副书记。1989年1月,丁法章继任总编辑、党组书记。1989年9月9日,新民报——新民晚报创刊60周年,该报举行了一系列“继承传统,求实创新”为主题的纪念活动。1990年底,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该报组建党委,丁法章任党委书记。

90年代初,该报社址和设备建设也发生了重大转折。延安中路具有现代化设施的21层办公大楼竣工,印刷排字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的现代化电脑照排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办报条件。

邓小平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后,该报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形势,于1992年7月起由4开8版扩为4开16版,其中一半版面为新闻版。发行量达185万份。

1994年10月25日,该报美国新民国际有限公司在洛杉矶成立,同年11月1日通过卫星传版,该报在美国同步印刷发行。头两个月向美国读者赠阅,其后不久,美国订户迅速增加,读者遍及全美。

1996年11月9日,该报在美国洛杉矶设立记者站,创办美国版,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新创刊的美国版,以“乐在异国播友谊,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宗旨,除了继续保持为读者所欢迎的内容外,还增加了更贴近当地华人读者的美国新闻和华人社区新闻,并专门为海外读者编辑《中国投资》、《浦东经纬》等一批新的专刊,全国20多家省、市、自治区的晚报轮流每月提供一个《祖国各地》版。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该报党委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该报近年来投资45亿元,先后建设两个现代化印务中心,在上海发行的报纸做到了全部自印;28层高的春燕大厦的建成,使已有的印刷业、广告业、信息业、出租汽车业以外又增加了餐饮服务业,为创建报业集团奠定了经济基础。该报在办好主报的同时,1994年5月与上海市体委协商,把原由该委主办的《体育导报》(周刊)、《围棋》杂志(月刊),更名为《新民体育报》和《新民围棋》,由《新民晚报》和上海市体委联合主办,新民晚报社主管。《新民体育报》受到体育爱好者的欢迎,发行量从原来的1.6万份上升到30余万份;《新民围棋》也由原来的10万份上升到14万份。1995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杂志,也加盟该报。由新民晚报社和新闻研究所联合主办,新民晚报社主管。1996年8月,该报和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每年补助一定数量的经费,扶植青年文学刊物《萌芽》,由两家联合主办。至此,该报拥有四报三刊的规模。

1995年,上海市胜利实现了“三年大变样”后,市委又提出了新三年的更高奋斗目标。该报为适应新形势,加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报道的力度,进一步满足读者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需求,1996年元旦起,又由4开16版扩大为4开24版。扩版后新增加的7个版面中,《经济新闻》版及时报道有关市民经济生活的各种最新信息;《国际新闻》增至两个版面后,有更多篇幅追踪新闻热点;新辟《早新闻选》版,荟萃当天兄弟报纸的独家报道和重要信息;《上海行情》版及时刊登当日股市、债券、粮油、金属、蔬菜、禽蛋、花卉、水果行情和人民币汇价等。副刊、专刊在继续保持和发扬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推出了《今日浦东》、《法律广场》、《七彩周未》、《文化消费》、《连载》等专版。

该报在拓展报业、三次扩版增容的同时,十分注意深化新闻改革,在改进舆论引导艺术、提高宣传质量上不断提出新要求。1994年,编委会提出: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主旋律,不断强化新闻的时效性、提高报道的含金量、增加宣传的晚报味、搞好报纸的外包装;1995年提出了“贴近、求新、加重、搞活”的八字方针;1996年提出:以扩版为契机,注重选材的社会性,立意的时代性,角度的群众性,表达的可读性。以“巩固、充实、提高”为指针,提高报纸质量为中心,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水准。该报发行量经常保持175万份。

该报社址:延安中路8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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