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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综合性报纸

2001/12/14 12:47:07

《大共和日报》(1912~1915)

《大共和日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4日创刊,原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日出对开两大张。同年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同年5月又改名为共和党,翌年5月又联合其他几个小政党改组为进步党,《大共和日报》一脉相承,作为这几个党的机关报。

该报最早的一批办报人员是杜杰风(经理)、马叙伦(总编辑)、汪东(编辑),以后相继在该报担任编辑记者的还有王伯群、钱芥尘、张丹斧、余大雄、胡霖(政之)等。当时,该报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主要是因为章炳麟(太炎)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统一党的暂行总理、共和党的理事和《大共和日报》的首任社长。该报早期言论直接受章氏指导。章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宣言》、《时评》和《与张謇论政书》、《布告反对汉冶萍抵押之真相》等20多篇文章,但也发表了许多攻击孙中山、黄兴,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加深同盟会内部裂痕的言论,因而引起了社会上的许多议论和旧同盟会员对它的不满。

该报于民国4年(1915)年夏自行停刊。

《民声》(1912~?)

《民声》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创刊,黄侃主编,协助编辑工作的有刘仲蘧、汪旭初等。该报是以黎元洪、孙武为核心的带有湖北地方色彩的政治团体民社的机关报,标榜“进步主义”,竭力为湖北集团的利益作鼓吹,反对临时约法,反对临时参议院,处处和同盟会作对。民社并入共和党后,该报转为共和党的机关报,不久即停刊。

《民权报》(1912~1913)

《民权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日创刊,周浩为发行人,戴季陶、何海鸣等任主编,自称“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和同盟会——国民党各报的观点接近,公开揭露袁世凯的假共和、真帝制的丑恶面目。该报与《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二报都是同一时期出版发行,并以言论激烈著名,因为报头横立,在报界有“横三民”之称。

该报言论以戴季陶(天仇)所撰的措辞激烈的论说、时评最为突出。同年5月17日,财政   部与四国银行签订垫款合同,该报在5月20日刊载《反对外债》的时评,即被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毁谤袁总统”罪名将戴拘捕。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询明,罚洋30元。

该报日出对开三大张,副刊占一整版,不标刊名,由蒋著超、吴双热等担任主编,除发表一些小品文字外,还刊有大量的长篇连载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兰娘哀史》,李定夷的《霄玉怨》、《红粉劫》等。这些小说用华丽的文字,描述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就是从该报副刊所载的这些言情小说开始的。

该报于民国2年(1913年)第二次反袁运动失败后被袁世凯政府下令禁售,被迫停刊。

《太平洋报》(1912年)

《太平洋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4月1日创刊,是同盟会于民国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日出对开三大张,其中第一张第三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刊载英文新闻。它的全部印刷设备,来自光复前同盟会在公共租界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办的一个秘密印刷所,是由当时担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调拨给它的,报馆的日常经费开支由陈其美负责提供。

该报馆社长姚雨平,经理朱少屏,总编辑叶楚伧。协助编撰工作的有柳亚子、苏曼殊、李叔同、余天遂、林一厂、胡朴安、姚鹓雏、胡寄尘等,绝大部分都是南社社员。其言论倾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复辟帝制,反对封建军阀。副刊由柳亚子、李叔同(后出家,法号弘一)担任主编,是南社社员的主要阵地。该报出版仅半年左右,即因经费困难,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

《中华民报》(1912)

《中华民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7月20日创刊,以“拥护共和进行防止专制复活”为宗旨。是同盟会系统各报中反袁最坚决的一份报纸。

创办人邓家彦(孟硕)广西人,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同盟会成都分会负责人。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邓是代表广西的议员。选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邓力排众议,独投孙中山一票,以此深受袁世凯的忌恨。民国元年(1912年)8月,因揭发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私自向五国银团借款2500万英镑真相,被袁世凯政府向上海会审公廨起诉,致使邓遭到监禁半年和罚金500元。该报自邓家彦被捕后,由汪洋接办,因经济困难,同年9月17日被迫停刊。

《民国新闻》(1912~1913)

《民国新闻》于民国元年(1912年)7月25日创刊,日出三大张,由同盟会会员吕志伊、徐肃、陈泉清、吴敬恒等人发起,社长蔡元培,总编辑原拟请汪兆铭(精卫)担任,因故未成,后由吕志伊主持报务,其后又由吴敬恒、邵元冲先后任总编辑。

该报以“保障共和政体、宣扬民主主义”为宗旨,创办不久即与《民立报》、《民权报》等7家报馆联名致电临时参议院及临时总统黎元洪,对黎元洪查封汉口《大江报》,缉拿何海鸣一事提出严正抗议,痛斥其“违背国宪、蔑视人权”,接着又抗议袁世凯杀害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张振武及将校团团长方维。民国2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该报增刊“公论”,详细揭露袁世凯等人杀害革命人士的卑劣真相,反对袁世凯媚外卖国行径,态度鲜明。同年7月反袁战役兴起,但不久各地起义均被袁世凯挫败,同年9月该报被袁世凯下令禁止发行,宣告停刊。

《亚细亚报》(1915~1916)

《亚细亚报》是为袁世凯阴谋称帝、制造帝制复辟舆论而创办的。主持人为袁党亲信薛大可,经理刘竺佛。该报最初设在北京,民国4年(1915年)迁上海出版。在未出版之前,上海各报已揭露了薛大可的为人及其政治背景。9月10日《亚细亚报》在上海创刊,上海爱国人士就以“君主之敌”、“中国公民一分子”署名,向薛大可发出警告信,声明:“如再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9月11日和12月17日,报馆两次被炸,第一次炸死3人,炸伤10余人;第二次,弹从二楼窗口掷入,经理刘竺佛被炸死。慑于人民群众声威,该报于民国5年(1916年)5月宣告停刊。

《中华新报》(1915~1926)

《中华新报》于民国4年(1915年)10月10日创刊,是部分国民党员在袁世凯阴谋称帝声中,为反袁斗争需要而创办的。主持人是谷钟秀和杨永泰,先后在该报担任编务的有欧阳振声、徐傅霖、李述霖、李述膺、吕复、陈白虚、曾松翘、谈善吾、吴敬恒、张季鸾、钮永建、汪馥炎、包世杰、吴应图、沈钧儒、曹谷冰等。民国5年(1916年)11月,政学会在北京成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该会的成员,有的还是主要领导人,该报乃成为政学会的言论阵地。在反袁问题上,该报态度坚决,其《发刊词》就直斥袁世凯“于对外丧权辱国之后,乃为一姓之子孙帝王万世之谋,悍然冒称国民之公意”。护国军兴,该报特辟《护国军纪事》一栏,详载云南护国军总部和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的各项函电文告,对各地护国军的进展情况也作出详细报道,给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以舆论上的谴责。该报副刊由陈白虚主编。

吴敬恒、陈白虚等相继离去后,创办人谷钟秀、杨永泰等亦奔走政界,馆事乏人主持,乃出让予殷汝骊,殷又让予谈善吾。卒因销路广告均无起色,于民国15年(1926年)停刊,机器盘给张廷灏、沈雁冰等创办的《国民日报》。

《民国日报》(1916~1947)

《民国日报》创刊于民国5年(1916年)1月22日,为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其美(英士)创办,实际主其事者为邵力子与叶楚伧,宗旨是反对袁世凯窃国改制,宣传恢复共和。

创刊三个月后,陈其美遭暗杀,报馆事务由邵力子与叶楚伧承担。邵任经理,叶任总编辑。袁世凯称帝失败,当时政权仍为北洋军阀把持。该报外受军阀压迫,内感经济窘迫,全赖邵、叶及同人艰苦支撑,得以维持出报。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该报以显著地位、用两栏高的大字标题报道这一胜利消息,在读者中享有盛名。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该报所发电文与短评,都全力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抗争,为爱国人士所赞许。同年6月16日该报创办综合性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助编陈望道,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副刊主张“集思广益”,带有兼容并蓄的色彩,既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登载杜威、罗素等人的演讲记录与译文。民国9年(1920年)间,上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与该刊主编的密切联系,曾经有一段时期把《觉悟》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

民国10年(1921年)5月,孙中山建总统府于广州。因当时上海为全国舆论中心,考虑到该报为国民党在沪唯一的宣传阵地,于是拨款资助,置备轮转机,添购字模,设备为之一新。民国13年(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正式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

在酝酿国共合作期间,副刊《觉悟》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杨贤江、沈泽民、蒋光慈等人的评论、讲稿或文学作品,还有不少纪念列宁、纪念十月革命及纪念中国革命烈士施洋等人的文章。恽代英等还多方帮助该报改进工作,派共产党人参加该报副刊部编辑工作,如茅盾主编《社会写真》(后改名《杭育》),向警予主编《妇女周报》等,使副刊有了很大发展。

民国12年(1923年),邵力子参与党务赴粤,该报由叶楚伧主持。北伐军兴,该报为军阀孙传芳所忌,不时施加压力,于民国16年(1927年)1月被迫停刊。同年3月间,国民革命军光复上海,该报复刊。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东路军总指挥部把它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后隶属南京中央宣传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报方针转变,叶楚伧去南京任职,报馆领导层成立了“报务委员会”,由叶楚伧、管际安、严慎予、陈德征、吴子琴五人组成。陈德征以总主笔名义,为报社总负责人(陈之后为严慎予)。报纸公开仇视工人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拒绝刊登爱国人士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通电、宣言,并散布妥协媚外言论。民国14年(1925年)11月,该报为国民党西山派把持,接连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频频刊登周佛海、戴季陶等人反共文章。该报的右倾表现,反映了国民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民国15年(1926年)广州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布“该报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议论荒谬,大悖党义,派员查办”,断绝该报的经费补贴,致使该报于10月26日停刊整顿。11月7日,该报复刊,宣布摆脱西山派控制,拥护孙中山主张和国民革命以及广东政府,但又为当时控制上海的军阀孙传芳不容,该报于民国16年(1927年)1月10日再次停刊。同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进抵上海,该报立即复刊,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指挥部宣布该报为机关报,成为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新闻宣传机构。

九一八事变后,该报鉴于内忧外患,亦时有爱国言论。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该报对日本浪人焚毁引翔港三友实业社事件作了详细报道,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与事实相违”,“破坏陆战队名誉”提出抗议,并兴师动众,唆使日侨蜂拥到该报报馆捣乱。当时日本不断增兵上海,形势日益严重。1月26日下午,该报接公共租界工部局通告云:“现因本埠形势紧张,工部局董事会劝告贵报停版。”随即由武装巡捕将报馆封闭。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叶楚伧的支持下,该报于10月6日复刊,仍用《民国日报》报名,日出对开一张(初为对开半张,后为一大张)。社长先为胡朴安,翌年9月胡辞职,由叶北平代理社长职务。胡辞职后仍为该报撰写社论、专论。总编辑为葛润斋,主笔管际安,经理叶季平。副刊《觉悟》由徐蔚南主编。增辟“各地区讯”栏及副刊《艺林》。由于销数不满千份,不得不在民国36年(1947年)1月宣告停刊。

《公理日报》(1925)

《公理日报》于民国14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之第四日、即6月3日,由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络会主办,实际负责编辑者为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沈雁冰等。

该报为8开4版。发刊宗旨云:“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屠杀案”、“以发表我们万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每日发行1.5~2万份,办报经费全由群众捐助。至同年6月24日,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共出版22期。该报曾刊载过一篇《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宣言》,登载萧伯纳等国际名人反对上海大屠杀的言论,是一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血潮日刊》(1925)

《血潮日刊》于民国(1925年)6月4日创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五卅运动中出版的一份日报。版面为8开,每日4版,最后一期是同年9月7日出版的第九十四期《九七国耻纪念专号》。陆定一为该报编辑之一。

该报新闻大多是各地学生抗议电文、宣言和学校抗议活动的报道。除辟有新闻、文电、言论、启事、记载等一般栏目外,引人注目的是另设“外人屠杀我国同胞之大惨剧”(简讯)、“烈士史”和“歌曲”、“烈士遗书”等专栏。

《热血日报》(1925)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期间为指导群众运动而创办的第一张公开发行的日报。民国14年(1925年)6月4日出版。4开4版一张。

该报及时报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和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消息,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买办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揭露;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了严正的批评;及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卅运动的主张、方针、策略和方法,成为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喉舌。

该报由瞿秋白、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公超)组成编辑部,瞿秋白主编并撰写社论,瞿在24期报纸中,由他亲自撰写的社论、专论就有21篇。报纸《发刊词》宣告:“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到冷的铁,便是强者的末运。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创刊号还刊登瞿秋白写的论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和揭露五卅惨案事实真相的报道。从第二期起又在报头左侧以《我们的要求》为主题,提出解决五卅惨案的主要条件,以唤起社会注意。该报还有“社论”、“专论”、“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罢工罢市消息汇志”等栏目。为了批驳帝国主义新闻机构制造的种种诽谤性谣言,专设了《舆论之裁判》一栏,副刊《呼声》和《小言》,文字短小通俗。

该报因深受读者欢迎与支持,出版十期销数即达3万份。来稿、来信和读者前来接洽者,日以百计。同时,也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仇视和迫害。同年6月27日,报纸出至第二十四期时,租界巡捕查封了承印该报的明星印刷厂,报纸被迫停刊。

《民族日报》(1925)

《民族日报》于民国14年(1925年)6月11日创刊,由杨杏佛主办兼任主编,并集编排、校对于一身。恽代英、高尔松均为该报撰稿。该报仅出版16天就遭停刊。

创刊号刊登杨杏佛写的发刊词称:“民族日报,何为而作也?将以唤醒中国民族之自觉也。”该报在杨杏佛的主持下,极力推进我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赢得了读者的支持和同情,在群众中威望日增,但也引起了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仇视,屡加迫害,最后终于被迫停刊,在终刊号上,杨杏佛写了《告别辞》。

《上海工人报》(1927~?)

《上海工人报》于民国16年(1927年)8月23日创刊,8开4版一张,每逢双日出版,后为不定期。由上海总工会创办,秘密发行。

该报内容分短评、时事新闻、劳动消息等栏目。副刊《工人俱乐部》刊登短论、诗歌、故事等。总工会重要文件也在报上显著地位刊出,如同年11月4日出版的第二十八期就登载了《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宣传大纲》。

该报还登载了一些鼓动性很强的标语口号,如:“打杀工统会的指导员及一切工贼走狗,为死者复仇!”“革命的上海工人团结在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脱离工统会的关系!建立革命的阶级工会!”“积极起来打倒工统会,才能解除上海工人阶级的一切痛苦!”在报纸中缝中,大多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周刊的出版广告,有时也刊登民歌民谣,并经常注明“请君阅读后转送他人”字样。

该报不断号召工人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工会组织,揭露国民党欺骗工人、分裂工人的阶级阴谋,指出:“国民党、工统会、工总会、调节会、农工商局,都是豪绅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机关……他们只替资本家来压迫工友!”

该报何时停刊不详。

《中央日报》(1928~1949)

《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17年(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刊。

早在民国16年(1927年)3月22日,国民党就曾在武汉创办《中央日报》,社长顾孟余,属汪精卫派系,不受蒋介石管辖。为此,当时已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为巩固其最高领导地位,决定在上海另出版一份《中央日报》,报刊编号从第一号开始,以便区别于武汉的《中央日报》。

上海《中央日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周鲠生、刘芦隐、徐树人、高力、许宝驹、周杰人、余增、鲁存仁、彭学沛、周炳林、潘宜之等人筹备,由潘宜之负责,乘上海《商报》停刊之机,收购其全部设备,创办《中央日报》,日出对开三张12版。

《中央日报》初创时设董事会,由孙科、胡汉民、伍朝枢、潘宜之等组成,孙科为董事长。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丁淮汾任社长,潘宜之任经理,彭学沛为主笔。设编辑委员会,胡汉民任主席,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陈布雷、叶楚伧、蔡元培、杨杏佛为委员。另设撰述委员会,邀请胡适、邵力子、罗家伦、傅斯年、邵元冲、唐有壬、马寅初、王云五、潘公展、郑伯奇等为撰述委员。

《中央日报》编排为每张一、二版广告,三、四版文字。第一张文字版主要刊登国内外新闻和重要文章;第二张文字版设有“党务”专栏、本埠和各地新闻;第三张文字版为专版和副刊,主要有《文艺战线》、《海哨》、《红与黑》(文艺性副刊);《商情与金融》(市场金融行情),《国际事情》(国际问题专版);《经济特刊》和《一周间大事》等。该报初期没有社论或评论,只在显著地位发表署名文章,就当时重大事件或问题发表意见,或对国民党某一重要政策进行阐述,实际起着社论的作用。经常发表文章的有戴季陶、彭学沛、陈布雷、周佛海、周鲠生、雷崖、周枚荪、唐有壬等。

《中央日报》报名用的是孙中山手迹,创刊时吴稚晖写祝词,阐明该报性质是宣扬孙文主义,为“总理吐气”。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设南京,而作为该党机关报的《中央日报》在上海,两地相距较远,指挥和控制报纸舆论诸多不便,加上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政争激烈,主持上海《中央日报》工作的丁淮汾、彭学沛与汪精卫关系密切。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遂于民国17年(1928年)10月31日第二七一期出版后命令上海《中央日报》停刊,报馆迁往南京,并于翌年2月1日在南京复刊(刊期号数续前),由新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社长。

《中央日报》第二次在上海出版是民国34年(1945年)8月30日。它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把在安徽屯溪出版的《中央日报》迁来上海出版的。日出对开两大张,一度为两张半。民国36年(1947年)春,国民党党报实行企业化,该报成立董、监事会,董事长为彭学沛,常驻监察为吴铁城。社长冯有真,总主笔兼主任秘书为李秋生,总编辑程玉西,主笔有邢琬、胡传厚、袁义勤。总经理沈公谦。该报有附属报刊无锡《江苏民报》,负责人辛增辉;芜湖的《安徽增刊》,负责人胡定安,两处报纸均与上海《中央日报》联合发行。

民国37年(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后,上海国民党机构准备撤退“应变”。冯有真拟将上海《中央日报》南迁广州,于12月下旬与该报董事长彭学沛乘飞机南行,中途飞机失事,彭、冯二人坠机殒命。李秋生代理社长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上海报》(1929~1930)

《上海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指导工人运动而在上海出版的一份通俗报纸,原名《白话日报》。民国18年(1929年)4月17日创刊。日出4开4版一张,李求实主编,谢觉哉、吴永康任编辑。该报明确宣布:与一切旧式报纸决裂,“说起码社会中的朋友要说的话,……做起码社会中朋友的朋友”。

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新闻检查”日益加紧。报纸出版的第一天,报馆就被当局追究,信箱被封。随后将《白话日报》改名《上海报》,继续出版了10余期,又遭查禁。在以后的半年时间中,先后以《无声》、《晨光》、《沪江日报》、《上海日报》、《上海市报》、《小沪报》等名义出版,民国19年(1930年)1月12日又恢复《上海报》原名继续出版。现存的《上海报》只有第二八八期至第三八五期(即1930年5月7日~8月14日)。

《白话日报》出版之初,是公开发行的报纸,由报贩承批发送。改名《上海报》继续出版后,工作条件十分艰难。报馆屡遭封闭,机器设备被没收,工作人员被捕,采访部、发行部被查抄,经理与主笔被通缉,《上海报》被迫转入秘密发行。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先后被捕的有10人,其中有的被判刑数月,有的被判刑8年,报童、报贩先后被捕或被罚款的有80余人。印刷也极其困难,报馆自己没有印刷厂,靠私人印刷厂承印,但印刷厂多次遭国民党政府查封,厂主被捕判刑。报社编辑部仅有一名特派员(记者),负责采访与通讯员联系,但通讯员文化水平较低,特派员只能每天到通讯员中去探问消息,帮助写稿。为了使报纸生动活泼,在编排方面,编辑部还千方百计地增加了照片插图,开始是转载别家的新闻图片,后来自己摄影、冲洗、制版,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将镜头对着敌人的枪口拍照。这样,报上就能经常刊登一些工人斗争的生动场面。《上海报》的新闻是从工人中来的,能够反映工人的思想愿望、生活与斗争,因而受到工人欢迎。当时商务印书馆工人在驱逐工贼王昌源的事件中,得到了该报的帮助与支持。民国18年(1929年)4月,该报出版的《上海报》周年纪念册,全面总结该报创办一年来的经验,同时还刊登全国各地革命报刊情况,是一份极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上海报》出版至第三八五期(1930年8月14日)后,与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合并,出版《红旗日报》。

《红旗日报》(1930~1931)

《红旗日报》由《红旗》和《上海报》合并,于民国19年(1930年)8月15日出版4开4版一张,报头注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标有“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字样。10月30日增办副刊《实话》,随正张发行。翌年2月14日第一六二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

该报面对广大群众,及时传播来自中共中央的声音。几乎每日发表一篇“专载”或“社论”,系统阐述中共中央有关主张。第十一期开始,还专门辟有“过去一周”栏目,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述。经常为该报撰稿的有李立三、关向应、张闻天等。周恩来、瞿秋白也为之撰稿。

该报还继承《上海报》的“海上俱乐部”栏目,在第四版下半版设置“红旗俱乐部”,内有介绍革命事件、革命人物的“我们的字典”和“工农问题”、“工农通信”、“苏维埃生活”等小栏目,以随笔、杂感为主,还经常配以宣传漫画,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迅速上升,创刊仅一月就发行12000份,上海建有赤色工会的工厂都有代传处和通讯网,国外也有该报的订户。

该报出版的大部分时期,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左”的错误在办报活动上也有所反映,使得原已十分恶劣的出版环境变得更加困难。该报印刷所连续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搜查,工人被捕,报纸不得不转入“地下”。民国20年(1931年)3月8日出版一八二期后停刊,改出《红旗周报》。

《文艺新闻》(1931~1933)

《文艺新闻》周刊于民国20年(1931年)3月16日创刊,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之一。创办人袁殊。在出至第五、六期时,楼适夷从日本回国,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安排下参加了该刊的主要编辑工作。

该报以对文化艺术问题的批判和报道为主要内容,偶尔也登一些短小作品,报道一些时事政治,这在当时不失为有创造性的宣传。当时左联五作家已在上海惨遭国民党杀害,国内弥漫着白色恐怖,《文艺新闻》的出现,给上海文坛以有力的支持。它及时披露了被国民党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李求实(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死难的消息,发表了照片、事迹和追悼文章。《文艺新闻》立刻受到了文化界和进步青年的关注。

该报8开4版,小型周刊。一版刊登评论,以文化艺术动态的述评为主。虽不直接评论时事政治,但每篇文章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人民需要密切配合。鲁迅、冯雪峰等都曾为它写过评论。二版是国内的文化动态和艺术创作报道,也刊登重要政治斗争的文艺性特写、速写。三版是国外作家介绍和作品推荐,同时,关于国外文化艺术活动的新闻,也广为搜集,及时报道。四版副刊,有书评、文艺述评、戏剧、电影评论和短小活泼的文艺作品。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该报记者立刻走访在上海的知名作家,要每个人写出几行对于事变的意见,随即就出版了一个特辑。编辑拟定一个题目要许多作家写文章,这样的作法在中国也是第一次。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该报及时报道战事发展及各地抗日运动,显示战斗姿态。该报除了迅速正确的反映抗战新闻外,还刊载了许多战地的报告文学、前线通讯。一张8开大小的报纸,在战氛浓郁的上海街头,取得了与许多进步大报相等的地位,受到学生、工人群众的欢迎。

《文艺新闻》约出了一二〇期后停刊。具体日期不详。

《明报》(1931~?)

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主办《明报》,于民国20年(1931年)9月25日在上海创刊。4开小型报,每两日出一张。红色纸印刷(当时一些消闲性小报多用红色纸张)。一版和四版都是商业广告。二版有《出版话》一篇,说明发刊动机是“因为我们看见社会上有许多使我们心中觉得很难缄默,不能不说几句的事情,所以我们出一张东西来说我们所要说的话罢了”。

该报的新闻和评论很吸引读者。如《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东北军事行动——奉天、吉林被占后继续增兵东北——急剧瓜分中国,积极准备攻苏俄》、《苏联反对日军行动》、《江西归客谈剿共》等,精辟地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在《江西归客谈剿共》一稿中,巧妙地透露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失败的真相。

该报何时停刊不详。

《进报》(1931~?)

《进报》于民国20年(1931年)10月5月在上海出版。地址、刊期、版面安排以及用纸等都与《明报》相同。未署发行人,编辑人姓名。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主办,4开4版,日报。

该报曾刊登言论《如何援助宝山路惨案》和新闻《闸北群众游行示威援助宝山路惨案》等。在《如何援助宝山路惨案》一文中指出,上海宝山路上反日群众被国民党警察局警察开枪射杀的大惨案,并不如当局所说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区长、警察们的失职,而是政府整个对帝国主义“不抵抗”、“镇静”、“忍耐”政策的后果。所以应对惨案负责的,不仅是开枪打死人的警察和区长,更应是宣称对帝国主义“镇静”、“忍耐”,以防止民众反日为能事的当局。

该报停刊时间不详。

《大声报》(1931~?)

《大声报》于民国20年(1931年)10月25日创刊。中国共产党编印的秘密报纸。发行人、编辑人不详。4开一张小型报。红纸印刷。每日一张,4开4版。

该报发刊词说:“十数年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声浪,愈闹愈凶,中国当局竟充耳不闻,依然干他们争权夺利的内战勾当……当此危急关头,帝国主义者更乘机打劫,抢去东三省,虐杀我良民,而政府当局竟以盗为友,哀诉‘国联’,向其他帝国主义求情乞饶。……我们必须在九死一生中,大声疾呼,表示我们还有成千成万的热血民众,以我们的声音震撼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迷梦,打破百年来养成的奴隶劣根性,唤起广大民众起来走上真正求解放的道路上去,这是《大声报》的使命。”

该报停刊时间不详。

《大通报》(1931~?)

《大通报》于民国20年(1931年)11月20日创刊,发行人、编辑人不详。4开小型报,每三日出版一张。

该报刊“放屁斋谈荟”专栏,均为讥讽国民党的小品文,以及《日本大举增兵添舰》、《抵制日货已无办法——怕失业工人要饭吃》等文。下半版为广告。停刊时间不详。

《反日民众》(1932~?)

《反日民众》三日刊,由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出版,民国21年(1932年)1月7日创刊,每期出4开4版一张。

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在这奔腾澎湃的反日怒潮当中,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压迫,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群众没有任何言论出版的自由……”。该报任务是:“第一,真实地暴露日本进攻中国以及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实况,唤起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注意。第二,反对一切哀求国联、镇静、不抵抗撤兵、出卖民族利益、镇压反日运动、屠杀反日群众的政策,唤醒庶民群众是了解自身的重大任务。第三、宣布本会的反日方针,力谋统一反日战线,随时贡献我上海市民、以至全国反日群众以反日的具体工作。”

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于同年2月1日遭英租界当局封闭,领导80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委员会遭到两次捣毁。《反日民众》刊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第二次对时局宣言》,号召“全上海的民众以自己的力量来启封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以自己的力量,奔向反日帝国主义的战场去!”2月下旬,该刊出版临时特刊《战火》(日刊)。

该报停刊时间不详。

《晨报》(1932~1936)

《晨报》于民国21年(1932年)4月7日创刊。主办人潘公展。该报以民营姿态出现,实际是国民党CC派为政治背景。日出对开二张半,第一张为要闻(混合版)、评论、国际新闻,第二张为本市新闻与经济、教育、体育新闻,半张为副刊与专刊。每逢星期日增刊4开铜版纸精印《图画晨报》一张。

该报社长潘公展,董事长王晓籁,总主笔王新命,主笔陶百川,总编辑何西亚,经理宓季方。《晨报》教育版,消息翔实,较有特色,编辑人员中多数为上海市教育局在职人员。教育局公告,有关教育方面的法令通告等,大部由该报刊登,因此上海市中、小学校都奉令订阅该报。副刊有《晨曦》(文艺)、《每日电影》(剧艺)等,专刊有《儿童》、《华侨喉舌》、《国学研究》、《旅行指导》、《图画晨报》等周刊。《图画晨报》由于连载叶浅予的漫画《王先生别传》很吸引读者,还曾连载过张恨水的小说《欢喜冤家》、《北雁南飞》。

《晨报》在开办时,将广告与印刷这两个部门分立于报社之外,各自成立广告公司与印刷所,独立经营。编辑部与经理部总共只有30人左右,人员精干,在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曾引起同业的重视。该报后来因连续发表揭露孔祥熙有关公债投机的稿件,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时约为民国25年(1936年)1月。

《中华日报》(1932~1945)

《中华日报》于民国21年(1932年)4月11日创刊,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机关报。主持人林柏生,总编辑赵慕儒,总主笔许力求。

该报最初为每日出版4开一张的小型报,后扩充为日出对开一大张。内容有国内要闻、国际新闻、社会经济新闻、文艺副刊等。该报读者不多,日发行量1万份左右。汪精卫的言论和政治活动消息,全部由这份报纸发表,起着汪精卫及其派系的喉舌作用。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先后随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重庆,无暇顾及该报,经济上也无力补贴,该报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停刊。

民国27年(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翌年7月9日,《中华日报》复刊,由林柏生任社长,叶雪松任总经理,许力求为总主笔,郭秀峰为总编辑,褚保衡为副总编辑。第二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郭秀峰、褚保衡等调往南京担任伪职。此后该报总编辑和主笔,即由许力求一人担任。

该报复刊后,即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主张摇旗呐喊。汪伪政府消息由该报首先公诸报端。复刊后一个月,汪精卫粉墨登场,该报发表题为《和议之实现与国民政府的重建》的社论,是汪精卫组织伪政府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以后,该报又接连不断地发表宣扬投降卖国的文章。民国30年(1941年)该报改组,林柏生兼社长,许力求代理社长,刘百克为总编辑,胡兰成为总主笔。该报以日报为基础,曾创办不同层次的报刊,形成报刊系列:民国29年(1940年)出版《中华月报》;翌年增出《中华日报晚刊》;民国31年(1942年)又出《中华周报》,民国32年(1943年)8月创办《中华画报》,此外还不定期出版“中华日报丛书”。但因为该报为虎作伥,无耻吹捧敌伪暴行,遭到上海市民的唾弃。租界内报贩拒绝销售该报,民国28年(1939年)12月4日,报馆排字工人在该报广告栏内排入“打倒卖国贼汪精卫!”标语。在此期间,该报两次遭爱国人士扔掷手榴弹警告。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华日报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林柏生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许力求被判处徒刑7年。《中华日报》及所有报刊系列全部停刊。

《大中报》(1932~?)

《大中报》于民国21年(1932年)4月20日创刊。日出8开2版一张。主编应修人。报名“大中”,意思是谐音“大众”,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秘密报刊。

该报宣传了工农兵代表会议临时中央政府的抗日主张,痛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进行屈辱外交、对共产党进行“全面围剿”的反动政策。该报在报道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时,号召全国人民要“用更大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围剿红军!”当国民党政府同日军举行出卖上海的所谓“撤兵停战会议”时,又指出这个会议“就是公开投降会议”。该报还用很多篇幅报道上海工厂工人反日罢工运动的进展情况和苏区红军的战斗情况。

该报停刊时间不详。

《民报》(1932~1937)

《民报》的前身,是上海《民国日报》。在一二八战争爆发前夕,《民国日报》被迫停刊。淞沪战争结束后,《民国日报》创办人之一叶楚伧(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将该报改名《民报》,于民国21年(1932年)5月4日复刊,日出对开二大张,最多时出过二张半至三大张。全部班底都是《民国日报》旧人。社长胡朴安,同盟会会员,著名国学家。经理部负责人,先后为管际安、叶季平(叶楚伧之弟,掌握经营大权)。编辑部负责人,先后为钱沧硕、管际安。主笔袁业裕。主要副刊有《民话》,注重趣味性,主编人先后有姚苏凤、江红僬。剧艺副刊为《影谭》(先称《电影与戏剧》),主编人鲁思,专刊有《民族》、《读书》、《文艺》、《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编)、《上海通》(上海通社编)等周刊。

该报以叶楚伧为后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予津贴。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面,大都按照国民党中宣部的指示。销路低落时,日销仅2000余份,国民党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该报于民国26年(1937年)11月25日停刊。

《真话报》(1932~?)

《真话报》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报,创刊于民国21年(1932年)5月。最初每两天出版铅印4开2版一张。自10月1日(约为第五十期)起,因印刷发生困难,改为每两天出版8开2版一张。遇有特刊时,则增加篇幅。翌年3月(第90期左右)起,因印刷条件更加困难,改为油印,每两天或三天出版4开(2版或4版)一张。期间,也偶用铅印。在民国24年(1935年)5月以前,《真话报》曾停刊过一个时期,具体时间不详。5月1日起继续出版,仍为油印小报,十天后改为每逢星期日出版,每期8开4版一张,有时篇幅较多,订成小册,有时还发行号外。最后停刊时间不详。

该报积极组织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斗争,帮助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团结在党的周围。它曾刊发《征收党员运动冲锋周专刊》、《教育新党员冲锋月特刊》、《一二八入党号召专刊》等专页,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斗争中发展组织、加强领导的情况。该报还不断报道红军英勇作战,粉碎反革命“围剿”以及北上抗日的消息,鼓舞上海工人进行罢工等斗争。民国21年(1932年)夏天,该报倡议募捐“上海工人”号飞机支援红军,曾在群众中起到积极作用,党在基层组织中同时也展开了募捐工作。

《少年真理报》(1932~?)

《少年真理报》约于民国21年(1932年)10月创刊,为油印小报,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在上海出版。后曾中断,民国23年(1934年)4月续出,至民国25年(1936年)5月17日出版了一一七期。有时8开2版一张,有时两张。何时停刊不详。

《少年真理报》是“劳动青年的喉舌”,是“被压迫剥削青年自己的报”。为了“使它充满着各种青年斗争,特别是青工斗争的消息和经验及大众的意见”,曾在青年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学徒、店员群众中征求通讯员(由该报联络员联系)。订出了《通讯员通讯纲领》:“一、全省或县、市、乡、村的政治、经济、失业、群众运动、生活一般情况。二、一切斗争消息——斗争原因、经过、群众表现、时间、地址、一切详情。三、一切斗争经验——斗争的方式,成败的原因和教训。四、民众被压迫的生活——失业状况、地方的苛捐杂税、拉夫、妇女被压迫。工人方面的减薪、关厂、开除、减工、延长时间、惩罚、鞭打、辱骂。农民方面的失耕、歉收、灾害、受地主军阀土豪劣绅蹂躏的情形。兵士方面的扣饷、辱骂、鞭打、枪决、官长欺压民众的情况。学徒方面的工作时间和范围、食用情况,老板和师傅的虐待。学生方面的除名、禁止课外活动、法西斯的压迫、反对饭桶教员、学校当局的腐败、学生的倾向和活动种种情形。”

该报一创刊,就集中力量动员青少年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积极拥护革命政权,投入抗日斗争。

民国23年(1934年)冬,该报大量报道了红军粉碎国民党反革命的第五次“围剿”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当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时,该报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从帝国主义战争、日本进攻、灾荒破产中救出中国!”该报还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同时报道了各阶层人民的救亡运动,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动员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民国24年(1935年)秋冬间,该报还出版了《九一八特刊》和《十月革命纪念特刊》。

《反战新闻》(1933~?)

《反战新闻》于民国22年(1933年)8月29日创刊,每两天出版一期,每期4开4版一张,由上海反战新闻社出版。何人创办不详。

该报第一期的内容,有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总筹备会、上海民众欢迎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总筹备会联合发表的宣言《拥护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致上海反战会议各国代表巴比塞同志等的欢迎词》、远东反战大会支持团体议会的《远东反战大会的性质与任务》等文件,以及《苏区民众亦派代表来——苏维埃政府资助反战大会》、《上海民众热烈地进行着选举运动》等消息。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世界反战大会对全世界宣言》、《鲁迅、茅盾、田汉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等文件。《反战新闻》还载文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疯狂迫害人民群众的罪恶行为。

该刊第二期以后情况不明,何时停刊不详。

《立报》(1935~1945)

《立报》于民国24年(1935年)9月20日创刊,由成舍我、萧同兹、严谔声、吴中一等新闻界人士集资,成舍我任社长,张友鸾、萨空了等先后任总编辑,严谔声任总经理。恽逸群执编国际新闻版,谢六逸、张恨水等曾任编辑。

该报初创时为4开4版一张,不登广告,民国25年(1936年)3月16日起增出晚刊,并开始刊登广告。后来晚刊停出,同年6月1日该报增加两版,变为日出6版。基本栏目有要闻、国内消息、本市消息、国际新闻和教育与体育、经济等专栏,另有《言林》、《花果山》、《小茶馆》三个副刊。

该报在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提出了“报纸大众化”的口号,表示“一定要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刊登的材料要与群众休戚相关,使全国人民能读、必读、爱读,”并采取售价低廉、准时送报等措施以争取读者,提出口号:“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

该报特色有:(1)注重新闻报道。以精选精编的办法选择刊登有代表性的电讯稿,对有特殊意义的新闻,则精编成简单明了的短讯,重视独家新闻。(2)重视评论。天天有500字左右的评论,或针对国内外时事,或针对某一社会问题。文字婉转,既能避免新闻检查机关扣发,又能使广大群众了解事实真相。(3)重视群众工作,与读者、作者建立了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当年为副刊《言林》撰稿的作者有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郁达夫、夏衍、老舍、曹聚仁、王统照、王任叔等等,几乎包罗了中国绝大数现代进步文化人和著名作家。

由于该报坚持抗日,倾向进步,内容丰富,编排新颖,从而拥有广大读者,在上海八一三抗战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创当时国内报纸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小型报中最有影响的报纸。

民国26年(1937年)11月1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强令所有宣传抗日的报纸一律停刊。该报由于坚持抗日的立场,被迫于同年11月25日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长陆京士等曾在上海另出《立报》,由杜月笙任董事长,报纸内容反动,与原先《立报》的宗旨完全相悖,至1949年4月30日临近上海解放时停刊。

《大公报》(上海版)(1936~1952)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始人英敛之。14年后,英敛之把报社资产转让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20年代初,中国国内军阀混战,皖系失败,王郅隆遭通缉,逃亡日本。客死异域。《大公报》因无财力支撑,于民国14年(1925年)11月停刊。

民国15年(1926年)留日归国的胡政之、吴鼎昌和张季鸾三人合作,从王郅隆后人手中买下《大公报》资产,由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大公报》遂于同年9月1日复刊。当时职工不足70人,编辑部20人左右。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爱国进步人士纷纷参加该报工作。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报社已难在天津日租界继续出报,遂于民国24年(1935年)10月由李子宽、徐铸成到上海筹办《大公报》(上海版),翌年4月1日创刊。在天津的《大公报》则在天津沦陷的第三天宣告停刊。

《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后,仅半年时间发行量即超过5万份。当时报纸对开三张半。主要成员是:经理李子宽、编辑主任徐琴南(未到任,由王芸生替代),要闻编辑徐铸成、许君远、文艺副刊编辑萧乾,《星期影剧》编辑唐纳等。张季鸾撰写上海版创刊词《今日之大公报》,再次阐明该报立场是“忠于民国、尽其职分”的“文人论政”思想。当时社评除张季鸾撰写外,王芸生、徐铸成也参加撰写。八一三淞沪战争开战后,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大公报》紧缩为一张,另出半张晚报。报道内容着重战事新闻,当时采访记者有范长江、孟秋江、陆诒、张蓬舟(杨江)、高元礼(高公)、徐盈、唐纳等。

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该报设在法租界内,坚持出报。不久日军成立新闻检查机构,规定租界内出版的报刊也必须接受检查,《大公报》拒绝送检。12月14日由王芸生撰写社评《暂别上海读者》,宣布停刊。社评宣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的报和我们的人,义不受辱”。《大公报》(上海版)停刊后,部分编辑记者转赴汉口,出版《大公报》(汉口版)。汉口沦陷,该报先后办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宣传抗日救国。香港、桂林被日军占领,当地的《大公报》立即宣布停刊,人员转赴重庆,坚持抗战。在“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该报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抢劫掠夺,但又反对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因而也发表过不少错误的社评,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的驳斥。

民国30年(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该报外国报刊荣誉奖章,这是第一张在国际上得奖的中国报纸。

民国34年(1945军)8月,抗日战争胜利,《大公报》(上海版)于11月1日与读者见面。李子宽任经理,徐铸成任总编辑。王芸生于翌年4月13日由渝抵沪,徐铸成辞职去《文汇报》。复刊后的《大公报》(上海版)是对开12版,本市新闻占两版,此外经济、教育、体育都设专版。专职记者仅十余人,主要读者对象为知识界。《大公报》总管理处于同年春天由重庆迁至上海,领导上海、天津、重庆三地报社业务。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经理曹谷冰、金慎夫,副总编辑张琴南。

为了扩大报社影响,《大公报》上海馆在上海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东侧树立电动新闻牌,每晚展现当天重要新闻和广告,并网罗上海篮球名手,组成大公篮球队参加重大比赛。据民国36年(1947年)8月统计,《大公报》(上海版)发行为15万份,占三地《大公报》总发行量三分之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和经济侵华,支持学生、工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但又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民国36年(1947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发生历史性变化,国民党统治当局垂死挣扎,大搞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和文化事业,矛头也针对《大公报》,报社编辑部遭到军警包围。同年12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攻击《大公报》煽动学潮,指名攻击王芸生。翌年7月,国民党当局推行《出版法》,勒令南京《新民报》停刊,王芸生撰写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把国民党制定的《出版法》讥讽为袁世凯时代的产物,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围攻。《中央日报》两次发表社论,谩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扬言要对王芸生发起“三查”运动。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大公报馆领导层终于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芸生由军代表杨刚(原《大公报》驻美记者)陪同从北京回上海,6月17日发表该报社长兼总编辑王芸生执笔的《大公报新生宣言》,检讨了过去,宣布报纸为人民所有。报社内部成立中共大公报党组,成员为杨刚(兼任副总编辑)、李纯青(原社评委员会成员)、季崇威(原经济记者)。

上海解放后,《大公报》销路有限,经营严重亏损。有关部门决定《大公报》迁往天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以报道财经新闻和国际问题为重点,作为一家全国性报纸。上海《大公报》于1952年12月31日宣布停刊。

[大公报]

《救亡情报》(1936~?)

《救亡情报》创刊于民国25年(1936年)5月,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它不接受国民党新闻检查,专门报道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宣传各界抗日主张,是一份半秘密性质的报纸。不挂招牌,也没有正式办公地点,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破坏,还经常调换印刷厂。发行量大约1万份左右,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由救国会成员个别分发,或群众集会时散发;二是通过报摊小贩秘密出售。

该报从筹办到创刊,仅有钱俊瑞、徐雪寒、章乃器、吴大琨、柳乃夫、刘群、恽逸群和陆诒等8人负责。钱俊瑞总负责,徐雪寒任经理,负责为报纸筹款及联系印刷发行等工作。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章乃器负责报纸的言论方针,具体编辑工作由刘群担任。恽逸群和陆诒负责撰写言论和新闻报道。该报每期都有一篇人物访问记和群众示威游行的报道,基本上均为陆诒所写。

该报在救国会成员中颇有影响,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停刊时间不详。

《文化报》(1936~1937)

《文化报》于民国25年(1936年)7月11日创刊。由共产党人李竹如筹办,并担任主编。铅印4开一张,三日一期。报社工作人员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雇员外,有娄凝先、高清元(李光灿)、边帅之(边伯明)、罗中敏(李明),都是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该报每期都有一、二篇国内外时事政治评论,介绍读报知识,谈论社会与生活问题,指导青年思想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文章。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该报用近一个版面刊载了数万人参加丧仪的报道,此外还用大量篇幅介绍鲁迅的生平和著作。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该报也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全国各界声援的消息。该报还设名人专栏,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靳以等几十位当代进步作家。在上海的艾思奇、周扬、夏征农等进步人士都和该报保持联系,并经常为该报撰稿。在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下,《文化报》经常被迫“开天窗”,但它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该报出版时间虽然不长,但发行面很广,除在上海销售外,还发行到北京、山东、山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等十几个省市;山东不少县城的学校都订了这份报纸。

民国26年(1937年)7月4日,该报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暂时停刊紧要启事”,宣布停刊,以后未见复刊。

《生活》(星期刊)(1936)

《生活》(星期刊)由邹韬奋主编。民国25年(1936年)7月,邹韬奋由香港回到上海,将原来在港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刊)自第九期起,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迁到上海,由生活书店出版。自第十二期起,又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刊物版式仍为8开,期数与前连续。每期篇幅除原有的12页文字外,又增加了4页图片;内容更加充实。该刊主要任务仍然是宣传抗日救亡,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十二期《不是创刊词》一文中指出:“所谓联合阵线或称统一阵线,你尽可叫它做团结御侮,或者精诚团结,或是共赴国难,它的重要的内容是团结整个民族的一切力量,来抢救这个千钧一发、濒于危亡的中国。”

经常为《生活》星期刊撰稿的有胡愈之、金仲华、杜重远、柳湜、戈宝权、张天翼、艾思奇、茅盾、胡绳、张仲实、章乃器、钱亦石等。

同年11月23日,邹韬奋和沈钧儒、李公朴等七位上海救国会领袖被国民党逮捕。12月4日,《生活》(星期刊)接到国民政府查封的命令。12月31日仍然出版了第二十八期,改由金仲华担任主编兼发行人。但这一期出版后,仍被迫停刊。

《救亡日报》(1937~1941)

《救亡日报》于民国26年(1937年)8月24日创刊,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4开小型报。在筹备期间,恰逢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国共双方在上海合办此报,并商定各派一名总编辑和编辑主任,除了社长郭沫若外,共产党方面派夏衍担任总编辑,林林任编辑部主任;国民党方面派樊仲云任总编辑,汪馥泉任编辑部主任。周寒梅任经理。30名知名人士巴金、金仲华、茅盾、夏丏尊、郑振铎、张天翼等组成编委会。这份报纸名义上由国共合办,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对抗日并不积极,对办这份报纸也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所以报纸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主持的。

该报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为主要任务。许多作家、教授、政界名流,都团结在该报周围,为抗日救亡义务撰稿。宋庆龄写过政论,何香凝写过诗词,冯玉祥写过抗战诗,郑振铎写过不少杂文,李公朴成为该报的战地通讯记者,通俗小说家包天笑也为该报撰写了宣传抗日的政论和杂文。田汉写的论文、戏剧、诗歌、小品、新闻特写尤多。此外撰稿人还有邹韬奋、胡愈之、陶行知、沈钧儒、千家驹等。

《救亡日报》形式上是4开4版小报,但内容与小报截然不同,“既无广告、又无猎奇新闻”。不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专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和文艺作品。由于它由一批著名作家办报,所以内容充实活泼。副刊根据抗日救亡的需要,刊登了适合街头宣传的文艺作品,形式多种多样,文字短小通俗,有街头小说、抗日歌曲、大鼓、木刻等,这些作品说出了人民大众想说的话,受到了群众的喜受。

上海沦陷后,该报迁往广州、桂林出版,民国30年(1941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战时日报》(1937)

《战时日报》于民国26年(1937年)10月5日创刊,由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停刊的10家小报《上海报》、《小日报》、《大晶报》、《金钢钻》、《东方日报》、《正气报》、《世界晨报》、《铁报》、《明星日报》、《福尔摩斯》联合出版。龚之方主编,姚吉光为经理。

《战时日报》改变了小报的编辑方针,以抗战新闻和鼓动抗战的宣传文章为主要内容。发刊词表示:“我们不愿在这样的大时代进行中,来放弃我们的责任,投入抗日斗争,干到敌人的铁骑不再来践踏我们的国土。”该报曾先后刊载过朱德的《论西班牙战争》和《日本并不可怕》、《朱德、彭德怀启事》,毛泽东的《抗战必胜论》,以及安纳斯·史沫特莱、辛克莱的《朱德、彭德怀访问记》,莫休、丁玲的《记二万五千里长征》,洪荒的《战士的报纸》,同慈的《中日关系》、《鲁迅先生周年祭》,姚吉光的《双十志感》、《今年是可庆之年》,还有沈西苓的剧本《大家一条心》,叶浅予、陆志痒、江栋良的漫画《阿Q正传》等。

该报出至当年12月11日,被租界当局强令停刊。

《译报》——《每日译报》(1937~1939)

《译报》于民国26年(1937年)12月9日创刊。当时上海因日军侵占形成“孤岛”,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领导下,由夏衍、梅益和姜椿芳发起创办,梅益具体负责。

《译报》每天出版4开一张。新闻全部译自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约占四分之一篇幅,其余四分之三篇幅刊登译自各国报刊的通讯、言论等稿件。这些稿件有的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抗战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消息和通讯,有的报道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

由于该报内容充实,编排新颖,颇受读者欢迎。但日伪当局为控制舆论,强迫租界内出版的中文报刊接受检查。该报编辑部一连接到敌伪新闻检查所三次通知,强令送检。最后因印刷所受到威胁,无法付印,至12月20日出版第十二期后被迫停刊。

《译报》停刊后。为了争取早日复刊,找到两位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有联系的英籍发行人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以英商大学图书公司(香港注册)的名义出版《每日译报》,成为上海租界内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第一家“洋旗报”。

挂上了洋商招牌发行的《每日译报》于民国27年(1938年)1月21日正式出版。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聘钱纳水为主笔兼总编辑,王纪华为经理,张宗麟为董事长。实际上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编辑部由梅益、王任叔、韦悫等负责,姜椿芳、林淡秋、胡仲持等参加翻译工作。

该报最初为4开4版一张,日报。新闻、评论、通讯报道和文艺作品都译自外国报刊,同以前的《译报》相似。发刊词中英文并列,系出自英籍发行人的手笔。为了迷惑敌人的注意力,没有公开创办《每日译报》的真实意图。出版一个月后,该报改变编辑方针,从2月20日起,采用综合各方电讯(主要根据塔斯社电讯)报道中日战事新闻,不再单纯依赖外文报刊。5月1日起,又改出一张半,增刊《社会动态》(上海新闻零讯)和《新闻钥》(时事评论)等栏,新辟《爝火》副刊(王任叔主编),及《星期评论》、《时代妇女》、《职工生活》、《书报评论》、《社会科学讲座》、《青年园地》、《戏剧电影》等周刊,并开始从内地重要报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转载文章。由于内容充实、读者日增,自6月1日改出4开8版两张,一张为新闻版,包括社论、特写,一张专门刊登译文与副刊。第一篇社论《走投无路的日本》就在这天发表。6月28日,报纸扩充为对开一张,另附4开一张,新闻篇幅增加,译文取材范围扩大。副刊《大家谈》(王任叔、钱杏邨、于伶先后任主编)与《前哨》(王任叔编)同时创刊,《爝火》停刊。7月起,增辟《儿童周刊》(钟望阳主编)、《科学知识》、《语文周刊》(陈望道主编)。9月份起,增加《每周论坛》。10月又将各种周刊(《语文周刊》除外),合并为《综合周刊》,另设《文选》一栏,刊登外地特约通讯及国内各报重要论文。自民国28年(1939年)1月起,增刊《新闻学周刊》;3月起副刊《上海读物》、《文艺通讯》创刊。

该报的“本报特讯”和“专电”,以及范围广泛的转载和译文,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国内外信息。特别是通过“专电”或“特稿”,报道上海人民所关心、而为其他报纸很少刊载的有关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业绩。在转载和翻译的文字中,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和《中国的军队和人民》(自法国“Avanard”译出)、周恩来的《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和《论抗战的新阶段与侵略者的新政策》,何香凝的《关于反侵略》以及《中国的第八路军》(苏联《真理报》)、《苏联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密勒氏评论报》)等,都是当时上海人民极难读到的珍贵文献。

该报在“孤岛”上积极动员和支持上海人民对日伪汉奸发起斗争,还积极支持上海人民对租界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以保卫市民的正当权益。对于上海人民抗日救亡工作的展开,也经常作出指导。

在该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与支持的同时,也为敌人所忌恨。民国28年(1939年)夏天,日伪和租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收买了该报的英籍发行人。5月18日公共租界当局藉口该报刊登全国生产会议新闻未经送审,迫令停刊两星期,以后再也不准该报复刊。

《文汇报》(1938~?)

《文汇报》创刊于民国27年(1938年)1月28日,严宝礼等一批爱国人士集资创办。(详见本编第三章。)

《中美日报》(1938~1946)

《中美日报》于民国27年(1938年)11月1日创刊。创办人吴任沧,为国民党CC系分子。“孤岛”时期,吴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并曾一度兼任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宣传专员。由于当时上海租界环境特殊,报纸挂洋商招牌可以避免日伪当局的新闻检查。所以该报在创办时,就由罗斯福出版公司在美国德拉威尔州注册,聘请在沪经营药业的美籍商人施高德为发行人。

该报实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日出对开两大张。社长吴任沧(对外不公开),总经理骆美中。总编辑先后为杨勋民(原为盐务稽查所负责人)、查修(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王锦荃(副总编辑,一度代理总编辑)、詹文浒(原为世界书局编辑所所长),总主笔为周宪文。副刊有《集纳》、《堡垒》、《艺林》;周刊有《译写网》、《每周论选》、《星期特刊》等。

该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三年中,曾三次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责令停刊。第一次由于登载蒋介石文告(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敌后民众反抗日伪的“国民公约”,专对沦陷区同胞而言),被罚停刊三星期;第二次由于该报教育版刊登《上海教育界总清算》一文(附逆学校及其负责人姓名,全部揭露),被罚停刊一星期;第三次由于揭露日汪密约(将密约全文刊登,逐条加按语,并著论指斥),被处罚停刊三星期。此外,还由于转载吴稚晖与杨公达发表斥责汪精卫卖国言行的论文,曾遭受汪伪76号特务的袭击,同在一幢楼的《大晚报》排字房亦被捣毁,一名工友中弹牺牲。该报在第二次被罚停刊时,曾另办《中美周刊》,由查修、许亦非主编。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该报宣告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报由原副总经理高明强负责筹备,于民国34年(1945年)8月27日在上海复刊。日出对开两大张。社长仍为吴任沧,经理高明强,总编辑周世南,主笔查修。主要副刊有《小天地》、《集纳》和《戏剧周刊》。编辑部阵容较之“孤岛”时期已大为削弱,销路难以打开,亏损日增,民国35年(1946年)3月31日终刊。

[中美时报]

《国民新闻》(1940~1945)

民国29年(1940年)3月汪伪政权粉墨登场。为迷惑“孤岛”读者,混淆视听,3月22日在上海租界内创办了《国民新闻》,每日4开一张。由堕落文人穆时英主持。该报对“和运理论”不作正面宣传,而多以文艺小品争取读者。出版不久,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打死,后由刘呐鸥接办,不久刘呐鸥亦被特工人员暗杀,报纸即告停刊。数月后,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与伪江苏省长李士群等出面主持复刊,日出一大张,所刊电讯都经选择节略,较多刊载地方特约通信与译著专文。副刊《纵横》,偏重于国内外风俗人情的介绍和科学或探险的故事。

该报约于抗战胜利前夕停刊,具体时间不详。

《平报》(1940~1945)

《平报》于民国29年(1940年)9月1日创刊,由汪伪政权头目周佛海出面主办。该报设董事会,由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丁默邨、李士群、罗君强、岑广德、彭年、杨惺华、邵式军、金雄白为董事,周佛海为董事长,梅思平、罗君强为常务董事。社长初为罗君强,后为金雄白,总编辑陆光杰。与《中华日报》、《国民新闻》一起被称为汪伪政权在上海的三大宣传阵地。

该报方针与主持者在政治上的态度,都是向日本“祈求全面和平的实现”,以达到“和平、反共、建国”的目的。报纸特点是不刊自己的社论,只报道新闻,但是却经常刊载专论和译述,以借用别人的文章,来制造卖国乞和的反动舆论。如刊出特稿《法国停战前的和平运动》、《近代战争与武器》、《中日事变中共党阴谋》等,用意无非是宣传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在法国早有先例,德法“媾和”是他们的榜样;吹嘘德日武器精良,近代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武器,如不赶快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对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则肆意低毁,挑拨国共合作关系。副刊多载色情文学作品,毒害读者。经济报道较重视,设有“经济与商业”专栏。

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进占公共租界,该报更有恃无恐,大肆渲染“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当时还增出了晚报,民国34年(1945年)日军败局已定,该报于抗战胜利前夕停刊。

《正言报》(1940~1948)

《正言报》于民国29年(1940年)9月20日创刊,是上海“孤岛”时期代表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一份报纸。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办,负责人吴绍澍,聘请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美籍律师樊克令担任《正言报》董事会董事长,由美商出面向美国国务院登记备案,以美商联邦出版公司名义在租界内发行。

该报创刊时对所持政治立场、态度,曾作了如下规定:(1)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机构,包括宣传部驻沪专员办事处和中央社上海分社,必须密切配合,步调一致。(2)应以大、中、小学师生和工商各条战线青年职工为主要对象,特别要发动青年,抓紧对青年的工作。(3)必须做到旗帜鲜明,抗击敌伪。对于汉奸要狠狠打击;对于被迫参加汪伪政权而摇摆不定的分子,要不究以往,策其改邪归正;对于徘徊歧路者要予以争取;对于忠贞不仁的爱国志士加以褒奖。

该报社长为叶凤虎,经理冯梦云,冯梦云被敌伪杀害后,由冯志方继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为袁世裕,主笔李秋生。

该报日出对开两大张,分设国际版、国内版、本埠版、各地通讯版、教育版、体育版以及副刊《草原》、《大众》等。对教育、体育报道较为重视,教育版每天刊出《小言》一篇,以青年为主要对象,宣传抗战必胜,并经常转载大后方学校动态,鼓励上海、江苏、浙江沦陷区青年内移,介绍入学,对经济困难者给予帮助。

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该报于当天发出《最后消息》后宣告停刊。抗战胜利后,该报于8月23日复刊。民国37年(1948年)10月12日,该报因发表《不要再制造第二个王孝和了》一文而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儿童新闻报》(1940~1941)

《儿童新闻》报于民国29年(1940年)11月创刊。当时上海已成“孤岛”,群众抗日救亡情绪高涨,但缺乏少年儿童报刊。由陈平之、杨志刚(负责编辑)、应循之、袁晓园(负责经营)发起,并得到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等支持,集资创办。该报每周出铅印4开一张,第一版为抗战新闻、救亡消息;第二版为时事分析、国际动态,以及人物介绍等,第三版为适宜少年儿童阅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科技知识;第四版为儿童作品,及苏联儿童文学名著《表》的长篇连环画。由于内容适应抗战形势,且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受到学校和儿童的广泛欢迎,发行量达1.5万余份。

该报还举办过两次全市性的活动,一次是全市儿童歌咏竞赛,提倡抗战歌咏,请音乐家陈歌辛等担任评委。竞赛结果获得第一名的是后来被选为“上海歌后”的韩菁菁。另一次是举办全市儿童乒乓竞赛,请傅其芳(解放后任国家乒乓球教练)担任裁判。

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该报宣布停刊。

《新中国报》(1940~1945)

《新中国报》于民国29年(1940年)11月7日创刊,前身是《侨光日报》,为日本在华特务机关“兴亚建国运动总部”的机关报,其发刊词公开宣布以“亲日”为目的。该报日出一张,发行量为5万份,侧重报道所谓“大东亚圣战”的消息,常译载日文报纸上的评论与通讯。关于江苏省敌伪清乡运动和教育界活动、时局人物介绍、社会特写和国际秘闻译作等报道也为数不少。该报的编辑人员中,有些是打入敌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如社长严军光(袁殊)、总编辑鲁风、编辑恽逸群等。新中国报馆还出有附属报刊《国报》和《宪政月刊》(后改名《政治月刊》)以及《新中国晚报》。

该报于日本投降时停刊。

《新生活报》——《时代日报》(1945~1948)

《新生活报》于民国34年(1945年)8月16日创刊,以苏商时代出版社名义出版,是俄文《新生活报》的中文版,由叶水夫、马骏等创办,日出8开一小张,报头上注明为“每日下午六时出版”。创刊号上刊有毛泽东像。出至半个月后,从9月1日起改名为《时代日报》,继续发行。

《时代日报》由姜椿芳任总编辑,匡开莫为发行人,先后在编辑部工作的编辑记者有林淡秋、陈冰夷、叶水夫、许磊然、黎澍、满涛、王元化、楼适夷、陆诒、冯雪峰、严玉华等。

该报初刊时为4开4版一张,一版要闻,二版市政新闻,另有综合性副刊《星空》以及《语文》、《妇女》、《艺术》等专刊。

民国36年(1947年)上海许多进步报刊遭国民党查禁。《时代日报》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对出版方针作了调整(1)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立场、主张;(2)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3)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及美军暴行;(4)报道工潮、学潮;(5)反映解放战争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同时,该报版面也作了相应调整:第一版要闻;第二版综合副刊《新生》;第三版轮流刊登专栏《新园地》(供初学者发表短小的文学作品,聘请胡风、叶以群、蒋天佐、魏金枝为顾问);《新语文》(倪海曙主持);《新木刻》(李桦主持);《新音乐》(孙慎主持);《新妇女》(李建生主持);《新美术》(艾中信主持);第四版市政新闻、读者来函、广告等。为弥补新闻报道的不足,又创办了三个述评专栏:“国际述评”(由陈原、陈瀚伯主持),“经济述评”(由杨培新、钦本立主持),“军事述评”(由姚溱用“秦上校”笔名主持)。

《时代日报》改版后的报道,特别是三个述评,在帮助广大读者认清形势,了解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

民国37年(1948年)6月3日,《时代日报》报道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等三所大学的反美爱国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终于以“扰乱金融,煽动工潮学潮,歪曲军事报道,破坏治安秩序”的罪名,勒令该报停刊,共出九七二期。

《前线日报》(1945~1949)

《前线日报》是一份从军报转向企业化的国民党报纸。民国27年(1938年)在安徽屯溪创刊后曾迁往江西上饶、福建建阳等地出版。民国34年(1945年)8月24日迁上海发行。该报最早由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主持,李俊龙任社长,宦乡任总编辑。

该报迁来上海时,仍出江西版,不久,江西版停办。

民国36年(1947年),该报成立董事会,钱大钧为董事长,冷欣为副董事长。当时内战阴影日浓,宦乡离去,于是新闻、言论态度较过去右倾。报纸改版,由4开改为对开,日出两大张,失去原有特色,报纸发行数下跌。为了争取销路,在人事与内容方面曾力求充实,社长马树礼,总经理先后为任矜萍、赵家壁,总主笔为钱纳水,主笔有曹聚仁(主要写专栏文章)、许杰、杜绍文(兼职)等。总编辑兼副社长为邢颂文,副总编辑姚士彦,副刊先后有《晨风》、《艺闻》、《四海》,分别由马国亮、陈灵犀、黄嘉音等编辑。周刊先后有《新闻战线》、《书报评论》、《妇女周刊》、《社会人生》等。但由于该报为国民党当局服务,因而为读者鄙视,销路无起色。1949年1月8日起改为晚刊,同年4月15日上海解放前夕停刊。

《联合日报》(1945)

《联合日报》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21日创刊,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直接领导,以民办报纸形式出现的进步报刊。中国共产党原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后,利用刘尊棋为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身份,在抗战胜利后率先返沪,以美国新闻处名义创办此报。当时新闻报馆正被国民党以敌产接收整顿,印报房空闲,刘尊棋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冯宾符、王纪华以及进步记者吴大琨、陆诒等人仅用一周时间,迅速办起《联合日报》,馆址就设在新闻报馆内,日出一大张。刘尊棋任社长,冯宾符任总编辑,王纪华任总经理。

该报创刊时宣称是一张“纯粹民间资本,无党派之立场,发挥民间舆论作用”的民间报纸,以客观的方式,如实地报道了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情景,击破了国民党企图控制抗日胜利不久的上海舆论界的阴谋。国民党当局除查询美国新闻处是否确在上海办《联合日报》外,同时又责令新闻报馆不准代印《联合日报》,更不允许供应纸张。在百般刁难下,《联合日报》于11月30日宣布暂停出版。半年后改名《联合晚报》出版。

《建国日报》(1945)

民国34年(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后在上海正式复刊。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字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

该报《复刊词》云:“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闯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该报日出4开一张,除新闻版之外,特辟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了解所谓“大后方”的真实情况,副刊上以记者署名,每天发刊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各种奇闻怪事。该报由于自身无印刷设备,只能借用其他报馆印刷厂,印完自身报纸后再印《建国日报》,所以《建国日报》每天要在下午才能和读者见面。

该报创刊不久,销数就达到五六千份,但仅发行了12天,10月22日就被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

《和平日报》(上海版)(1946~1949)

《和平日报》上海版,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报纸,于民国35年(1946年)元旦创刊。日报,对开两大张。

该报前身系国民党军方控制的《扫荡报》,民国20年(1931年)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创办,初期仅在军队中发行,翌年迁武汉后,曾先后出版《扫荡旬报》、《扫荡画报》,并把《扫荡报》推向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报迁往重庆,民国33年(1944年)国民党党办报纸实行企业化,该报成立报业公司,由何应钦任理事长,张治中、陈诚任副理事长,黄少谷任总社社长兼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方为适应形势,将《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抢先在上海接管日伪敌产《大陆新报》和《大陆报》的全部设备,创办《和平日报》上海版,由万牧之任社长,杨彦歧、王卓球先后任总编辑,发行人万德函,经理白广荣。该报总社设南京,除上海外,又在广州、重庆、兰州、沈阳、海口、台湾台中等城市设地方版。

《和平日报》虽然改名和实行企业化,但报纸性质始终不变,仍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立场,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帮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学生新闻》(1946)

《学生新闻》于民国35年(1946年)1月创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为指导学运出版的秘密报刊。每期4开一张,铅印,不定期刊。该报原先是民治新专、中国新专学生自己创办的一张实习性报纸,办报人中有中共地下党员。经中共上海学委派人与之协商,将《学生新闻》办成全市学生的报纸。开始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是缪鹏。以后编辑、发行分开,负责编辑工作的先后有田钟洛(袁鹰)、杜淑贞、钟沛璋。民国34年(1945年)4、5月间,建立了采访发行小组,成员有严赓初、王树人等。

民国35年(1946年)秋天,上海爆发了“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国民党当局进行大逮捕,该报被迫停刊。

《新少年报》(1946~1956)

《新少年报》于民国35年(1946年)2月16日创刊。半月刊。负责人蒋文焕。该报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创办的一份4开4版儿童报纸,内容主要是对少年儿童传授科学知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培养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团结友爱的美好情操,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如蔡元培、宋庆龄、叶圣陶、老舍、冰心等都曾为该报撰稿。该报还曾以报社为基地,在上海少年儿童中开展过图书阅读、参观访问、座谈讨论、夏令营等活动,上海解放前曾一度停刊。1949年6月17日该报复刊,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领导。不久又改为华东地区少先队队报。1956年迁北京,1960年与《中国少年报》合并。

《益世报》(上海版)(1946~1949)

《益世报》(上海版)于民国35年(1946年)6月15日创刊。社长范争波,总编辑开始为陈德征,后由副总编辑、总编辑姚廷华主持编务,主笔王士伟,经理李慎襄,采访主任尹雪曼。

《益世报》原为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办的中文日报,由天主教罗马教廷指派的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于民国4年(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创办。雷鸣远为比利时人,后入中国籍,自任报馆董事长,刘浚卿、刘豁轩兄弟先后任社长。创刊初期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该报一度同情学生运动,曾连载周恩来在德国勤工俭学期间写的《旅欧通讯》。民国20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该报社评主撰罗隆基、钱端升积极主张抗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大力宣传抗日,9月5日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刊。

民国27年(1938年)12月8日该报在昆明复刊,民国29年(1940年)迁重庆出版。同年6月雷鸣远逝世。由天主教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继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天津复刊。

《益世报》(上海版)名义上号称天主教教会报纸,实际上是以天主教作幌子的国民党反动报纸,上海解放前还担任国民党汤恩伯总部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范争波对报纸严加控制,报上发表过不少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国革命的言论和新闻报道。

《益世报》地方版尚有民国5年(1916年)创办的北京版,抗日战争胜利后,除天津、上海外,在西安、重庆、南京也相继成立地方版。除新闻及专栏文章各地方版偶尔互相转载外,言论、人事、财务、发行均各自独立。1949年4月底上海解放前,益世报(上海版)停刊,范争波逃往台湾。上海解放后,该报(上海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东南日报》(1946~1949)

《东南日报》于民国35年(1946年)6月16日创刊,社长胡健中为国民党CC系成员,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该报前身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民国23年(1934年)6月16日起改名为《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总编辑刘湘女。报纸行销闽浙皖赣各省,颇有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该报由杭州迁金华出版,因战事关系,不久又从金华撤退,分为两路,一路先后在浙江丽水、云和出版;一路在福建南平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和版复员至杭州,仍为杭州《东南日报》(称分社),社长许绍棣。作为总社的南平版迁至上海。

上海《东南日报》日出对开二大张。总主笔胡秋原,主笔钱谷风(后继任总主笔),总编辑杜绍文,总经理刘子润。主要副刊《长春》由陈向平(中共地下党员)主编,《大都会》(趣味性生活副刊)由姚苏凤主编。专刊有文、史、经济等各种周刊,其中《国际周刊》由陈虞孙(中共地下党员)主编。该报比较注重体育新闻与社会新闻,本市版与体育版由副总编辑陈福瑜(笔名桑榆)主编。该报体育版颇有特色,篇幅亦大,对体育比赛经常有精辟分析,为读者所称许。该报于1949年4月底上海解放前停刊。

《学生报》(1947~1949)

《学生报》于民国36年(1947年)6月1日出版,是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初创时为8开一张2版的铅印小报,三日刊。不久,全国学联成立,该报又增加了报道全国学联和各地学生运动的内容,改为4开一张,10天一期。十期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查禁,被迫改为油印(偶有一、二期铅印),不定期出版。

该报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没落和黑暗统治;报道上海以及全国学生运动开展的情况,以鼓舞斗志,指导学生运动的发展。

该报由学联地下党组织领导,黄振声、张毓芬、朱良、顾光顺、刘鉴农五人负责。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抽调了一部分有报刊工作经验的党员缪鹏、陈大伟、徐湘、陈鲁直、成幼殊、夏培根、严庚初、张吉年、王树人等参加《学生报》工作。民国36年(1947年)11月,刘鉴农调离学联,该报改由顾先顺负责。

该报设立编辑组,负责采访、撰写和编辑工作,并指定专人收听和记录延安新华电台的新闻广播,在报上刊载。学联在每个学校有一名联络员,组成联络网,学生运动的情况也由各校联络员负责报道。发行也是通过联络网,遇到全市性的重大活动,如学联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或游行时,该报编辑就到现场采访写稿,印发“快报”和“号外”。

该报一出版就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因此不得不经常变换印刷所,后固定在富通印刷所印刷。民国36年(1947年)9月初,富通印刷所遭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和破坏,该报被迫由铅印改为油印,由严庚初、王树人、周淑云、缪雯、沈逸群等组成的刻印小组担当缮刻、油印的任务。民国37年(1948年)10月26日,严庚初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5岁。事后,编辑部由唐嘉健、吴钟麟、范思濂、郭丰敬组成,先后由朱良、朱赓明负责领导。编辑部设在范思濂家,编辑部四个人,分工编辑四个版面,同时负责刻写蜡纸。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决定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出版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机关报《上海人民报》,为了集中力量,《学生报》停刊。

《上海人民》(1949)

《上海人民》报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迎接上海解放的特定环境下创办的报纸,出版时间不长(1949年4月初至5月27日),先后出版八期和一张号外,但它的出版给上海人民传递了解放的信息,反映了上海解放第一天百万市民迎接解放的欣喜情景。

该报筹备出版时,北平已解放,原拟报名为《人民日报》(上海版),考虑到当时上海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遂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名义出版,定名为《上海人民》报。

该报前6期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环境下出版的。创刊日期约在1949年4月初,为8开2版铅印周报。负责人庄炎林,工作人员有王树人、黎家健、郑心永等,刊登内容主要是新华通讯社播发的军事战报,由庄、王等人收听编发,然后由黎家健送交地下印刷厂印刷。5月中旬,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决定该报第六期后暂停出版。

1949年5月25日上海市区部分解放,中共上海有关领导部门接管《申报》同时,由《上海人民》报当天利用《申报》的印刷设备出版“上海解放”号外,接着在5月26日、27日出版了两天报纸(第七期和第八期),均为对开4版一大张,总编辑为冯宾符。报道内容主要是解放战争的捷报和上海人民喜迎解放的消息,如“解放军已占领伪警备部”、“上海北区昨晚解放”、“商店纷纷开门”、“公共车辆大都复驶”、“锣鼓秧歌响彻街头”等。

由于上海《解放日报》在5月28日创刊,《上海人民》报在5月27日出版了第八期后停刊,编采人员转入解放日报社工作。

[上海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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