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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2003/8/4 9:46:19

1948年底,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文委会成立记者联谊会,派张安友等人与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个别播音员、技术人员联系,动员他们团结员工,保护好电台的财产和设备。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苏州河以南地区。凌晨,中共地下党员邹凡扬,带着解放军入城布告(即“约法八章”)和在坐车途中写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凌晨攻入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新闻稿,赶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7号,此时国民党上海电台已由进城的解放军战士值勤,邹要电台工务科长(当时为代理台长)杨伯枢停止原有广播,改播解放军入城布告和上海解放的新闻稿。杨伯枢答应照办,旋即安排女播音员施燕声播出。七时许,无线电波中传出了“上海解放了”的消息。与此同时,地下党派来的王世桢、陈奇等到电台,分头负责播音和监听工作,钱乃立、徐炜先后参加播音。正在反复广播解放军攻入上海的消息时,由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进步学生组成的“人民保安队”也赶来保护电台,以防敌人破坏和不致广播中断。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与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激烈战斗。“入城布告”和“上海解放了”的广播新闻也起到了瓦解敌军士气的作用。5月25日播出“上海解放”消息的还有凯旋电台、中华自由等私营电台。

当晚,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参加接管的人员奉命从江苏丹阳出发,26日到达上海南翔,晚上进入上海市区。27日晨,周新武等27名干部乘车到大西路7号上海广播电台,召集电台全体人员宣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署的命令:“上海广播电台为国民党宣传机关,兹任命周新武为本会接收专员,代表本会前往办理接管事宜”,国民党上海台台长陈辅屏接命令后,表示绝对服从。具体移交工作由杨伯枢办理。接管联络员华坚负责联系。

随着对国民党办的上海广播电台的接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宣告成立。5月27日晚上参与接管的播音员夏之平、苏珮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呼号向全市人民广播,先由夏之平播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布告;接着苏珮播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次新闻。从此,上海人民广播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事业建设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上海电台)成立之初,用接管国民党的上海广播电台发射机对外播音。播出设备的总功率为1.8千瓦。由于上海电台还担负对华东地区的广播任务,这样规模的发射设备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遂相继从济南、南京调来功率分别为400瓦、2500瓦的短波报话两用机,经安装调试投入使用。后又向上海广播器材修造所订购3架1千瓦的中波发射机。经过短短一年半时间的调整扩充,到1950年底,上海电台共有8部广播发射机,总功率达8.6千瓦,为国民党上海台移交时的4.9倍,初步改善了上海及华东地区的收听效果。随着发射机数量的不断增加,延安西路(原大西路)机房已容纳不下各种规格的机器,天线场地的扩大也受到限制。为保证播音,在长乐路南华新村建成发射机房,并架设3副高约30米的中波天线,于1950年初开始播音。

虹桥路1376号原是上海广播器材修造所厂房,上海电台在这家单位迁往北京后,在此利用原厂房车间改造装修发射机房,并架设天线,先是迁入短波机,到1951年5月,所有中波机也都集中到虹桥路发射机房播出。同时将南华新村机房改为收音台。后又在此基础上着手建造新机房。新建机房为U型建筑,分东西两部分,并按供电部门要求建了二路供电的配电间。随着虹桥路机房发射条件逐步完善,收转节目信号的传输距离也由原5公里缩短为1公里,连同专用播音电缆的架设,广播质量得以明显改善。

上海作为工业大城市,对电波传输的干扰普遍存在,许多地区收听广播受到影响。为增加发射功率,上海电台技术人员自己动手设计制造8千瓦中波发射机,于1952年8月完成并投入试播。这是靠自身力量首次试制成功的中等功率发射机,机组投入运行后不仅有效提高了收音质量,还扩大了广播覆盖面。北京东路2号从1951年3月起便成为上海广播电台台址。领导机关和采编人员均在此办公。1952年9月,在这里建成当时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比较先进的播控中心,这个中心拥有9套广播业务用房,16个大小不同的播音室。继8千瓦中等功率发射机试制成功并投入正常运转以后,上海电台技术人员又再接再厉,设计建造了2台功率为20千瓦的中波发射机,仅用两个月时间即安装完毕,经调试于1953年12月投入试播。这台机器运行十多年之后,各项电气指标仍保持优良。

1954年4月投入工作的凯旋路机房,占地11亩,这里装配调频机10台,功率从100瓦到200瓦不等。4座45米高的天线杆上悬挂简易天线,与北京路收音机房配合,进行频率校正工作。是年,虹桥路机房扩建中波天线,其中全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的560千赫天线,做成方向性天线,地网结构也较复杂。1957年初调试完毕并正式投入运行后,经过测量场型和外出收测效果都很好。主射方向内的等效发射功率相当于35千瓦。华东地区部分兄弟台如无锡、南通台等,都长期接收560千赫转播的中央台第一套节目。1955年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撤销后,一台7.5千瓦短波机改制为中波机,于1956年第四季度投入使用,频率为610千赫,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

调频广播节目的推出,是上海广播事业发展的标志性进步。1958年9月上海电台自制成功一台250瓦调频机,1959年元旦对外试播,频率为67.8兆赫。每天早晚联播990千赫节目达6小时左右。由于调频广播的音质明显优于调幅广播,上海电台随即安装调试完成4部1千瓦调频发射机的调频台并对外播出,频率分别为65.1兆赫、67.8兆赫、69.3兆赫和71兆赫。全部联播990千赫的节目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为降低停播率,1960年3月虹桥路机房的N+1系统投入使用,曾代播2000余次,成功率达99.9%,为降低停播率起到了关键作用,上海电台停播率指标在全国长时期处于先进水平。

为进一步改善上海边缘地区广播收听效果,上海电台从1973年起在控江路以南、宁国北路以东征地6.3亩,新建杨浦发射台。1979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杨浦机房,播出1197和1422千赫节目。还用1521千赫、900千赫和648千赫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用1170千赫和648千赫联播上海电台节目。这些频率除648千赫的功率为7.5千瓦外,其余均为1千瓦的脉宽机,后来杨浦发射台还增加了4部10千瓦脉宽调制发射机。

1975年夏季,海洋渔业部门对上海电台提出,加强东海渔场天气预报。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上海电台990千赫的功率扩大为50千瓦。990千赫功率扩大后,使沿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收听广播更为清晰。

上海电台的调频广播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中断。这期间,为方便市郊农村有线广播站收转节目,恢复了一套调频节目,每天早晚联播上海电台990千赫节目。“文化大革命”后调频广播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1月,上海电台在国内首次使用晶体管激励器播送立体声调频节目。良好的收听效果促使上海各大无线电工厂纷纷投入立体声收录机的试制,进而它又推动了调频立体声广播事业的发展。在1983年之前,上海电台节目传输靠电话电缆承担,而1984年起,上海电台调频立体声节目传输,开始运用无线传送,如101.7兆赫、103.7兆赫及107.7兆赫的节目,传送效果都很好。后来又从国外引进光纤传输技术。至此,上海电台调频发射系统基本形成。特别是北京东路2号5楼建成的播控中心,就是按立体声广播要求设计的,配有立体声转播设备,其功能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在采用调频广播技术的同时,上海电台也采取措施改善调幅广播音质。1983年起,各机房播出频率的发射机上,先后加上了“音频处理器”,对接收中高频信号进行补偿,以改善调幅广播音质;还适当提高平均调幅度,使边缘地区收听广播降低噪音,改善音质。1984年在北京东路2号5楼建成了新的播控中心。该工程曾分别获得1984年国家优秀设计奖和上海广播电视局特等奖。

1988年,上海电台重建中断30多年的短波广播。这年元旦,以台湾听众为主要收听对象的浦江之声电台正式开播,发射机设在上海长途电信局真如发射台,短波频率为3280千赫、3900千赫和4950千赫,功率均为15千瓦。天线采用定向短波天线,前两个频率对台湾方向,后一频率对香港方向。至此,上海电台已具备了中波、短波和调频立体声广播综合发射能力。发射总功率达151千瓦,相当建台时的84倍。各套节目广播,其覆盖率普遍提高,其中,上海电台中波广播第一套节目以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覆盖率均为100%。

[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为上海电台1988年元旦开播的浦江之声题写台名、题词]

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题桥广播发射台建成并投入使用,使上海广播事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这一项目占地面积12.5公顷,建筑总面积4641平方米,整个建筑由发射机房,行政办公大楼、变配电间、发电机房、深水泵房、7座铁塔及天线调配室等组成,建筑格局既体现江南庭院风格,又具有时代气息。发射机房内置有中波广播发射机7台,其中有国产机,也有从美国、加拿大引进的新机型;同时装有上海广播科学研究所设计制造的TS—10A型10千瓦多频率全固态中波广播发射机,它可以自动代播六个中波频率中任何一部故障发射机,以保证广播不中断地进行。题桥发射台于1990年9月25日正式开播,节目传输采用微波设备完成。各项技术设施经过不断完善,已成为我国一流水平的中波广播发射台。为了进一步发展上海的广播事业,1993年底开始在虹桥开发区兴建一座设施更为齐全、装备更为先进的现代化广播大楼,它的总建筑面积达4.7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使上海广播事业进入崭新阶段。

上海电台事业建设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建台初期每年只有10多万元人民币,以后逐年递增,到1966年达200万元人民币。1979年恢复广告经营之后,收益日丰,从1988年上海广播电视局实行财政承包起,上海电台经费主要由广告等经营收入支出。

二、宣传规模

上海电台成立之初,每天播出一套节目,播出时间为9小时20分。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指示,上海电台同时担负对华东地区的广播宣传任务,使用2个频率,节目增加到2套,播出时间增加到36小时30分。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总共办有6套节目,使用7个频率,其中上海电台办5套节目,使用5个频率。到1952年11月,每天播出时间总共达122小时44分。

上海电台初期的广播宣传,主要是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三大任务,一天中就有三次《布告·法令》节目。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人也经常利用电台向全市干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部署工作任务。上海刚解放几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陈毅等通过电台发表了有关城市政策等广播讲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海电台多次转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1949年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领导人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上海电台作了转播;同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上海电台先后通过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使上海和华东地区人民听到了毛泽东的历史性宣言。同年1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上海电台作题为《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录音讲话。按照“全党办广播”和“人民广播人民办”的原则,上海电台经常邀请群众代表和文艺工作者,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或表演文艺节目,在建台后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近2万人次到电台演讲、演播,仅10个月的统计资料表明,儿童上广播就达到219次。

1952年北京东路2号播控中心的建成以及发射功率的提高,为上海电台增办节目、扩大广播覆盖面,提高广播接收质量奠定了基础。1953年9月,上海联合广播电台私方提出申请,将私方部分产权实行转让,并入上海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停办以后,上海电台已拥有12个频率,设置9套节目,每天播音107小时。与前一阶段相比,这时期的广播宣传形式和节目质量,都有改进和提高。

上海电台的广播宣传事业曾几经波折。五十年代初,中央广播事业局顾问、苏联广播专家访问上海时,认为上海只可能有三套节目,理由是:列宁格勒也只有三套。并向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要上海大量削减自办节目,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为主。上海电台虽然一再抵制这一不切合上海实际的主张,仍然不得不把上海地区原先设置的9套节目减为5套,播音时间从最多时的122小时减为67小时。1956年7月,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调整了广播事业建设方针,即由原来“先中央后地方改为中央和地方并举”,会议还提出要让听众听到更多的节目。这给上海广播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到1956年11月,上海电台节目恢复到7套,使用7个频率,全天播音时间为81小时22分。

正当上海电台根据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探索按照广播的特点办广播,并取得初步成效之际,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上海电台被指责“捅了漏子”、“妄图建立第二舆论中心”,要电台裁减编辑记者。广播节目被迫收缩。1958年全台办有6套节目,使用6个频率,全天播音时间为74小时48分。与1956年相比,减少1套节目和1个频率,播音时间减少6小时34分。

在“大跃进”年代,上海电台广播宣传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在1958年新闻节目中有关“大跃进”的报道约占70%左右。还举办了一系列如《为钢而战》、《学先进争上游》、《光荣榜》等专题节目;还有“打擂台”比武广播大会、挑应战广播大会、祝捷报喜广播大会、放“卫星”广播大会等等。1958年10月下旬,全市开展消灭麻雀大战,电台的一套节目停止正常节目播出,举办特别广播,由灭雀指挥部随时指挥和播报各地区、各单位灭雀成果。对文艺广播同样追求直接效果,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大生产捷报,要求当天或隔天配合播出。这些在当时都形成一定声势和规模。

1962年2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指出宣传工作中存在浮夸风、片面性,缺乏辩证观点。上海电台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加以纠正。在广播宣传事业进行调整过程中,贯彻“缩短战线,加强领导,精办节目,提高质量”的方针,通过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重新调整了节目。1962年,全台共办6套节目,使用6个频率,全天播音时间为58小时16分,比1958年减少16小时32分。

通过总结经验、调整节目,上海电台的广播宣传开始贴近生活和实际。1962年起,关心群众生活方面的报道增加了。在这一阶段,理论宣传也有所加强,1963年宣传了大庆靠《矛盾论》、《实践论》“两论”起家的事迹,通过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节目,播送单篇毛主席著作的辅导材料和体会文章,到1964年前后,通过录音专访、录音报道等形式,加强了对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宣传。在文艺广播方面,这段时间播出了一大批听众喜爱的音乐和戏曲节目,《听众点播》、《外国音乐》、《广播小说》、《星期文艺》以及评弹、地方戏曲类节目,在听众中都有广泛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电台宣传事业又遭严重摧残。1967年1月18日,“造反派”夺权,上海电台实行军管,停止自办节目,只转播中央电台节目。一时间,上海电台职工用心血培育的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节目,被统统砍光,造成了上海电台历史上的一段空白。后因听众舆论的压力,于同年2月23日恢复了2套节目,2个频率的广播。但这段时间每天播音仅30小时至40小时,只相当于解放初2套节目、2个频率的水平。在新闻节目中,仍然只准转播中央电台节目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刊登的文章,自办节目寥寥无几。到1968年以后,恢复了一些专题节目,主要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老三篇天天学》及有关“革命大批判”的节目。在文艺节目中,一切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和节目都不能播出,只许播8个“样板戏”,毛主席语录歌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电台职工采用巧妙的方法抵制江青等人的破坏,将上海解放以来保存的大量优秀文艺节目的录音磁带和唱片以及上海市党政军领导人包括陈毅、粟裕、陈丕显等讲话录音磁带,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珍贵史料和民族文化遗产,为上海广播事业重新振兴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电台的广播宣传事业,进入了深刻变革和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台上下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重点放在宣传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立足点从过去长期以来为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服务,转移到为宣传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上来。在广播宣传业务上,摒弃过去新闻节目以“吃报为主”即主要播送报纸新闻摘要的做法,进一步探索广播“自己走路”,办出自己的特色。从1978年初开始,先后开办和恢复《上海新闻》、《阿富根谈生产》、《阿富根谈家常》、《知识杂志》、《广播漫谈》、《报刊文选》、《星期文谈》等节目或栏目。据1979年11月5日调整节目后统计,上海电台办有5套节目,使用5个频率,每天播音时间66小时24分,播音时间恢复到了1955年的水平。

1980年上海电台再次调整节目和布局。节目增加到6套,使用6个频率,每天播音时间76小时32分。节目套数和播音时间相当于1958年的水平。各类节目的比例也恢复到多年实践形成的常数,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节目时数,不得超过节目播出总时数一半”的规定。新闻评论在整体节目布局中的地位得到加强,1980年每天自办新闻节目有5种,播出24次;各类评论性节目或栏目达5种,全年共播出评论性文章424篇,占新闻类播出稿件总数的3.3%。1981年,新闻节目中加强了“本台消息”,全年本台记者、编辑自采、自编播出的稿件达9332篇,其中上早新闻头条的达116篇,平均每月9.7篇。到1982年,全年播出自采自编新闻稿件12330篇,占播出新闻稿件总数的51.1%,出现了广播宣传“走自己的路,扬广播优势”的新局面。

文艺广播为了扩大影响,1982年推出《星期广播音乐会》新举措,受到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的喜爱。《文汇报》为此发表评论文章称:这是“社会美育的一个创举。”文艺广播还在增加戏曲、广播剧播出量的同时,先后举办音乐、戏曲、文学、电影等知识讲座,帮助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提高文艺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之后,上海电台广播宣传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方向和奋斗目标。按照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各类节目改革的思路,上海电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年初,第一套节目990千赫每天从早晨5时至深夜零时,每逢正点播出新闻,计20次,加上其他千赫中播出的新闻,每天有44次。这是在全国广播界率先推出的新闻改革举措。以“正点新闻”为标志的上海电台广播宣传改革,由此迈出有力的一步。文艺广播也加大改革步子,继成功举办《星期广播音乐会》之后,1983年初起又举办《星期戏曲广播会》。《星期广播音乐会》和《星期戏曲广播会》隔周举办,交叉进行。同年,文艺部门还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广播电台合作,从南京、杭州、合肥、南昌等城市,通过微波线路传输,向上海听众直播了当地演出的话剧、越剧、锡剧、黄梅戏等专场实况。以后又与华东各省台成立华东六省一市文艺节目协作会,进行业务交流和联办节目。还发起并与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广播电台,联手举办“空中音乐大联播”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拓展了文艺广播领域。文艺广播部门还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先后与朝鲜、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波兰、瑞典、澳大利亚、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友好城市电台交流了音乐节目。其中,《上海——汉堡港口音乐会》就是上海电台与德国北德意志广播电台一次成功的合作。

1984年上海电台的节目套数由6套增加到7套,使用7个频率,其中新辟一个调频广播频率,以播出立体声戏曲和古典音乐为主。每天播音时间达100小时37分。到1985年9月,7套节目又作调整,新辟《音乐之声》立体声广播专用频率。至此全台共办有73个节目,每天播音时间增加到103小时47分。其中文艺节目播出时间占总播音时间的63.91%。

按照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的部署,1987年起上海电台广播宣传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组建3个编辑室,对外呼号分别为新闻教育台、文艺台、经济台。新闻教育台以新闻专题节目为主,文艺台以音乐、戏曲、文学节目为主,经济台以传递经济信息为主。各分台按照各自分工要求,对原有节目的设置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同时增加了一批新节目、新栏目。各分台之间形成了一种内部竞争机制,主要体现在精办节目和改善服务方面,各自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节目,如新闻教育台的《早新闻》、《报刊文选》、《今日论坛》节目等;文艺台的《滑稽王小毛》、《立体声之友》、《广播书场》节目、栏目;经济台的《经济信息》、《金融信息》、《蔚兰信箱》等节目。广播新闻节目为扩大影响,加快信息传播,从1987年起,相继派出特派记者,赴北京采访报道中共十三大会议、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情况。

上海电台对台湾广播节目自50年代划归中央电台后,一度中断短波频率广播。1988年1月1日,浦江之声电台开播,又恢复了短波对台湾及海外广播。到同年5月,上海电台共办有9套节目,使用11个频率,其中5个中波频率、3个调频广播频率、3个短波频率。每天播音时间增至115小时41分。

上海电台广播宣传的辐射功能,也随上海经济区横向经济联合的兴起而提高。在文艺广播与华东地区兄弟电台多次举办文艺演出活动实况转播的同时,新闻广播也拓展视野,加强了各省电台、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市电台的协作、互换新闻稿件的联系,并以各省市电台为基点,聘请并建立了特约记者的通讯网络。《早新闻》节目中辟有“上海经济区信息”专栏,1990年全年共播出特约记者的来稿800多件,既反映了这些地方的新成就、新面貌,也发挥了上海电台990千赫覆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在这段时间,新闻教育台以跨地区横向协作的形式,在当地政府和广播同行的支持配合下,先后推出3小时,多至10小时的新闻特别节目,如《宁波的一天》、《我们江阴好地方》、《嘉兴的一天》、《奋进中的无锡》等,受到当地政府和听众的欢迎,也扩大了上海电台广播宣传的影响。

1990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上海和浦东被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上海新闻媒体特别是报纸、电视频频推出改版、扩版、增设栏目等举措。上海电台面对大众媒体的竞争,从1991年开始酝酿组建系列台,将广播宣传改革推向纵深。为缓解城市交通状况,上海市政府把筹建交通信息台列为政府的实事工程。1991年9月30日上海电台交通台开播,这在国内大城市中属首创。随着上海国际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外商来沪投资踊跃,外国驻沪办事机构、外国旅游者、外国留学生俱增, 为此,1992年10月1日,上海电台在原先英语调频广播的基础上,创建英语台。这也是全国地方台中首家。是年10月,上海电台经济台使用的792千赫频率划归东方广播电台后,经过积极筹建,市场经济台诞生,于1993年1月开播。至此,以“新系列、新套数、新格局”为改革思路组建的8个系列台应运而生。

上海电台8个系列台以频率为单元,对频率资源作了优化配置,其具体分工为:新闻综合台,990千赫;市场经济台,1422千赫、711千赫;文艺台,1197千赫;音乐台,103.7兆赫;交通信息台,648千赫;外语教学台,1296千赫;浦江之声台,900千赫、3280千赫、7115千赫;英语台,105.7兆赫。8个系列台以新闻综合台为龙头,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全方位的广播群体优势新格局。各系列台按照分工职责,构思设置节目,各自形成个性化特色。新闻综合台、市场经济台、文艺台、音乐台、交通台、浦江之声台等,每个台都涌现出3至4个收听率高的节目或栏目。据上海城乡调查队1993年6月调查,新闻综合台“990早新闻”的收听率达40.6%,“午间新闻”收听率为15.81%。市场经济台的“股市即时行情”收听率为10—14%之间。文艺台的“滑稽王小毛”收听率为22.5%,“歌声与笑声”收听率为19.15%。音乐台的“音乐万花筒”收听率为12.16%,等等。一大批节目收听率大幅度递增,广播宣传的社会声望也随之明显提高。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对外宣传工作也迈出实质性步子。外语教学早在50年代初只有俄语一个语种,至1993年增加到英、日、德、法、俄5个语种。此外还进一步扩大与国外广播电台、广播公司的音乐节目交流。1993年,上海电台每天播放的60多小时文艺节目中,播出外国音乐节目12小时;上海电台也有一批民族优秀节目对外交流,起到“让上海听众了解世界,让外国听众了解中国和上海”的作用。上海电台记者还跨出国界,与外国一些广播电台、广播公司合作采制节目。仅1991年到1993年,这种合作就有4次。1993年12月4日,为纪念上海市与横滨市缔结友好城市20周年,上海电台与横滨NHK放送局联合举办三小时的《一衣带水,空中彩桥》直播节目。这种跨国异地直接双向交流的形式,在上海广播界是第一次。

“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的成功举办,使上海电台对外文化交流领域进一步拓展。1988年起上海电台先后三次举办“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目展播”。1993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局、上海电台主办并改名“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列为第四届。这届音乐节吸引了五大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59家广播电台、广播公司前来参加。参赛节目超过上一届一倍多,并首次设立“金编钟奖”,由专家担任评委进行国际广播音乐节目评奖。

90年代初,上海电台已走上了世界广播舞台。应国际广播联合会的邀请,上海电台台长陈文炳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首届世界广播研讨会”。陈文炳在会上作了《展望90年代国营电台发展前景》的专题发言,介绍了在中国和上海实行改革开放中,上海电台广播事业取得蓬勃发展的经验,引起与会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播同行和许多新闻机构记者的兴趣。法新社、法兰西晚报、费加罗报、广播电视周报、《音乐与广播》杂志及巴黎2家电视台采访陈文炳后都作了报道。陈文炳在访问法国期间,与法国二台签订了有关节目交流、人员互访等合作协议。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参赞孙昆山评价说:“上海电台和欧洲二台的合作是个突破,国内电台还不曾有过送音乐节目到法国来交流,交流机会多了,合作机会也就多了。”

三、机构、队伍

1.机构沿革

1949年5月27日,周新武等代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办的上海电台之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党支部随即成立。当时编辑工作主要由苗力沉负责,由他带领参加接管的一部分人员谢林风、蒋铁云等,到汉口路原申报馆与《解放日报》编辑部一起办公,及时了解上级指示,迅速获取新闻。

半月之后,电台编辑部由《解放日报》迁至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台内办公,并开始在市中心寻找新台址。8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签署第10号委任令正式任命周新武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苗力沉为副台长兼总编辑室主任。9月初,上海电台首次宣布组织机构设置,即:台长办公室、编辑部、工务科、行政科共4个部门。编辑部下设工业、政治及文教组,负责采编新闻、工人节目、政治讲演、市政节目、青年、妇女、儿童等节目。并在工厂、学校、机关发展广播通讯员及组织收听工作。编辑部还设有研究室和文艺室。研究室有主任一人,几名编辑,负责评论、报纸摘要、为听众服务等节目,并负责组织收听、信访接待工作。同时负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俄语、新文字、无线电讲座等节目的组织工作。研究室管辖的资料组,负责收集、剪贴、保管资料,为各部门服务。文艺室有主任一人,下设音乐、戏剧、唱片管理,并以少数专业人员为基础,团结音乐、戏剧工作者和爱好者,组织广播乐团和广播剧团。文艺室担负全台的文艺节目、革命故事、文化节目编排及文艺新闻采访。

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的指示,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与上海电台合署办公,对外是两块牌子,内部是一套班子,华东电台称第一台,上海电台称第二台。组织机构调整为,在台长、总编辑领导下,设立“5室”,即:总编室、第一台编辑室、第二台编辑室、研究室、文艺室。1950年6月20日,经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批准,华东·上海电台党支部属上海市文化局党总支领导。1951年1月13日,华东·上海电台成立编委会,同年9月1日,经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批准,成立台务委员会,同时改组编委会。上海联合广播电台成立后,台长和秘书长都由华东·上海电台委派担任,并在宣传业务上给予指导。1953年10月,上海联合广播电台中的原私营台股东自愿转让私方产权,上海电台以9亿元(旧币)购买。在此情况下,组织领导机构重新作了调整,在台长、总编辑的领导下,组织机构设置为“2部2室”,即:政治广播编辑部,文艺广播编辑部,工务室和秘书室。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的意见,为了加强华东·上海电台机关党的工作,于1954年1月设专职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归属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党总支领导,同年下半年上海电台成立党分总支。

1954年9月12日,国务院颁布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的管理办法,上海电台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直属新闻机构,受市政府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双重领导,宣传业务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台党分总支划归市委机关党委领导。

1955年1月1日,华东行政区撤销后,华东电台随之停止播音,上海电台的组织机构于同年2月相应调整,机构设置为“1室3部”,即:台长总编辑办公室、编辑部、文艺部、技术部。与前所不同的是,秘书室改为台长总编辑办公室,工务室改为技术部。

上海电台第一任台长周新武于1955年2月15日奉调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同年9月22日任命苗力沉为上海电台台长兼总编辑。上海电台广播乐团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办,更名为中央广播乐团。华东广播器材厂修理部则移交给上海电台,更名为上海电台服务部,并在北京东路4号对外营业,这是上海电台最早的经济实体。1955年12月,中共上海电台总支委员会成立,受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党委领导。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决定,着手筹建上海郊区有线广播网;翌年8月14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广播事业处正式成立,上海电台台长兼任广播事业处处长,与上海电台合署办公。同年9月,上海电台重建广播乐团,隶属电台文艺部领导。

上海电台的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经过不断探索、充实和调整,日趋健全。到1957年2月,在台长、总编辑的领导下,设立“2室6部”,即:办公室、总编室、新闻编辑部、政治编辑部、文艺编辑部、节目部、技术部、服务部。1957年5月“反右派”斗争开始,这套组织机构的运转发生变化。是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派检查组到上海电台,台长苗力沉和副台长陈浩天停职检查。1958年初改组了上海电台的领导机构,由检查组组长杨时负责领导全面工作,并组成临时编播领导小组。同年8月14日,经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由15人组成的上海电台整风领导小组,市委检查组组长任整风领导小组组长。第二年,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上海电台成立党组,并设立党总支,杨时任党组书记兼党总支书记。在“反右派”斗争中,上海电台大批工作人员被调往宁夏、青海电台工作,加上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要收缩节目,裁减人员,上海电台于1960年对组织机构的设置又作了调整,改为“1室3部1处1台1团”,即:办公室、新闻部、文艺部、技术部、电视台、广播处、广播电视艺术团。1964年撤销上海电台党组,成立中共上海电台委员会,并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王永贤任党委书记。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关于地方广播电台政治工作机构的报告》精神,上海电台于1965年3月设立政治处,5月建立党委监察委员会。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到1966年底,上海电台的各级组织机构基本趋于瘫痪状态。1967年1月17日,上海电台一“造反”组织宣布夺权;1月18日凌晨零点25分,上海警备区奉命派军代表进驻上海电台,宣布对上海电台实行军管。军管期间,由军代表全权领导上海电台全面工作。1968年2月20日,上海电台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9月22日,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电台,领导“斗、批、改”。1970年8月15日,上海电台成立以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和电台干部组成的党委会,首席军代表和工宣队负责人任党委正、副书记。1973年上海市广播事业局成立后,上海电视台与上海电台并列,但从党的建制上仍是局台合一体制。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军代表和工宣队离开上海电台。上海电台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基础上,开始重建组织领导机构。1978年8月18日,上海电台成立台务委员会。1978年10月10日,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复,由上海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陈晓东兼任上海电台台长,另任命4位副台长,副台长高宇主持日常工作。1979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任命邹凡扬为上海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台台长。当时领导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砍掉的节目上,并逐步建立一批科组和部一级的中层组织机构。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到1981年已建立了台、部、科组三级组织的运行体系。1982年,上海电台机构设置为“1室4部”,即:办公室、新闻部、社教部、文艺部、播出部。1984年1月31日,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高宇为党委书记兼台长、总编辑。为了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5年11月李森华任台长。到1987年,台一级领导班子又作了调整。4月,电台机构设置为“3室6部2委1公司”,即: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总编办公室、新闻部、文艺部、社教部、播出部、技术部、管理部、纪委、团委、经营公司。

1987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体制改革要求,上海电台下设新闻教育台、文艺台、经济台。原属上海电台领导的技术部和管理部划归局相关部门管理。因此,1987年6月,上海电台机构设置为“5室1委1公司”,即:电台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新闻教育节目编辑室(新闻教育台)、文艺节目编辑室(文艺台)、经济节目编辑室(经济台)、纪委、音像公司。电台党委负责人由局党委副书记徐济尧兼任,并设专职党委副书记。1988年,音像公司划归局直接领导。

1989年2月,上海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陈文炳兼任上海电台台长。

进入90年代,上海电台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以组建系列台的改革举措,加强了中层一级组织机构。1993年6月,上海电台设置“2室9部1委1会”,即:党政办公室、总编办公室、新闻节目编辑部(新闻综合台)、文艺节目编辑部(文艺台)、音乐节目编辑部(音乐台)、市场经济节目编辑部(市场经济台)、外语广播教学编辑部(外语教学台)、浦江之声节目编辑部(浦江之声台)、国际节目编辑部(英语台)、播音部、广告部、纪委和工会。

2.广播队伍

上海电台的广播工作者队伍状况与广播事业兴衰紧密相连。1949年5月建台初期,编辑、记者、播音员、行政和技术人员总共才79人。短短几个月,由于节目增加,职工人数增至109名。至11月,上海电台广播乐团、广播剧团相继成立,职工人数增至144名,1950年2月增至228名。公私合营上海联合广播电台并入上海电台,广播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广播工作者迅速增加,至1956年底,全台职工共有570名,其中中共党员110名。

上海电台初创时期,从业人员的主要来源:一是上海市军管会委派,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南下干部,原上海地下党的干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从浙江、苏南、南通、芜湖、厦门等华东地区一些广播电台调来的干部,其中有陈浩天、田志强、柳星三、何允、高宇、陈醇、黄允、李学成等30人。他们大都被充实到台和部门的领导班子。二是原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的留用人员,除旧电台台长陈辅屏、总务科长等少数几人自动请求离职,其他人全部留用,分配适当工作。杨伯枢、朱懋桢还分别被任命为工务科副科长和财务组长。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被聘为顾问。三是向社会招聘,主要是从工人通讯员、“广播之友”中物色热爱广播事业,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写作水平的人员,如汪韵之、葛锦帆、姚尚武等。这批人员大多成为电台的业务骨干。与此同时,多次向社会招聘播音员和技术人员,仅1956年就招聘王忻济等93名技术人员。另外,还有分配进台的大学毕业生。

建台初期广播工作者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比较好。当时,宣传任务重,人手少,资金缺,设备条件差,又缺少办广播经验。在一批南下干部的带领下,全台职工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传统,一边学习一边埋头苦干。编辑部只有少数人有自来水笔,用的墨水是自己用粉末泡制的。开会没有会议室,就在播音室地毯上席地而坐。写稿子没有像样的稿纸,用的是白报纸。陈毅市长在一次审阅广播稿件时发现这一问题,当即吩咐秘书给电台台长挂电话,无论多么困难,要给采访记者创造一切条件。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及1958年下半年的整风“补课”中,台长苗力沉被划为“右派分子”,副台长陈浩天被定为“反党分子”。全台共有22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支援外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共有120多名职工分别于1958年9月和11月,调到宁夏广播电台和青海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业务骨干,从而造成上海电台采编播人员一度奇缺,给开展广播宣传业务带来很大困难。后来陆续从外单位和部队复员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中调进183人。1965年又调出39人,到1966年3月,上海电台共有职工637人,其中中共党员168人。

“文化大革命”使得上海电台广播工作者队伍再遭厄运。1966年6月4日,上海电台召开全台职工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不久党组织停止活动,多数工作人员随节目收缩、停办而中断工作。1968年3月,87名复员退伍军人调进上海电台。不久,全台工作人员被分成大班子、小班子。小班子中包括电视部门38人在内共305人,留在电台的编辑记者仅10余人,播音员7人。这部分人维持为数不多的节目播出。进入大班子的共有440多人。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先是集中到汾阳路上海海关学校搞“斗、批、改”。1969年10月11日,上海电台革命委员会以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基层“四个面向”名义,将大班子中63名业务、技术骨干调离电台。同年10月31日,大班子人员到上海郊区新寺公社参加农村劳动。第二年年初,全部到设在奉贤县的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斗、批、改”。期间又有208人先后调出电台,被调离电台的人约占全台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台有114人被立案审查,占全台职工总数16%,有33人遭受各种打击和迫害,占全台人数5%,有8人(黄凤岐、孟均兴、金国英、宋兴元、贺先华、高君毅、汤永安、吴江帆)被迫害致死,有1名干部(赵庆辉)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上海电台对职工队伍进行重组,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电台在上海市广播事业局领导下,于1980年和1983年2次向社会公开招聘采编人员共35人,其中1980年录用10人,1983年录用25人。这些经过严格考核录用的中青年进电台很快发挥作用,成为业务骨干,邱洁宇、尹明华等还成为台级领导班子成员。随着广播事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发展,上海电台的广播队伍又壮大起来,到1984年底,全台共有职工592人,其中中共党员161人。

为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上海电台经常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还举办专门学习班,组织科以上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组织干部参加各级党校学习班轮训,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党校学习的达50人次,到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培训中心学习的共有105人次。在上海电台内部,建立了领导班子“学习中心小组”制度,定期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文件和方针政策。

为提高广播工作者队伍的文化、业务水平,上海电台对32名初高中毕业生进行文化知识、业务知识补课,使这部分人员的文化水平达到规定要求。在此基础上,鼓励职工上电视大学、函授学院、高等自学考试,进行较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1986年前后,选送18名采编播人员参加北京广播学院设立在上海的函授站学习,经过正规教育,这批学员全部获得大专文凭。通过上电大和参加自学考试等途径,先后有56人获得单科结业证书,30人获得大专学历文凭,25人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文凭。

上海电台还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三次派编辑、记者赴西藏采访,经常派记者到外地采访,并在早新闻中设“他乡见闻”专栏。1991年夏季,皖、苏、浙三省以及沪郊部分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上海电台派出4名记者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采访。同年底,治理太湖流域水患的重点工程太浦河工程开工,上海电台先后派出34名中青年记者、编辑、播音员参加战地广播电台工作。这项工作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表彰。

随着上海电台广播从业人员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优秀节目、优秀稿件不断涌现。记者蒋孙万的录音特写《难以忘却的歌声》、录音特写《不夜的夜上海》,分别在第10届“西柏林国际广播特写未来奖”评选会上获特别奖,第7届“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国际佩特奖”评选中获最佳时事节目奖。广告科吴整风制作的《汽车玩具》也在国际性评选中获得最佳广播节目奖。1993年在第4届“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评奖中,上海电台制作的专题节目《神州风采》获“金编钟奖”。

1993年之前的10年,上海新闻机构两届评审职称工作中,上海电台经评审确认具有高级职称和主任职称的新闻专业人员有45人,具有中级职称的新闻专业人员有110人。上海电台按照评定和聘任相结合的原则,一般都聘任相应的新闻专业职务。

1993年1月,新闻综合台新闻部在实行聘任过程中开展“双向选择”,竞争上岗。按照“990早新闻”扩版要求,因需设岗定编,然后按照自报、公议和对身体、专长条件考核,逐一加以定岗聘任。人员调动面达80%,人员减少三分之一,工作量增加一倍。同时实行工效挂钩,奖勤罚懒,规定每月应完成指标,超额的给予奖励。一年内如有2个月未完成规定品种定额指标的,即不再续聘,由组织人事部门另行安排工作或自谋出路。与此同时,上海电台把廉政建设作为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7~1993年,先后制订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守则》、《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章制度,使职工在各项活动中有章可循,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据1990~1993年的统计,全台有132位职工上交礼金和贵重财物达13722元。

[请老播音员讲光荣传统]

[1978年上海电台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业务骨干]

[上海电台记者冒着酷暑采访市重点工程建设者]

[在广播宣传中不断强化精品意识,优秀节目(栏目)相继涌现]

[上海电台“十佳编辑、记者”:乐建强、王曼华、丁文元、袁晖、雷国芬、贺锡廉、许志伟、庄大伟、仲富兰、毕志光]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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