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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打击以宗教作掩护的反革命分子

2003-3-4 9:47:47

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主要基地,帝国主义在华的教会领导机构大都设在上海。解放前夕,帝国主义教会作了应变部署,妄图保存势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解放以后,帝国主义间谍以宗教作掩护,搜集新中国情报,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破坏活动。上海公安机关依靠和发动群众,结合宗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镇反和内部肃反斗争,揭露、处理了一批以宗教作掩护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一、查封天主教教务协进会

民国37年(1948年),梵蒂冈在上海岳阳路197号设立天主教中央局(Catholic Centre Bureau),对外称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天主教教务协进会是以宗教为掩护,对中国进行情报间谍、政治阴谋活动的联络指挥中心,设有文化事业研究组、法律组、教友传教研究、劳工法研处、圣母军等机构,还设有华明通讯社,广泛收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情报。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田望霖(Allain De Terwangne,比利时籍)、梅雨丝(Meeus Charles,比利时籍)、翟光华(Charles Joseph Mccarthy美国籍)、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美国籍)、莫克勤(A. William Mcgrath,爱尔兰籍)等人,以华明通讯社为掩护,在各地建立秘密通讯员,收集解放军驻军兵力、军事部署和作战情报。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还组织领导各地的圣母军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1月,为加强对圣母军的控制和利用,在上海、北京、天津设立3个分会,出版《圣母军手册》1.2万余册,印发《恐怖的共产主义》、《现代问题解答》等反动书刊20余万册,流传全国各地,蛊惑人心,煽动信徒对抗社会。

1951年6月6日,市军管会设立的接受外资津贴及由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以及宗教团体登记处,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召见天主教中央局负责人华理柱、高乐康等,宣布对天主教中央局进行彻查,着令停止一切活动,由登记处派员调查,听候政府处理。

二、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

圣母军,又名圣母御侍团、圣母慈爱祈祷会,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掩护,反对新中国的非法组织。圣母军设总部、分团、区团、支团,入团时需经过申请、试练,成绩合格者方得宣誓入册。团员分正式团员、荣誉团员、辅助团员和御侍团员。御侍团员是圣母军的核心。民国37年,天主教教务协进会成立后,梵蒂冈驻国民政府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美国籍)将圣母军总部设于该会,派莫克勤和沈士贤为总部负责人。上海是全国圣母军的指挥中心。

1951年7月,天津市首先取缔圣母军反动组织。7月20日~8月初,莫克勤、沈士贤等多次在上海召集会议,讨论对策,表示“坚决拒绝登记”,采取主要负责人分散隐蔽,转移文件,烧毁罪证等应变措施。同时,加强内部控制,散布荒诞言论,毒化教徒思想,图谋制造“殉教”事件,肆意对抗。

1951年10月4日,市公安局根据爱国教徒检举,经过侦查,对煽动教徒对抗人民政府,进行破坏活动的圣母军支团指导司铎徐应乔及张秋霖、徐文忠、金顺福4人依法逮捕。10月6日,市公安局又将隐藏在斯高中学(今建设中学)利用圣母军从事破坏活动的意大利人苏冠明(Suppo Michele)、古悦天(Marius Cuomo)和圣母军上海办事处莫克勤依法逮捕,查获收发报机、武器等一批罪证。10月8日,市军管会发布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布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正常的信仰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决定自当日起取缔圣母军反动组织,并颁布《上海圣母军人员登记及退团办法》,规定“凡在圣母军支会及支会以上各级组织担任职员以上职务者,均须赴登记处登记”,“圣母军普通团员,均须亲赴住址所辖之公安分局的圣母军人员登记分处声明退团”。市公安局设立上海市圣母军人员登记处,负责办理登记及退团手续。10月12日,公安机关举办圣母军罪行展览会。期间,有409名圣母军职员和团员到公安机关登记、退团。

1953年5月初,结合侦破田望霖间谍案和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富施公(Fuch Frederick,德国籍)的斗争,上海进一步开展取缔圣母军的斗争。同年6月,公安部指示“为了更好的争取教育广大圣母军一般团员,对登记退团方法作了修改,即一般圣母军分子退团时可不履行手续”。根据上述部署,市公安局重点做好一般成员的争取工作,又有一批人到公安机关退团。1955年9月8日,上海公安机关破获以宗教作掩护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后,又有194人前往登记、退团,其中圣母军职员登记41人,团员退团153人。9月20日,上海市圣母军人员登记处及各分处机构宣布结束。圣母军登记工作基本完成。在取缔圣母军过程中,公安机关先后依法逮捕处理了少数有破坏活动和抗拒登记的圣母军骨干分子。对在处理中存在的极少数偏差,于1957年复查时均得到纠正。

三、打击上海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

解放前,上海天主教区一直是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阵地。1951年后,全国各地广大天主教徒掀起反帝爱国爱教运动,但上海教区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梵蒂冈指使下,以宗教活动为掩护,坚持进行敌视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在教徒中继续进行反动宣传,攻击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并以上海教区为中心,向各地扩散,企图破坏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针对上海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及华东公安局的统一领导下,从1953年6月15日开始,上海天主教反帝爱国斗争逐步展开。6月15日晚,经过侦查,上海公安机关破获2件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间谍案,依法逮捕13人。对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帝王堂、首善堂、徐家汇神学院、方济各堂、玛利诺会进行清查,搜获隐藏的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手枪以及其他罪证。6月17日,上海天主教内的反动势力煽动以帝王堂为中心的一批情绪对抗的教徒和公教青年团(简称“公青”)分子,向公安机关执勤干警示威。公安机关按照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原则,把帝国主义分子与一般教徒、策划者与受蒙蔽者区分开来,对策划骚乱破坏的首要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对妨碍公安人员执行公务的教徒予以驱散;对活动嚣张的“公青”分子,由学校开除学籍;对受骗参与活动的一般教徒,分别进行教育,启发他们揭露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提高觉悟,反戈一击。6月18日,在第二医学院等4所学校召开会议,发动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掩护,进行反对新中国的破坏活动。6月20日、22日,卢家湾区和徐家汇区分别召开有3000人和1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控诉揭发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6月25日,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市公安局代表在会上通报侦破2件隐藏在天主教内进行间谍活动案件的情况,陈毅市长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动员全市各界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决议。7月初,帝国主义分子在圣母院育婴堂残害婴儿的罪行被公开揭露,使广大群众和教徒受到一次深刻的反帝爱国教育,激起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愤怒。7月7日,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有违法犯罪活动的反动神职人员5人和公开造谣破坏的反动教徒6人。在“公青”分子活动最为突出的第二医学院、向明中学,由校方开除18名“公青”分子的学籍,破获在校内张贴反动标语案2件。7月18日,全市召开有1.8万余人参加的各界代表会议,公安机关当场宣布驱逐马尔敦(Martin Geneveve,法国籍)等5名帝国主义分子出境的决定。7月24日,公安机关破获圣言会帝国主义间谍案,依法逮捕郑国光(Schneider Matthias,德籍)、富施公。

在这场斗争中,先后侦破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情报活动案6件,依法逮捕中外籍间谍特务分子27人,破获张贴反动标语案2件,缴获手枪4支、子弹300余发、手榴弹6枚、收报收音两用机2架,以及情报底稿、密写工具、秘密文件等一批罪证。为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在整个斗争中,公安机关驱逐一批帝国主义分子。同时,在几个重点地区打击处理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教徒。

四、侦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

上海解放后,龚品梅纠集天主教内一批反动神职人员,组成反革命集团,根据美国和罗马教廷的指示,利用控制的教会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以策应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攻大陆。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龚品梅威胁农民教徒“不得承认分得土地所有权”,“不得参加斗争地主”。龚3次召集上海、苏州、海门3个教区的100名神职人员在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开会,策划对抗土地改革,并在上海市区和川沙、南汇、松江、七宝等地天主教徒中广泛传达,强迫教徒遵照执行。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龚品梅诬蔑中国抗美援朝是“不正义的战争”,阻挠青年学生参军。还在中外籍神职人员中公然散布希望侵朝美军打来上海,解除“倒悬之苦”。1951年10月,上海市军管会命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时,龚以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名义,命令所有圣母军分子不准向人民政府登记,声称“登记即叛教”,公开进行对抗。1951年冬,龚品梅秉承梵蒂冈指示,阻挠教徒在和平宣言和爱国公约上签字,并称“参加和平运动等于犯大罪”。1952年底,龚品梅提出所谓“天国路线”,与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对抗,教唆教徒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抵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挠职工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在抗美援朝期间,竭力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蒋介石马上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准备放弃华东,撤退上海”,扬言要把“共产党员一个个杀死”。龚任上海教区主教后,即委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才尔孟(G·M·A·Germain,法国籍)为“主教顾问”,接受才尔孟资助的黄金1806两,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才尔孟被驱逐出境后,龚品梅仍与其保持联系,并提供政治、经济情报。1953年3月,龚指使陈天祥、朱树德、朱洪声、陈云棠等组成以宗教为掩护的“第二基督”、“无玷之心会”秘密组织,进行秘密训练,形成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1953年,市公安局破获帝国主义分子翟光华案时,龚品梅提出“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口号,与人民政府对抗。龚在主教府及董家渡天主教堂内,窝藏迫害爱国志士30余人的反革命分子袁家潢国民党军统特务邓家俊等人,还积极支持反革命集团“救国革命党”在崇明进行武装暴动。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编写大批反动书刊印发到各地,并发出指示,严禁教徒爱国,提出“教徒不能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准教堂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们还在一些教堂内私设监牢,非法禁闭爱国教徒。

由于龚品梅把持了天主教上海教区的领导权,因此,摧毁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上海镇压反革命斗争和宗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周密部署,1955年9月8日晚,全市统一行动,依法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183人。缴获大批罪证,其中有收发报机3部、收报机1部、发报机2部、手枪5支、子弹1382发、军用橡皮艇、军用地图、军用电讯器材、国民党国旗党旗,以及龚品梅给各地教会的秘密指令和文件。为进一步教育和发动群众,市长陈毅出席由宗教部门召开的神职人员会议,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举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有3万多教徒参加各区声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

1960年3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理,对集团主要成员进行判决。依法判处龚品梅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一批骨干成员有期徒刑。龚品梅被判刑后,公安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对龚品梅进行形势教育、爱国教育和宗教政策教育,安排龚品梅参观市政工程和经济建设成果,同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促使龚品梅思想有所转变。1985年5月14日,龚品梅在亲笔认罪材料中供认自己听受格寿平(Fernand La cretelle,法国籍)的指挥,运用主教的地位,命令教区神职人员破坏人民政府的各项运动和政策法令,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在中国,一如燎原之火,不数年而天下归仁”、“获得亿万人民拥护”,“我竟螳臂挡车,与之争衡,反抗与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政治运动,犯了反革命罪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教义圣经的完整和保护正常宗教生活,我该当遵守”,“所以我今深感政府对我教育照顾之恩德,痛悔往年一切对抗政府的罪行,定要拥护创造新中国、爱民如子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遵守国家的宪法及政策法令,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守法爱国,守诚爱教而贡献有生之日,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四化建设而努力。”鉴于龚品梅已关押30年,年老体弱,又有一定认罪悔改表现,1985年7月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宣布龚品梅准予假释。在法庭上,龚品梅表示“感谢政府给我宽大,我以后要守诚爱教,守法爱国,做个人民”。1988年1月5日,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龚品梅在假释考验期内遵守宪法和法律,没有发现有危害社会行为,决定减免龚品梅的剩余假释考验期,并恢复政治权利。同年5月11日,龚品梅被批准去美国治病探亲。

五、破获间谍华理柱案

华理柱于民国37年5月来中国。同年8月,梵蒂冈决定华理柱留在中国,担任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与黎培里一起从事敌视中国的破坏活动。1951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停止活动后,华理柱仍继续进行活动。1958年10月18日,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华理柱。经过审讯与调查证实,华理柱担任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期间,利用掌握的华明通讯社,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上海解放后,华理柱利用各地教会的通讯员,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青岛以及国民党飞机轰炸宁波等军事、政治情报,报送梵蒂冈。1951年6月,华理柱通过帝国主义分子葛怀仁(Joseph Patrick Mccormack,美国籍)等人搜集中国修建军用机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数量、装备、作战能力、防空设施等军事情报。1951年7月,天津市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时,华理柱与莫克勤、赵玉明(Gustave Pre Vost,加拿大籍)等人商议,策动圣母军分子抗拒登记。抗美援朝期间,华理柱又与黎培里共谋起草反动通谕,发表反动文章,转发罗马教廷的指示,要求龚品梅和全国各教区主教订立“誓愿书”,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华理柱还批准出版反动书刊,向各地散发,挑拨教徒与人民政府的关系,破坏各地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1960年3月18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华理柱有期徒刑20年。1972年提前释放。

六、打击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倪柝声,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为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新四军情报。民国36年,倪利用重庆“基督徒聚会处”,掩护英国间谍梅特生、柏尔向西藏一带进行间谍活动,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倪举行反共祈祷,诅咒人民解放军象“埃及人过红海一样,淹死在长江里”。上海解放前夕,倪在上海发起“青年赴台运动”,诱骗青年学生随国民党逃亡台湾,还指使南京、青岛的长老带领一批教徒去台湾。上海解放后,倪以经营教会所办企业为掩护,利用其基督教小群派负责人的身份,勾结李渊如、汪佩真等人进行反革命集团活动,操纵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进行反革命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破坏宗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实现其“用福音代替革命”,“用福音消灭革命”的目的。1950年1月,倪去香港与“基督徒聚会处”李常受会晤,商讨反革命活动计划,并将其收集的军事、经济情报提供给台湾国民党。1950年7月,倪勾结李渊如等人煽动教徒签名,抗拒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时,阻挠青年学生参军。1952年4月,倪因经济犯罪被东北公安部逮捕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其他成员继续活动。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他们攻击是“灾难”,是“毁灭世界的预兆”,宣扬所谓“天国路线”。1955年,兵役法颁布后。他们造谣说“台湾打过来了,解放军打了败仗,海水被解放军染红了”、“浦东一带解放军,强迫青年当炮兵”。内部肃反运动开展后,攻击是“教难”,指使教徒隐瞒历史,毁灭罪证,抗拒交代。倪利用开设的生化药厂,大量偷税漏税,共计172亿元(旧币)。倪还奸污教会中的妇女和养女。

上海公安机关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1956年1月29日晚,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采取统一行动,依法逮捕骨干分子30人。1月30日,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开有2000余名教徒参加的大会,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伯明通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副市长许建国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号召广大基督教徒走爱国爱教道路。1月31日,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由小群派骨干在会上现身说法,控诉倪柝声集团的反革命罪行。2月22日,在“基督徒聚会处”所在地召开全市控诉大会,参加的有小群派教徒2400余人,还有南京、无锡、扬州、苏州等地基督教各教派的代表180余人,有8人在会上控诉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行。从2月8日起,市公安局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揭露倪柝声勾结帝国主义,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人民政府政策法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大量事实,参观群众1.3万多人。至4月底,全市小群派教徒中,参加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占教徒总数的75%。5月,对85名小群派执事,采取集中学习的办法,在耐心教育,提高认识,谈清问题的基础上,按照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公安机关经审理后移送检察机关。1956年6月21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倪柝声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其他案犯也分别作出处理。

1960年后,小群派反动势力的活动又有抬头,公安机关配合宗教事务部门加强管理教育,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确保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

七、取缔基督教“王国聚会所”

基督教“王国聚会所”正式名称是“守望台圣经书社”,又名“耶和华见证人”、“神治国会”,总会设在美国。上海“王国聚会所”建于民国36年,由英国人龚斯坦(Stanley Bamesy Jones)、金海露(King Habold George)2人负责,共有信徒200人左右。1956年10月开始,龚斯坦、金海露退居幕后操纵,由中国人顾政书出任会长,并成立三人委员会,领导该会工作。上海解放后,该组织未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龚斯坦、金海露2人来华后,一直从事反共破坏活动:利用宗教掩护,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上海解放后,龚斯坦、金海露接受美国总会长诺尔“留守坚持,继续斗争”的指示,组成核心,企图在北京、天津、陕西等地建立组织。假借传道名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魔鬼的制度”,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是“逮捕无罪的百姓,不花分文代价,为共产党劳役”,公私合营是“恐怖运动”,是“共产党掠夺人民财产”;解放台湾是“侵略”。上海解放后,他们非法印制反动画刊、传单1万余份,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宣扬“世界末日来临”,并在街道、里弄中秘密散发,叫嚣“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1958年10月14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在“王国聚会所”所在地张贴布告,宣布基督教“王国聚会所”并非宗教团体,是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特决定自当日起,明令取缔,责令停止一切活动。同日,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基督教“王国聚会所”主犯、帝国主义分子龚斯坦、金海露以及骨干分子20余人,经审理后移送检察机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龚斯坦有期徒刑7年,判处金海露有期徒刑5年,刑满后驱逐出境。

反动组织“王国聚会所”被取缔后,部分骨干分子虽受到处理,但仍不悔改,暗中串连,秘密活动,企图重新恢复组织。他们在境外反动势力支持下,从1974~1991年,一次又一次进行复辟活动。公安机关对此也一次又一次给予打击处理。

八、侦破朱洪声反革命集团案

1979年初,刑满留场就业的原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朱洪声、陈天祥、朱树德等人,秘密策划建立地下教会。他们在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会的直接指挥下,组成以朱洪声为首的旨在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5人核心,在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青海、河南、河北、福建10个省市进行秘密串联活动。

1981年11月19日,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首要分子朱洪声和骨干陈云棠、陈才君以及煽动聚众闹事的刑释分子沈百顺,查获梵蒂冈给朱洪声等人的秘密指令、活动经费和一批活动罪证。同时,配合青海、安徽、江西3省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流窜来沪的反革命分子4人,通过审讯,朱洪声等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1983年3月25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朱洪声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其他各犯也分别依法进行处理。根据公安部指示,1987年9月,对年老体弱、刑期过半、认罪较好的朱洪声、陈云棠,先后依法减刑,释放安置。

九、取缔“呼喊派”非法活动

所谓“呼喊派”,是国内基督教中极少数流亡在国外的反动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和资助下,利用宗教形式,渗透到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1962年,原“基督徒聚会处”头子李常受在美国创立“呼喊派”组织。1979年,李常受乘中国对外开放之机,向国内进行渗透,策划建立和扩展“呼喊派”的组织和活动,先在广州建立秘密据点,后又把活动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市,上海是重点渗透地区之一。李曾多次派人来沪发展成员,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点线。1979年初,香港“呼喊派”派人入境与上海原基督教小群派张锡康等人联络,带来了李常受的讲道录音和反动书刊。1980年初,境外“呼喊派”加紧对上海渗透,先后派出20多人来沪,上海市参加“呼喊派”活动的有50余人。他们反对“自治、自养、自传”,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接受海外反动势力的经济资助,撰写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迫害教会的反动宣传品,向境外提供情报。为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1983年3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对参与“呼喊派”活动的为首分子张锡康、贺兆清依法逮捕。同年11月22日,报请市政府批准,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取缔反动组织‘呼喊派’的决定》。宣布:“一、取缔‘呼喊派’反动组织,禁止一切活动,收缴其所有反动宣传品及非法印刷工具;二、对‘呼喊派’反动组织的为首分子,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受蒙蔽参加‘呼喊派’活动的一般成员,必须提高政治觉悟,分清敌我界限,凡能爱国守法者,不予追究,不加歧视,一些继续执迷不悟,必将依法惩处。”在宗教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上海公安机关对“呼喊派”反动组织进行了全面取缔,对参与“呼喊派”活动的7名骨干分别进行传讯审查;对参与“呼喊派”活动的一般成员,会同宗教部门举办学习班,提高认识,认清问题,反戈一击。同时,在上海市基督教界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揭露“呼喊派”的反动本质和罪恶活动,受教育的教徒达1万多人。整个取缔工作,历时2个月告一段落。1984年10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张锡康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判处贺兆清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86年后,上海“呼喊派”又重新抬头活动,公安机关再次开展工作,不让其蔓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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